〔1〕
列车一过秦岭，绿荫便消失了，铅云密布，壮阔的天地之间是萧索的黄，寒意扑窗而来，棉衣冻得像铁一样坚硬。夜里，天寂寥悠远，星辰四散。如果有月，月色是会很亮的，但别太高兴，月光不一会儿就会暗下去，是大风将棉絮似的云朵吹过来了。地上的风沙也在飞卷，雪零星地下着，飘落在已没有了翻滚声的干涸的河床与漫漫黄土上。
来到这样的地方，望天地之悠悠，会分外觉得个人命运的渺小。
山西的冬天，是有别于上海和武汉的另一番景象，它的地貌坚韧雄浑，在刚健中透着包容与贯通，似有着开阖万物的大力。时间退回到1938年1月，二萧正式决裂之前，萧红一行人经过这里，看到了春旱中干枯的黄河，看到山脉平原在沧桑中透出一种美却悲凉的气势，这群久居南方的作家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北方大地对春天的渴望。与萧红等人同行的还有诗人艾青，在听到端木蕻良感慨“北方是悲哀的”之后，艾青文思涌上，提笔写下诗句《北方》：
一天，
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
对我说：
“北方是悲哀的。”
不错，
北方是悲哀的。
从塞外吹来的
沙漠风，
已卷去北方的生命的绿色
与时日的光辉
——一片暗淡的灰黄
蒙上一层揭不开的沙雾；
那天边疾奔而至的呼啸
带来了恐怖，
疯狂地
扫荡过大地；
荒漠的原野
冻结在十二月的寒风里，
村庄呀，山坡呀，河岸呀，
颓垣与荒冢呀，
都披上了土色的忧郁
……
铁轨摩擦的声音，在冬天听起来让人觉得寒冷和寂寞。这不过又是一次短暂的漂泊，萧红凝视着车窗外的天地玄黄，那是喧哗消歇之后繁华尽逝的怅惘。此时的她，已无少年时激流勇进的意气与冲劲，面容与眼神清灵依旧，却增添了几分沉淀与沧桑。
1938年2月，萧红一行人到达临汾，入驻民族革命大学。不久，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潼关也来到这里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两位传奇女作家终于得以相会。对于她们来说，彼此闻名已久，这一次相见意义非凡。多年以后，丁玲回忆起这次相遇，依然记忆犹新：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
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
萧红在她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对病床边的骆宾基追述：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属于女性的柔和。
丁玲，“五四革命后第二代善写女性并始终持有女性立场的作家，以第一个革命女作家的姿态打破了冰心、庐隐创作的停滞和沉寂。”同时，她也是冲破旧家庭牢笼，在五四精神感召下得以觉醒进而接近社会革命的新时代女性。1928年，24岁的丁玲完成了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妙龄之年，以让人惊艳的文才蜚声文坛。“莎菲的苦闷，是五四时期获得个性解放的急进青年，在革命低潮中陷入彷徨无主的真实写照，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批判性，也对当时青年的时代苦闷起到聚光一照，发人深省的作用。”同自己笔下的莎菲一样，年轻的丁玲是五四浪潮中叛逆女性的代表。
与萧红一遇已是多年之后，那一年，丁玲34岁，萧红27岁。此时的丁玲早已脱掉红装，换上军装，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之中。在延安，毛泽东曾为丁玲赋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是个非凡杰出的女子，她充满激情又不乏理智，个性坚强又不失浪漫。和萧红一样，她有着极强的女性主义意识，但她与萧红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这个豁达健朗的女子，不论在何种遭际之下，都能眼含热烈的光明，保持飞扬的姿态，因洞悉世情，心灵是通透而不惶然的，或许会因挫折有一时的忧郁，但她无惧未来，无惧风雨：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文坛上的两位天才女作家有一张珍贵的合影：萧红一袭黑裙，白色围巾，带着温润的笑意席地而坐，有一种静美的矜持。丁玲浓眉大眼，身材微胖，皮肤粗糙，戴军帽披大衣，浪漫柔和的女性气质消失殆尽，豪爽不让须眉，任谁都无法想到这就是当年写莎菲女士的那个敏感多愁的女郎。
丁玲比萧红年长七岁，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变化均来源于她比萧红复杂得多的人生经历。初遇之时，丁玲看到萧红，就如同看到写“莎菲女士”时那个孤独、挣扎、彷徨又极度反叛的自己。那个时候的她，文学或许是唯一或是最重要的一种追求，但现在已然不是了，血脉中的文思注定了她要成为一个作家，可灵魂里却滚动着一个战士的激情。萧红见到的丁玲，是一个已经浴火重生的丁玲。
同能独立思考女性的生活遭遇，同有一支善描女性的妙笔，同样易感而多情，两位同时代的伟大女作家，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尽管如此，国家的命运尚且处在不断的动荡之中，颠沛流离的小人物，无论做何种选择，谁又有资格去评说其得失成败？丁玲与萧红，她们的人生经历与她们的作品一样精彩，一样充满波折，不论是放弃还是坚守文学创作，她们都在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一本大书。
虽然人生观与价值观俱不相同，但这并不妨碍丁玲与萧红在文学理想上发出共同的声音。在临汾，她们有过许多次倾心长谈。丁玲回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出于爱护之心，丁玲还将自己的大衣和皮靴送给了萧红。
在时代巨变中，民族的忧患促使丁玲带着真诚与热情奔赴延安，在体验与感悟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的同时，书写大时代的风云变迁，并改变了自身的命运轨迹。但文学对萧红来讲是一种充满能量的治愈，是她能忘我翱翔的天空，她始终认为一个作家首先要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她将一生纯粹而完全地献给了文学，选择从另一个侧面去书写大变革下人民的生活与奋争。
是的，一切都是自由的。她可以自由地做这样的选择。
在临汾的日子，萧红与朋友们担任着学校的文艺指导，和学生畅谈时局与文学创作，同时完成了长篇散文《记鹿地夫妇》。
“东临雷霍，西控河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临汾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这里成了北方最重要的抗日中心之一。
民族革命大学是军阀阎锡山创办的。当时由于阎系溃不成军，地方行政干部远走大后方，阎锡山急需充实抗日的有生力量，因此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倡议，成立了民族革命大学。这所大学设军事系、政治系和民运系，因由进步力量任主力，全校政治空气非常浓厚，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吸引了无数杰出人士如沈钧儒、李公朴、潘汉年等等，一时间名流荟萃，热闹非凡，全国18省的学生更是慕名而来，既有平、津、宁、沪、东北流亡青年，也有归国华侨约5000人。
萧红、萧军、丁玲到达临汾之后不久，贺渌汀、塞克等人与“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一队”也来了这里，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汇合。在民族革命大学，自由的气氛空前热烈，大家聚集在一起谈创作也谈理想，虽然生活简陋艰苦，时局也随时有变，但这里依旧是他们短暂的乌托邦。
萧红有了更多的空间与时间去思考文学创作，聂绀弩在《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中记叙，萧红对于人生定位、自己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处境，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
聂绀弩说：“萧红，你是才女，如果去应武则天的考试，究竟能考多高，很难说，总之，当在唐闺臣前后，绝不会和毕全贞靠近的。”
萧红笑而应道：“你完全错了。我是《红楼梦》里的人，不是《镜花缘》里的人。我是《红楼梦》里的痴丫头。”
对这份“痴”，萧红是这样理解的：“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的，似乎要我相信我是天才之类……中国的所谓天才，是说天生有些聪明、才气。俗话谓之天分、天资、天禀，不问将来成就如何。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作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
说到《生死场》，她沉吟片刻，提到了她的导师鲁迅，并将鲁迅与自己稍作了一个比较：
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他的人物，有的也曾经是自觉的知识分子，但处境却压迫着他，使他变成听天由命，不知怎么好，也无论怎样都好的人了。这就比别的人更可悲。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呢。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
流离乱世，对于渴望安下心来好好写作的人是不利的，战争总是阴魂不散，能静下心来的日子，越来越少了。
〔2〕
青春，如此自由，如此张扬，它盛大而绚丽地绽放着。
动荡的年月里，有一群年轻人怀着各自美好的愿景，拼尽全力去追求理想、实现理想，像自由自在的追风者，沐浴着星光，踩着铺满一路的灯火，在呼啸的劲风中奔向前方。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告别了自己原有的生活轨迹，有的人放弃了爱情，有的人也付出了生命。一个时代的浪漫与残酷，宛如镜的两面，一面是阳光灿烂碧海晴空，一面波涛汹涌风云狂飙。这一群追逐着风暴的人，张开翅膀，各自选择了属于自己的方向，各自承担这份选择背后的代价。
安宁是短暂的。20天后，山西时局动荡，日军兵分两路攻向临汾，民族革命大学的人员开始四散，准备撤往晋西南的乡宁一代，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命向西安靠拢。正是在那里，在去和留的问题上，萧红与萧军产生了相处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分歧。
风鼓荡着院落的旗帜，簌簌作响。眺望天空，浓重的云层上端，光线一层一层堆叠着，瞬息万变，似映射着一个人青春的悸动、理想的荣耀以及沉淀后的不安与寂寞。又要下雪了，白色冰晶从天上无声又浩瀚地飘落，像极了爱情逝去时的挽歌，缥缈，绝望，猝不及防。
还要继续颠沛流离吗？还要再过那种朝不保夕、漂泊无依的生活吗？萧红已经想止步了，那种不确定感与不安全感让她时刻都在忧心恐惧。她需要安定地创作，平静地生活，这不光是出于她作为一个作家，也是身为一个女人合乎情理无可厚非的想法。她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归宿，渴望一个港湾，希望爱情能长久，可她就像一个不断探手去抓住风的人，伸得越远越是虚空，握得越紧越是徒然。她手中依旧一无所有。
萧军何尝不也是一个捕风的人，只是与萧红的方向南辕北辙。他渴望的是战斗，安逸平静非他所愿也非他所喜，他时刻都有充足的荷尔蒙与好奇心去面对外面变化多端的世界。
在《从临汾到延安》一文中，萧军回忆了他和萧红争执的细节。
萧红质问：“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价值更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萧军回答：“人总是一样的……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三郎，我知道我的生命不会太久了……”萧红恳切地央求，“我不愿生活上再使自己吃苦，再忍受各种折磨了……”
可惜萧军听不进去了。他执拗地想要离开，不论是去打游击也好，还是去做别的什么事情也好。这样的想法其实早已有之，之前也许是旧情难断，也许是顾念萧红体弱多病，一直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但这一次争吵时，他终于还是说：“我看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到时候我们再见，如果还愿意在一起就在一起，如果不愿意，那我们就永远地分开吧。”
如果真的分手，这将是多么强硬、多么神圣、多么有余地又多么讽刺的理由。
萧红伤透了心，失望到了极点，只回答了一句：“好的。”再无多言。
人是矛盾又无助的。很想掌控好人生，为生活中既定的目标奋斗，但未来永远会超过预期。生活涉及的背景宛如棋盘一般复杂，但个人命运在其中却像抽奖一般充满了随机性。时代、经济、政治、家庭、性格……各种因素庞杂烦琐盘根错节，使得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会不断地与反复出现的遗憾、缺陷以及弊端对抗、质问，不得已由其推动，要么达成和解，要么继续反抗，但最终还是会背负属于自己的沉重包袱，独自上路。
在苦难生活中并肩走了多年的伴侣，此时并头躺在炕上，沉默地看着天花板，时光的更漏一声长一声短，敲击着疲惫的心。这段感情如观远山大火，只能眼睁睁看着爱情的森林被大风连根拔起，被烈焰焚烧殆尽，只因身已远，心有余而力不足，谁也不愿再去挽回，谁也不愿再向前踱出一步。
一个句号就这样慢慢地画好了。选择离去还是选择停留，最终都变成理性的回归，而非感性的迂回。
萧红在日后向老友聂绀弩倾诉道：“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聂绀弩回想，当时在临汾分手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二萧之间谈过一些什么话，看起来两人在表面上都只将这一次当作一种暂别，萧军的兴趣不高，所以就让他留下了，结果却不是这样。分别那晚，萧军去送他、萧红、丁玲、塞克等人，到车站快开车的时候，萧军和聂绀弩在月台上走了好一会儿。
“时局紧张得很，”他说，“临汾是守不住的，你们这回一去，大概不会回来了……这学校（民大）太乱七八糟了，值不得留恋。”
“那么你呢？”
“我不要紧，我的身体比你们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诉萧红。”
“那么萧红呢？”
“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绝不先抛弃她！”
听到这句话，聂绀弩为之怃然了许久。身为朋友，他无比希望萧红与萧军生活美满，有个幸福的结局。起初他还以为只有萧军早有离意，在听见萧红诉说她的屈辱之后，才知道她也跟萧军一样：临汾之别，大概彼此都明白是永久的了。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这是二萧真正的诀别。性格的差异和价值观的殊途，让两人长期以来备受煎熬。也许从他们相遇的那一刻起，分离便是一场躲不过的宿命。
萧军只身留在民大，萧红则随丁玲前往西安，同行的还有聂绀弩、塞克及大部分民大教员，包括端木蕻良。
一个作家，其作品被人喜爱与尊重，也许是对他最大的鼓励与赞美，而萧军对萧红却非常吝惜赞美之言。至于情感的安慰、生活中的确定感，在两人相处的后期，萧红在萧军身上也几乎没有得到过多少。端木则对萧红的文学天赋给予了极大的赞扬。日本作家鹿地亘说过：“萧红和曹白都是先天的文学家！”端木评论说：“这是对的，他们走向艺术的出发是从内心里迫近的，并不是从知识出发的。”在写作路线上，端木蕻良与萧红也大致相近，他们俩都不会写一些非常政治化的文章，对政治保持着克制与疏离。
比较起来，端木蕻良与萧军有着截然相反的性格。与萧军出身贫民不同，端木蕻良的家庭十分富有，他清淡儒雅，他所具备的良好的教养在萧军身上是见不到的。在萧红朋友们的眼中，端木是个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异类。
张梅林是这么描述他的：长长的鬓发，有点驼背，有着嘶哑声带，穿着流行的一字肩的西服，他从瘦细的手上除下鸡皮手套……
即便是丁玲，也曾在多年后坦承：“端木蕻良和我们是说不到一起的……我们那儿的政治气氛是很浓厚的，而端木蕻良一个人孤僻、冷漠，特别是对政治冷冰冰的……看那副穿着打扮，端木蕻良就和我们不是一路人。”
端木的举止形容更是大受萧军鄙薄，他以无比轻蔑的语气形容道：“他说话总是像一只鸭子似的带点贫薄味地响彻着，这声音与凹根的小鼻子，抽束起来的口袋似的薄嘴唇，青青的脸色……完全很调配的。”
可见他对端木的厌恶已到极点，当然这是有原因的。但更让萧军愤怒的，也许是在涉及日常生活的细节与表现上，萧红更愿意接受端木蕻良，而并不太接受他所表现出的那种粗犷、简单与鲁莽。
古城西安，高大的梧桐探出枝梢伸向云端，鸽群带着哨音飞过薄暮的城阙。端木蕻良醉心书法，他最爱去的地方是碑林，萧红有时候也会陪他去。端木兴奋地欣赏着古人的遗墨，给萧红热情讲解，斜阳投下柔和的阴影，两个人在那一刻的心应该是宁静快乐的。人与人之间，内心的触动和一些会心的交流，其实无须用言语来表达，在某一个瞬间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端木的细腻温和毕竟与萧军不同，只是不知在午夜梦回时，萧红是否会忆起多年前雨落如深潭、蝉声似急雨的盛夏，命悬一线的她，独坐昏暗的窗前，依依盼望着那个热情的诗人，那个她想爱又不敢爱的男子，他的眼神那般明亮，他曾为了她排除万难涉水而来。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天长地久的誓言，终如一首唱罢的春曲，只余忧伤的余音缭绕在记忆之中。
也许有人会遗憾，以萧红耀人眼目的才华，当有一个足够能匹配她的人生伴侣才算完美，可平心而论，浪漫的激情总会被残酷的现实折堕在地，才华如果没有落到一个踏实的生活中去，没有得到呵护与珍惜，也注定会凋零衰颓。端木的情，或许不同于普通定义上热烈如火的爱情，但也不必全盘否定其中的真与诚，更不必否定萧红对这份真诚的现实需要。
在西安，萧红与聂绀弩、塞克等人共同创作了反应抗战的三幕剧《突击》，《突击》上演后，场场爆满，轰动了西安城。在这段日子里，萧红给胡风写了一封信，询问《突击》的稿费事宜，并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一直没有写稿，同时也没有写信给你。这一遭的北方的出行，在别人都是好的，在我就坏了。前些天萧军没有消息的时候，又加上我大概是有了孩子。那时候端木说：不愿意丢掉的那一点丢掉了，不愿意多的那一点，现在多了……”
整个西北抗战情绪高涨，延安成了众多进步文人心中的圣地。此时，面对近在咫尺的延安，萧红选择了止步不前。
〔3〕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这是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里充满遗憾的感慨，她非常希望萧红能和她一起去延安，但可惜，萧红是个心里打定主意便绝不动摇的人，因而丁玲也只能感叹自己于事无补的“徒劳的热情”了。
萧红并没有一个非常坚决、非此即彼的政治立场，即便她始终站在同情弱者的那一端，她也只想做一个无党派人士，对于政治她不擅长也不了解。是命运也是性格所向，她的选择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最终，萧红与端木蕻良留在了西安，而聂绀弩则随丁玲去了延安。不久，聂、丁二人回来，身边却多了一个人——萧军，萧在去五台山的中途折返延安，和聂、丁二人碰到，然后一起回到西安。
记忆会保存一些东西，又会遗漏一些东西。对于二萧与端木的这一段插曲，不同人的叙说与回忆有着很大的差别，甚至会截然相反。这种不一致与思想个性的不同有关，与对事情的体验不同有关，也与记忆自身的消减或增添有关。正如苏联作家爱伦堡所说：“人们，特别是作家们，在他们合乎逻辑地、详尽地叙述自己生平的时候，经常用臆度揣测来填补空白，使人难以辨别他的真实回忆在哪儿结束，虚构的小说又是从哪里开始。”
心中的你已不见，再见的也已不再是你。萧红、端木与萧军，三人此时重遇，彼此的关系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后人主要通过聂绀弩、萧军、端木蕻良等当事人的回忆来分析了解当时的情况。从诸人回忆透露出的细节，可以看到三人重遇时那濒临到临界点的紧张。痛也好，爱也好，恨也好，屈辱也好，失望也好，所有复杂的情绪，全在这个时候迸发出来。
据聂绀弩回忆，他们一进到入驻的院子里，就听见丁玲的团员在喊：“主任回来了！”萧红和端木一同从丁玲的房里出来，看见萧军，两人都愣了一下。端木走过去和萧军拥抱，但神色一望而知含着畏惧和惭愧，是那种“啊，这一下可糟了！”的意思。聂绀弩则走进他的房间，端木连忙跟着过去，拿起刷子给他刷衣服上的尘土，并低头说：“辛苦了！”但让聂绀弩放在心上的是端木的这句话：“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这让聂绀弩顿时恍然：坏事了，他的朋友萧红——他心目中那只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
认定了萧红与端木之间的关系，聂绀弩深深扼腕。
端木蕻良回忆的是：当时萧军大踏步走进屋，和萧红因为这件事发生争吵，甚至要和端木打架，萧红连拖带拽地将萧军拉了出去。端木委屈又气愤，觉得自己和萧红当时虽性情相投，但远没有到恋爱的地步，萧军如此过激的反应，是对他与萧红独立人格的侮辱。次日晚，萧红与萧军再次发生激烈争吵，一直处于观望状态的端木蕻良在那个时候下了决心，他应当和萧红结婚，必须结婚，否则萧红将被置于何地？此后，端木才与萧红最终确定恋爱关系。
而根据萧军的回忆，当时的情景却是这样的：他风尘仆仆，正洗着满脸的尘灰，萧红走过来，微笑着说：“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萧军一面擦着脸，一面很平静地回应：“好。”干脆利落，平凡而了当，没有任何废话与纠纷就确定了下来。
古今兴废有若反掌，青山绿水则固无恙，千载得失是非，尽付之渔樵一话而已。历史是任人评说的一个过程，即使身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子，每个人的感受也不尽相同，更何况渺小如微尘的个人命运。电影《黄金时代》的编剧李樯对萧红、端木与萧军三人在西安的重遇写了两个不同的版本，放置于影片之中，让观众自己去评判。
人世如大山大海，风波不定，命数终难解。
电影中，汤唯饰演的萧红对冯绍峰饰演的萧军说出了那句诀别的话：“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
随后汤唯离去，冯绍峰静静站立，片刻后，神情淡漠地将一盆水从头浇在了自己身上。冰天雪地，水泼在头上马上就会结冰，拍摄现场所有人都惊了，但他们又深深觉得，这感觉是对的，就应该这样，这就是萧军！萧军心中也有痛，有愤怒，他敢爱敢恨敢放手，他无所顾忌。冯绍峰之后说道：“那种感觉太刺激了，太痛苦了，太享受了，我觉得我当时的情绪就到了那儿了，我就要做。”
一切都是自由的！可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从说“不”开始的，即便代价惨痛无比。
不管过程多么千差万别，结果却是一样的：至此，萧红与萧军彻底分别，终生未再相见。
当年萧军将萧红从崩溃的世界拯救过来时，她正怀着别人的孩子，此刻她终于怀上了萧军的孩子，两人却永远地分开了。
人世如大山大海，风波不定，命数终难解。当年的“二萧”已成不可逆转的过去。身怀六甲的萧红与端木在武汉成婚，之后辗转来到重庆。孩子生下后，很快便夭亡。萧军日后去了兰州，邂逅了18岁的少女王德芬，对其展开热烈追求。两年之后他来到延安，又遇到了丁玲，也是在那里，萧军受到了丁玲猛烈的批判，身为女人，丁玲对萧红是有着极大的怜意与同情的。
四年之后萧红逝世，身处延安斗争旋涡中的丁玲，写下了纪念文章《风雨中忆萧红》，这是无奈与惋惜，也是在叙述一个珍贵的曾经，是追忆天涯故人，缅怀一个和她相似又截然不同的女子。但遗憾的是，除了对骆宾基说过和丁玲有关的只言片语，萧红并没有留下任何回忆丁玲的文字。
从端木蕻良的主观视角来看，翻阅他写的回忆与传记，人们看到他对萧红满满的爱意和满满的遗憾。而从萧红那里，看到更多的是对萧军的留恋与不舍。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灵魂，应当靠自己去走完该走的人生旅程。不论是追求自由还是追求爱情，有时候这就是一个顾此失彼的过程，在拥有的同时也会失去，心心念念、亦步亦趋地努力得到了想要的，那些原本不太重要的东西又浮上来，成为萦绕于心的遗憾。执念，是这样一种反反复复摧人肝肠的轮回。
萧军是萧红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男人，他陪伴萧红度过短暂一生中最光辉灿烂的一段时光。萧红直到走到生命的尽头，依旧说：如果是萧军在的话，他也一定会来救我的。
老年萧军在回忆萧红的文章中，对她临终前的盼望做出了回应：“即使我得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她在香港，我却在延安……”
回望过往，萧军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文章憎命鬼欺人，一别何期剧委尘！
地北天南哀两地，已无只手再援君。
让我们将时间再次拉回到1938年冬天的临汾，二萧在火车站分别。六年的光阴转眼走到尽头，二人隔窗相望，充满了离情和不舍。哪怕过了几十年，萧军都依然清晰记得萧红含着泪倚在车窗前，接过他递过去的两个梨，悲切地说：“我不要去运城了啊！我要同你进城去……死活在一起罢！在一起罢……若不，你也就一同走……留你一个人在这里我不放心，我懂得你的脾气。”
列车鸣笛，发出开车的讯号，站台上响起了送别的歌，视线在彼此的眼中渐渐模糊，萧红缓缓垂首，握在一起的两只手分开了。
远去的列车似乎预示着萧红生命中最后四年的波折，她那条充满了追寻的人生路，注定风雨飘摇。
说什么爱情！
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历程！
都成了昨夜的梦，
昨夜的明灯。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疾风过处，雪花纷纷扬扬落下，拂了一身还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