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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她与她的黄金时代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这愿望多么渺茫

而况且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

迎接着我的是乡村的风霜

——萧红

〔1〕

1938年2月,萧红与萧军分道扬镳,彼时她已怀有萧军的骨肉。同年5月下旬,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成婚,但是这段婚姻并不被她身边的朋友们看好与祝福。

当时,萧红远比端木蕻良有名气,端木选择这样一个年长于自己、有才华的女作家,其动机中或许包含了爱慕、倾慕、羡慕以及仰慕等诸多复杂的心理,在旁人看来,便不再是单纯的爱情了。胡风的妻子梅志曾说过,对于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不能有任何表示,也并不感到突然,连对他们说句祝贺的话都无法说出口。“这个第三者的闯入,使他们本来有裂痕的共同生活,彻底破裂了,这只能是萧红精神上的一种对抗,现在这能是真正的爱情吗?也许仅是想转换一下生活对象罢了,做得似乎是太冒险了,我为萧红担心!”

端木自己亦饱受家人质疑,认为他年纪轻轻才华横溢,作为初婚,娶一个年纪比他大,满脸病容还怀着别人孩子的女人,简直不可思议。于是,这场婚事几乎遭到家族所有人的反对,但端木蕻良依旧执意要和萧红结婚。

婚礼上,亲友围坐一桌,萧红将四颗相思豆放到端木的手中:“这四颗相思豆是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当年给我的,今天送给你,作为我们的结婚信物。”她无限感慨地对众人说:“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谢谢他成全了我。”

端木蕻良热泪盈眶。

眼前的这个女人,敛去了一身锋芒,用宁静柔和、带有期冀的目光看着他。这个曾像烈驹一般的女人,以无比叛逆、惊世骇俗的阵势从30年代初的东北小镇跳脱而出,颠沛流离,饱经忧患,又像杂草一样野蛮生长。她风风雨雨一路行来,已经有着足够支撑她在文学天空尽情翱翔的坚强羽翼,但此刻,在面对婚姻与家庭的时候,她依旧是有着世俗渴望与价值坐标的传统女人。

交杯酒饮下,百年好合、相濡以沫、不离不弃、天长地久……这些词语像被波涛簇拥起伏的浮标,在心头晃晃悠悠。经历过与萧军那一轮冰与火的碰撞,经过那段铭心刻骨的爱,选择端木这一个和萧军相比更弱势的男人,也许是萧红应着自己的需求,应着自己身体、情感的状况,选择了一个相对合适的人。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做的每一次选择都不留遗憾,或者至少在做下选择的时候,会抱有这样的希望吧。

萧红的笔一直没有停歇过,而自她出生之日起便伴随着整个中国的离乱与战火,也一直没有停歇。

1938年4月,日军将进攻武汉纳入作战计划。

5月,国民政府放弃徐州,武汉保卫战开始。

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编第九战区,同时决定以第五、第九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

7月,日军攻占九江,向武汉围拢,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的兵力。

8月5日,第九战区武汉保卫战作战计划拟定,武汉市民开始大撤退。

8月6日,萧红迁到东北救亡总会住下,病弱的她挺着大肚子,焦灼地等待着去往重庆的船。在那个时候,她创作了小说《黄河》,在山西的那些见闻与感受,在她的脑中过了一遍又一遍。

“八路上的……”他招呼着那兵士,“你放下那撑杆吧!我看你不会撑,白费力气……这边来坐坐,喝一碗茶……”方才他说过的去去去……现在变成来来来了:“你来吧,这河的水性特别,与众不同……你是白费气力,多你一个人坐船不算么!”

“赵城,赵城俺住了八年啦!你说那地方要紧不要紧?去年冬天太原下来之后,说是临汾也不行了……赵城也更不行啦……说是非到风陵渡不可……这时候……就有赵城的老乡去当兵……可是你说……赵城要紧不要紧?俺倒没有别的牵挂,就是俺那孩子太小,带他到这河上来吧!他又太小,不能做什么……跟他娘在家吧……又怕日本兵来到杀了他。这过河逃难的整天有,俺这船就是载面粉过来,再载着难民回去……看那哭哭啼啼的老的小的……真是除了去当兵,干什么都没有心思!”

从全景到微观的写实记录,独特的地域景观与粗犷朴实的方言,让人身临其境。浑浊的黄河,泥浆缓缓流动,船在上面艰难滑行,但船上的兵士与人民,依然抱着必胜的信念。

“我问你,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老百姓就得日子过啦?”

八路的兵士走回来,好像是沉思了一会,而后拍着那老头的肩膀。

“是的,我们这回必胜……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过的。”

人们常用天才这两个字来形容萧红,她细腻独特的风格与当时那个时代的主流文风简直大相径庭。《黄河》写完十余日后,萧红继续创作了《汾河的圆月》。她以从容的笔触讲述了一位老妇人的故事。这个妇人的儿子战死,她由此发了疯。但邻居们见她疯了,并未有太多的同情,也并未因自己也处于相同的苦难而心生悲切,反而戏弄着老人:

“你儿子去练兵去了吗?”

她说:“是去了啦,不是吗!就为着那芦沟桥……后来人家又都说不是,说是为着‘三一八’什么还是‘八一三’……”

“你儿子练兵打谁呢?”

假若再接着问她,她就这样说:

“打谁……打小日本子吧……”

“你看过打小日本子吗?”

“小日本子,可没见过……反正还不是黄眼珠,卷头发……说话滴拉都鲁地……像人不像人,像兽不像兽。”

“你没见过,怎么知道是黄眼珠?”

“那还用看,一想就是那么一回事……东洋鬼子,西洋鬼子,一想就都是那么一回事……看见!有眼睛的要看,没有眼睛也必得要看吗?不看见,还没听人说过……”

以淡定克制的悲悯书写战争与人世的残酷,这就是萧红,才华天赋予,有着从不人云亦云、充满强烈个性与坚韧的精神骨架。即便是现在看来,她的文字依旧有着足够能超越特定时代的坚硬大力。

在文学上,萧红的创作是孤独的,而生活带给她的孤独感也日益深重。端木蕻良先去了重庆,她怀着八个月身孕独自在兵荒马乱的武汉等待出发,其煎熬与落寞可想而知,如同她后来对张梅林说: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东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一个人走路似的……”

但她依旧不得不投奔到端木身边,依旧不得不妥协于生活。这个女子,一直是处于分裂与矛盾之中的吧。

在好友白朗的回忆里,1938年年底,在重庆江津,萧红在她的照顾之下生下了萧军的孩子,但孩子出生不久便夭折了。这个孩子的死,是萧红生命中又一个巨大的谜团。

影片《黄金时代》中,白朗惊骇万分地问萧红:“孩子呢?孩子呢?”

“死了。”萧红轻声说。

“什么?昨天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可能死了?”

沉默,冰一样铁一样的沉默,苍凉的、无奈的沉默。

她(白朗)告诉我,萧红在产前心情是很好的,不但细心地做了自己的衣服,还给孩子做了小衣服,她是沉醉在做妈妈的幸福中。孩子生得很顺利,低额头四方脸,看去就像萧军。谁知产后三天我们傍晚从医院看了她出来,第二天再去她就告诉我们,孩子死了!医生、护士和我们都很吃惊,都说要追查原因,她本人倒反而表示冷淡,没多大的悲伤,只说死了就死了吧!这么小一个孩子要活下去也真不容易!就这样,她结束了做母亲的责任和对孩子的爱!这当然是萧红的不幸!但她绝对不是不愿做母亲,她是爱孩子的。是谁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爱自己孩子的权利?难道一个女作家还不能养活一个孩子吗?我无法理解。不过我对她在“爱”的这方面更看出了她的一些弱点。

对于孩子死亡的某些想象令人毛骨悚然。也有人猜测,萧红是将孩子送了人,她只是不想再跟萧军有牵连。

萧红复杂的个人魅力,有很大一部分在于她神秘的、谜一样的心理过程,谁能真正懂这个女人?她一生都在追寻着爱,为什么去追寻?她追寻的是怎样的一份爱,怎样的一份安全感和一份理想?没有人能精准地将她分析透彻。

在重庆的码头,白朗和萧红依依惜别。

“我祝你永远幸福。”萧红说。

“我也愿你永远幸福。”

“我吗?我会幸福吗?未来的前景就摆在我面前了,我将孤苦以终生……”

1940年1月19日,萧红同丈夫端木蕻良从战火纷飞的重庆飞赴香港,这年萧红30岁,端木28岁。

不论做什么事,萧红从来没有过多的解释,也从未说过她的选择是正确的,她只是按照当时的需要,主动或被动做出一些决定,然后自己负责自己承担后果。对于她来讲,文学创作大过一切,不管怎样,了无牵绊的女作家终于能安心写作了。

萧红经历了人生逆旅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抉择,这一次,她的目的地将是她人生的终点站——香港。

〔2〕

天空清冽澄澈,宇宙静默无语。茫茫雪原上,雪在飘,在回旋,在曼舞,像沙一样流动。

她看到一个女人的身影,不,好像还有一个小女孩,她扎着小辫子,穿着小花袄,倏忽间便长大了,女孩和那个女人的身影与流动着冰凌的河水交错叠化在一起,风与雪开始吟唱,像从距离久远的时光传来的呼唤,又像一首歌,也像一种和解。

她静静站在远处,观望着,聆听着,心里起伏着莫可名状的悲伤……

1941年4月,萧红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经过一番短暂治疗,出院之后在九龙的住处养病。其实不论生不生病,好像她的心灵与人生之路,已然将要走到尽头。当离人生越来越远的时候,好像离文学却越来越近了。写作于萧红是逃亡,亦是最后的救赎。萧红拖着病体,在困苦中拼命写作了几十万字的作品,经年累月的困顿与伤痛,皆化为闪光的文字:《马伯乐》(第一部)、《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当然,还有那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旷世名作——《呼兰河传》。

香港这个地方,和萧红自身是如此相像,这座孤城深蕴着一切与漂泊有关的记忆和牵念。在香港的日子里,北国故乡的风物与往事,不时萦绕在萧红的梦境和思念之中。

在人生特定的时间节点上,好像总会走到这样的时刻,近年的记忆变得模糊,久远的记忆却逐渐清晰,曾经拼命要逃离的那些事那些地方,以为离得足够远了,却发现竟不知不觉走近它们,如同深入一条内河的旋涡中心:原来一直与它共存着,此刻最终放下了对抗,去真正懂得并能够平等地理解它,在告别的同时重新迈步,进入全新的航程。

呼兰河,黑土地,遥远的家园。

童年的痛与笑,青春的张扬与破碎,成年的钝痛与淡然……

一切的一切,像翩翩飞走的鸟,在天空不留一丝痕迹,但心中却有着与它们相关的不可言说的真相与秘密。

必须要说出来,必须要写下来,必须要留住,在生命的鼓点敲击得最猛烈急促的时候,萧红用她灵动轻盈、充满诗意的笔,捕捉了故乡在她生命中投下的星芒。

笔尖落到纸面上……渐渐清晰起来了,那避无可避忘不可忘的生命的脉管,那无可排遣的故乡的精魂。瑰丽奇幻的意象性画面随着一个个字与词的组合浓墨重彩弥漫在纸页之间。天空混沌的气象,宛如宇宙之初;漫天盖地的黑色鸦群,它们唱着歌,从县城的天空风一般掠过;火烧云艳丽如梦境,变化无常,有一刻它好像一匹马,当有人骑上它,就站立了起来;昴星升起来,月亮升起来,蝙蝠飞起来了……

在这样的场景中,她曾走过的街道、小巷,一条接一条地出现,她曾见过的那些人也出现,向她走近,向她微笑:铁匠,农民,写家信的学生,卖瓦盆的,翻了车的马夫,发出“噢噢”喊声的围观路人……连打着算盘的管家,她都能看到他写的账本,看得清清楚楚:北烧锅欠酒二十二斤,东乡老王家昨借米二十担……

萧红写着,描画着,讲述着,回忆着,原来她的灵魂从未离开过那个地方!

寒冷袭来,小狗冻得夜夜叫唤,就像脚爪被火烧着了。

冰雪像一张网,越撒越大,越收越紧,你眼睁睁看着水缸冻住,井冻住,门也被雪封了……

天空飞着清雪,人们嘴边的呼吸遇到严寒好像冒着烟似的;七匹马拉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地一辆挨着一辆地跑……这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热气腾腾的了……

《呼兰河传》,给予读者的触感与视觉体验是那般层次分明!

读着这些文字,人们也许会在惊叹的同时背脊发寒,在眩惑的时候又开始恍然:萧红啊,你的灵魂在写就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然飞过了崇山峻岭,飞过了万水千山,到达你永生再不能抵达的家乡了吗?

不论过了多少年,不论换了多少代的读者,他们总会跟随萧红的灵魂与精神,一同游荡在那片辽阔的黑土地上,听着河流奔腾的歌声,看到她的祖父、祖母、二伯、乡亲们……看到他们嬉戏的乐园,不自主的生死荣枯,体验他们所体验到的爱恨情仇,感受那充溢大美和哀凉的生命的永恒。

萧红让生命之火在呼兰河的回忆中燃烧到顶点,烈焰腾腾,一场多么悲壮华丽的告别!

在那个年代,这个勇敢的女人,在她的韶华之年,就做到挣脱所有传统的枷锁、束缚、家庭的压力,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与欲望,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呼兰河传》这部作品中,萧红越轨的笔致已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这是纯文学的巅峰之作,这样的写作,亦是萧红在文学创作上毕生坚守的路线。她孤立又坚决地捍卫与完善自己的文风,不被所有当时占据主流的政治宣传或战争宣传文字所左右,也无惧来自各方的批评与贬损,她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作家。

但也不难想象,在当时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呼兰河传》出版后,其影响力与《生死场》肯定会相距甚远。

有人说,二萧没分的时候,萧红的作品好歹是积极向上的,待他俩分手了,萧红跟端木走了,她的作品就离开了火热的生活,只能沉浸于童年的回忆之中了。但还有另一种观点:真正使萧红成为萧红的作品,不是《生死场》,正是《呼兰河传》。茅盾为《呼兰河传》撰写了序言,他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在电影《黄金时代》中,创作者借萧红友人之口,表达了他们对萧红作品价值的认知,蒋锡金、舒群这两位萧红生前的好友,对着摄影机镜头平静地讲述。

蒋锡金:“几十年的时光无情流逝过去,当我们远离满目疮痍的战乱的中国,人们忽然发现萧红的《呼兰河传》,像一朵不死的花朵深藏在历史深处。”

舒群:“八十年代兴起了一股萧红热,《呼兰河传》被文学史家誉为现代文学史最杰出的作品。曾为抗战文学开风气之先的萧红,却放弃了眼前大时代的题材去回忆童年。正因为她这种逆向性的自主选择,注定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

只因它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

忘却不了,难以忘却,

就记在这里了。

写完最后几行字,萧红放下了笔,对于这些文字今后的造化和命运,她已没有太多力气去想象了。

香港,有田园,有海,有短暂的静谧。在清晨,海水浅蓝又泛着粉红的阳光;到中午是深不可测的天蓝;到了傍晚,则是一片金色;夜里,山雾升腾,云气氤氲,海水变成深沉的墨绿,海涛的声音如柔和的呼吸。但萧红在这片柔和与寂静中,心力交瘁到达了顶点,逆流而行这么多年,病弱的她终于精疲力竭。

〔3〕

1941年秋天,一个24岁的年轻人走进了萧红的生活。

骆宾基,吉林人,曾是萧红胞弟张秀珂的同学,1936年开始文学创作,1937年在茅盾主编的杂志《呐喊》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大上海一日》。同属于东北作家群,骆宾基深受金剑啸、萧军、萧红的影响,用现在的话来说,与萧红等人相识之前,骆宾基就是他们的粉丝了。

骆宾基从内地去了香港,辗转得到端木与萧红的地址,主动去找了他们。因这年轻人与弟弟张秀珂的关系,萧红对他表现得友善而亲近。在孤岛般的香港,异乡遇到同乡,更何况还是同道中人,自然是要患难与共的。

萧红如何界定与骆宾基的关系我们不知道,她自己并未留下只言片语。

按照骆宾基的说法,萧红在弥留之际的多数时间是由他陪伴的,萧红去世五年后,他成了第一个写出萧红传记的人。在传记中,他事无巨细地记录了萧红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的英属殖民地相继被日军攻陷,香港作为英国在亚太区域的重要据点,遭到日军重兵袭击。从兵力来讲,日军的先遣部队有五万多人,而驻扎香港的英属守军和义勇军只有不到两万人,战事甫开,日军便强力轰炸启德机场,取得了香港的制空权。从1941年12月8日到12月25日之间的十七天时间里,惨烈的香港保卫战以香港沦陷作为结束。

正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十七天中,萧红的病情急转直下。被战火追赶催逼的她,短暂的一生几乎全陷在这种动荡不安的逃亡中,但这一次,她没有能力再逃走了,她病得连走路都成问题。

真是令人可惜可叹。

萧红与端木成婚后夫妻感情如何,她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端木则长久保持缄默。对香港那段日子,人们所知的情况大部分出自骆宾基的转述与回忆。

香港保卫战开始的那一天,骆宾基去九龙向萧红与端木辞行,但他并没走成,端木要外出去商量突围,让骆宾基帮忙照顾萧红,惶恐不安的萧红也极力央求骆宾基留下。骆难以拒绝,只得留下。

“你不要离开我,我怕……”脸色惨白的萧红惊惧不已地恳求,“我太疲倦了,拉着我的手,我想打个盹,这样我就安心多了……”

这些话里有爱意吗?更多的是一种无助,一种巨大的孤独和恐惧。对于早就仰慕萧红的骆宾基来说,面对这样的状况,作为异性,除了同情,还可能会萌生出什么样的情绪呢?

“这段情感纠纷一直是扑朔迷离的,”萧红研究会副会长章海宁说,“我们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是个谜。甚至骆宾基后来在桂林的时候也曾经有这种提法,说萧红病好了以后要嫁给他,后来他又否认了这个说法。”

作为一个无意间闯入一片禁忌之地里的人,骆宾基从某种程度上成了萧红在特定时间的唯一代言人,唯一的目击者。

在《黄金时代》中,骆宾基对着镜头沉吟:

“今天上午聊天的时候,我问萧红:你为什么能跟端木一起生活三四年呢?萧红说: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

这段独白来自骆宾基的回忆。往真实的层面去分析,以萧红敏感的性格,以她过往那般的经历,她说出这样的话似乎也情有可原。一个城市正在倾覆,炮火连天,萧红病入膏肓,求生意志却非常强烈,肯定比一般健康的人更加不安恐惧,事实上,她那时若真的被人弃之不顾,绝对是必死无疑。

骆宾基以一种近乎于临终关怀的方式陪伴着萧红,这个脆弱的、满怀着惊恐的女人宛如在狂啸的巨浪中寻到了救星。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日,端木蕻良回来,和骆宾基一同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的思豪酒店,自此骆宾基一直守护在萧红身边。按骆宾基的说法,端木蕻良在此后又失踪了好几天。

关于失踪那几日的行踪,端木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解释道:“骆宾基不知道,在香港,你得先付医院手续费和一星期的住院费及特别护理费,我得把这些钱准备好,人家才允许萧红住院。”

研究萧红的专家章海宁分析道:“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日本人占领香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又缺衣少药又没有钱,屋里面既有骆宾基在照顾,而外边全要靠端木蕻良去跑,萧红和骆宾基对端木蕻良在外边的生活经历,根本就一无所知,所以对端木蕻良,他们两个人都产生了很深的误解。”

误解已然产生,萧红怀疑自己被端木抛弃,惊惧无助,内心翻江倒海,情绪非常不稳定,她向身边的骆宾基流露出与端木结合的悔恨,以及对萧军的不舍与思念:

“我在四川的时候曾经想到过萧军,如果我拍一封电报给他,请他来接我,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萧红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真正的所思所想,她对萧军和端木的看法,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除了骆宾基的回忆,后人只能从萧红友人们的讲述里探知一二。

在梅志的回忆中,萧红去香港前曾去探望她与胡风。

那天,正巧梅志收到萧军从兰州寄来的信,里面有一张照片,萧军已和年轻的王德芬结婚,照片是他和王的合影,萧军在信中表达了他“充满幸福的心情”。萧红来了,因为爬了楼,坐下平了平气,闲谈间,梅志顺便将萧军的信给萧红看了。

萧红激烈的反应完全出乎梅志的预料:

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在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地呆坐着。……我发慌了,后悔了。想不到她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余情!看得出她心里是痛苦、失望、伤心的。这张照片对她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又是必然要来的一个打击……后来她像是醒过来了,仍旧没有做任何表示,只是说:“那我走了,同F说我来过了。”就这样像逃避什么似的匆匆地走了。

与萧军的决绝分手给了萧红一个暂时的解脱,她得以专心写作,可在同时她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心灵代价,与萧军这段情感造成的后遗症波及了她和端木的生活。在萧红的内心深处,对于感情的稳定始终抱有怀疑与不确定之感,倘若身康体健还好,至少在生活上能少吃点苦头,偏偏又饱受病魔摧残,加上战火连天,只能让人感叹其“生于末世运偏消”了。

萧红对骆宾基说:“我知道,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端木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对于端木,她则是这么评价的:

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些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

其实,那个“不能共患难”的人——端木蕻良,最终放弃了突围的计划,回到了思豪酒店,并且一直衣不解带地陪伴与照顾着萧红。

1941年12月14日起,港岛石油提炼厂、橡胶厂及多处民房设施遭轰炸,大火使主输水管破坏,城区断水,围城战开始。12月17日,两连日军敢死队强攻北角附近海岸。

战事越来越紧,枪炮声不绝,酒店时常停水停电,市面上物价飞涨,食物被抢购一空,传染病横行,大量市民死亡,地痞流氓开始趁火打劫;丑恶,罪愆,搏命,颓丧,凄惨,沦亡……穷形尽相的乱世,灾难如轮盘飞转,哪个百姓不是命若飘萍?

12月18日晚,日军三大联队横过维多利亚港,大规模登陆香港岛,皇家海军出动几艘炮艇,隔海炮战无比激烈。正是那天晚上,一枚炮弹正中萧红与端木等人所在的思豪酒店六楼。

〔4〕

端木蕻良与骆宾基之间的关系变得无比微妙,哪怕对同一件事情,两人的回忆也大相径庭。

对于那晚的轰炸,当炮弹袭击了思豪酒店后,有的回忆录说是骆宾基在陪着萧红,但端木蕻良的回忆恰恰相反:刺鼻的硫黄味里,大楼摇晃起来,所有人都纷纷奔逃寻找安全的地方,骆宾基夺门而出,和众人躲避到酒店防空洞里,端木蕻良在炸弹炸开的瞬间扑在萧红的身上,整栋大楼里只剩下他和萧红两个人。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

萧红病情急剧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却因庸医误诊而错动了喉管手术,这对她的病情是致命的一击。很快,术后炎症发作,她高烧持续不退,呼吸困难,时常陷入昏迷。医生在萧红喉部放入吸管,每当萧红无法呼吸的时候,端木蕻良立刻用吸痰器为她吸痰。

如果说端木一开始与萧红的结合,他能接受一个怀孕的女人,或许出于复杂的动机或者出于爱的冲动,但在这个女人弥留之际,当端木完成吸痰的这一个动作的时候,一切修饰的词语似乎都变得苍白无力了。

什么是真心?这两个字太复杂又很简单。患难之中,人之所为即代表其心。

随后的日子里,不论是端木、骆宾基还是萧红自己,都很清楚地知晓,她的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

“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萧红含着泪,安慰着身边的两个人,“不要哭,我也舍不得离开你们俩。”

1942年1月18日,端木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恢复了一些,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曾经有着那么强烈的求生欲望的女人,曾经那么叛逆不羁、那么执拗热情的女人,此刻困守孤城无力脱身,眼睁睁看着死神离自己越来越近,满心绝望和委屈:“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萧红颤抖的手放下笔,她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眼神虚浮,很快便陷入昏迷,黑暗在四周蠕动着。

1月22日清晨,日军接管医院,病人全被赶走。端木蕻良想尽办法,将昏迷中的萧红转送去了一家法国医院,可没安顿多久,不得不再次转移,病榻上的萧红又被送到红十字会在圣士提反女校设立的临时救护站。

宛如一片枯叶,在暴风中无力地旋转着,风吹到哪里,它就只能飘到哪里,直到粉身碎骨。这样的命运,当萧红在数年前白月光洒满窗台,微带着恐惧与悲哀写下“黄金时代”四个字时,是否想象得到呢?

转院的一路颠簸混乱,市面上药品也全部被日军接管,药店无药可售,弥留之际,萧红连最简单最基本的治疗也得不到了。

“她有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的眼睛。”

这是萧军记忆中初见萧红时她的模样,他们此刻已远隔千山,而那双美丽眼睛里的光芒,最终还是黯淡了,完全熄灭了。

1942年1月22日上午,战火纷飞中,萧红凄凉离世,年仅31岁。

萧红的一生,几乎跨越了自1911年辛亥革命到抗战胜利这段战火连绵、多灾多难的岁月。

倘若没有战争,身处和平年代,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或许不至于流离失所,从异乡流浪到异乡。但在那个时代,萧红的命运已经不是她一个人的命运了,这是一个民族动荡而充满悲情的命运的缩影。

1942年1月24日,萧红的骨灰被葬于香港浅水湾。15年后的1957年,萧红骨灰从香港迁到广州银河公墓,被重新安葬。50年后的1992年,萧红的故乡呼兰县建起了萧红的青丝冢,80岁的端木蕻良题写了“萧红之墓”四个字。棺木中是端木保存了半个世纪的爱人的一缕青丝。

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潇湘……

“一直到四二年夏季,见到了骆君,才知道萧红已在战争时,因得不到好的治疗和亲人的关心,含恨而逝世了!中国的一个很有才华但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写出她的辉煌巨著的女作家,只三十一岁,就过早的逝世了!”

那些曾经与萧红共患难的人们,大抵会在心中保留一个角落,存放只属于自己的回忆和秘密。而那一个存于他们心底的女子,她一生都在逃亡,一生都在奔跑,一生都在寻找,曾闯过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风暴,但是她也曾说: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她并未坠落,她只是最终停了下来,停在半路上,停在了她的黄金时代。

他们共同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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