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初，这些特务无孔不入，一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有一次宋濂请客吃饭，朱元璋便派锦衣卫前去监视，看看这个有忠厚老实之名的人是不是表里如一，有没有在背后说他的坏话。第二天他一上朝，便问宋濂昨天吃的是什么？请的是谁？宋濂一一据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看来你没有瞒我，还真是个老实人。”满朝文武就是这样无时无处不处于朱元璋的严密监视之下。
朱元璋的子孙虽然能力不行，一代不如一代，许多朱元璋所制定的制度都没有办法遵守。不过他们却对特务制度情有独钟，甚至把它发扬光大。
在朱元璋的影响下，明成祖朱棣建立了“东厂”。众所周知，朱棣的帝位是从他侄子的手中夺过来的。帝位的不合法取得，自然构成了朱棣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加之朝廷中的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这样他无时无刻不心存危机感。为了巩固政权，以及慰藉自己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成为了朱棣此时的迫切需要。这样，他就在自己信赖的人群——太监中找出了一部分人，予以重任。
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太监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和锦衣卫一样，东厂也是专门进行特务侦缉活动。起初，它只是负责侦缉和抓人，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本身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但到了明末，情况就不一样了，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权力更是大了。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他们之间最初是平级关系。但由于东厂头子主要来自大内，与皇帝的关系密切，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到了后来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也许皇帝仍嫌锦衣卫与东厂监督力度不够。在明朝中后期，又先后建立了西厂和内行厂，皆由太监主持，内部组织也大体仿效东厂，但权力却超越东厂之上。
西厂为明宪宗时期成立的又一个特务机构。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任命汪直提督厂事。比起锦衣卫和东厂的恐怖，西厂则更变本加厉。本来，西厂的成立意在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怎奈太监汪直为人贪婪，奸诈而冷酷。为了要哄骗皇上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他极力地构置大案、要案，以至手下冤假错案无数。其办案数量之多、牵扯人员之众，更甚于东厂和锦衣卫。西厂行事是在全国布下侦缉网，对象主要是京城内外的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必定立刻逮捕，而后严刑逼供，下场不言自明。一般百姓更是人人自危，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慎，就会被西厂拉去重重处置。后来，由于汪直的失势，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阁臣集体向宪宗上书，痛陈西厂之弊害，并将汪直所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禀明。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1482年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在武宗时期，大太监刘瑾专权，于正德元年（1506）再开西厂，太监势力又再度复兴起来。
内行厂，又成为内办事厂，也是由大太监刘瑾于正德元年建立的。它的重要职责就是监督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由于内行厂威胁到整个太监集团的利益，在大臣和太监的合作下，刘瑾被处死。正德五年（1506），内行厂随着刘瑾的失宠而被关闭。
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的先后建立，标志着明代的专治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其本意只不过是为加强皇权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柱，但适得其反，这反为太监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遇。在太监的领导下，锦衣卫、东厂这些特务组织愈发猖獗，乃至于威胁到大臣、皇帝的安全。
（第五节）杀儒：文人的屈服
朱元璋设计了如此精密、完备的国家权力机构。任何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可能性，都被扼杀于萌芽之中；任何官员妄图从中渔利，都成了痴人说梦；朱元璋非常自信。在这一整套的模式下，人民必然会从中获利。可是说来说去，必须有一批为他工作的官员存在，国家机构才能运转起来。如何寻找这些官员，却把朱元璋给难倒了。
朱元璋首先想到的就是元朝旧吏。这些人熟悉典章制度，对机构运作有着清晰的了解，是现成的人选。但是，朱元璋自幼受尽了这些元朝旧吏的欺凌，看够了他们鱼肉百姓的行为，所以对他们的任用，朱元璋慎之又慎。之所以明朝针对吏治迭兴大狱，与这些元朝旧吏有着密切的关系。与朱元璋一起打江山的弟兄们，是另一个选择。可是他们先天不足，多为斗大字不识几个的粗莽武夫，根本无法胜任。加之功臣武将的居功自傲，让朱元璋彻底伤了心。
摆在朱元璋面前的，只剩下一种选择，就是广搜各地儒生。因为在战争年代里，朱元璋从刘基、李善长他们身上，已经充分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便下诏设科取士，重新恢复了科举，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又命令各级官吏荐举人才，希望让现成的知识分子参加到政权的建设中。为了进一步培养新的统治人才，朱元璋还特别重视学校教育。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就在南京创办了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改名国子监，作为全国教育的最高学府。在地方上，还设府、州、县学。洪武八年（1375），朝廷甚至下令在各地农村设学。同时，朱元璋对这些学生还特别地优待，根据他们不同的能力授以官职。国子监的学生，成绩优异的，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再通过考试做官。其中有些人甚至被授以地方大员或朝廷官吏。至于州县地方官，更是大批地任用。另外，在学的监生还被赋予各项职责，如奉命巡行、监督水利、清丈田亩、在各衙门实习办事等。
很可惜，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愿意入仕，有很多人瞧不起出身贫寒的朱元璋。朱元璋自幼失学，没有多少文化。虽然在戎马倥偬之中，朱元璋虚心向身边的文士学习，到了登基之后，朱元璋已经能够粗通文史、操觚成文了。但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仍把他当作一介武夫看待，对他努力学习根本是充耳不闻。文人的鄙视，让朱元璋敏感的神经更加脆弱。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洪武一朝，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文字狱。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因为文中有“作则垂宪”之语，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被诛，因为“则”有“贼”的嫌疑。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发坤，藻饰太平”被诛，因为“藻饰”与“早失”音相近。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被诛，因“帝扉”与“帝非”相似，有指斥朱元璋的嫌疑。亳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弑君父以班爵禄”被诛，朱元璋怀疑暗讽他杀死韩林儿。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被诛，怀疑暗指朱元璋的过去。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以“光”寓意为光头，“生”是“僧”的谐音，暗指他当过和尚，被诛。一连串的杀戮理由，都是很牵强的无稽之谈，但却是事实。不得不承认，朱元璋的神经已经敏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朱元璋如此恩威莫测，加之大狱迭兴，官员成为主要的受害者，这让许多的知识分子望而却步，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隐居深山等办法，躲避朱元璋的征调。甘愿老死山林，也不愿每天战战兢兢地当官，但朱元璋却不允许。朱元璋还特意发布一道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就是说，在我大明的国土内，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子民，应该为我所用。如果你不为朝廷所用，就是欺君之罪。这道诏令并非是空头文书。元末举人钱仲益，是一位读书过目成诵的奇才，元末供职杭州路录事。朱元璋几次征召他不到，就派人将他锁进京城，将他的右手钉在木板之上，造成了终身残废。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俩，斩断手指，誓不入仕。朱元璋亲自把他们带到南京审问，最终处以极刑。苏州人姚涧、王谟，因为不肯奉诏入京，被朱元璋砍了脑袋，抄没了家产。士大夫想隐逸都不行，仅有的一点点的自由，在洪武朝也消失了，所有人都被完完全全地成了朱元璋的私有物。
朱元璋还特别留意江浙一带的文人。江浙原为张士诚的根据地，许多文人曾是张士诚的座上宾，这使得朱元璋对这一地区的文人一直持有特别的偏见。朱元璋需要文人对他的支持，所以大批地招揽江南才子。但这些人的下场，往往都十分悲惨。吴中诗人杨基、张羽、徐贲、高启被称为“明初四杰”，在明初都被征入仕。杨基官至山东按察史，因为一件小事被罢官、戍边，最后死在戍所。张羽被任命为太常寺丞，后被贬到岭南，走到半路时，朱元璋又传圣旨招他回来，张羽不知道朱元璋到底是何用意，在恐惧之下投水而死。徐贲做到河南布政使，朱元璋说他对西征军队疏于犒劳，就把他逮捕入京，徐贲最后死在狱中。高启被征召修纂《元史》，后来又被任命为诸王的老师，可惜好景不长，苏州知府魏观把府衙修在张士诚宫殿的旧址上，被人告发，由于府衙中的《上梁书》为高启所做，朱元璋马上命人将高启逮捕入京，处以腰斩极刑。
文人们最终屈服了。面对皇权的威力，他们渺小的身躯根本无法同屠刀相对抗，一批又一批的官员在各种大狱中被杀掉。而与此同时，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利禄的诱惑与屠刀的威逼下，步入仕途。面对这一切，朱元璋笑了，皇帝的权力是谁都无法抗拒的；知识分子却哭了，没有了脊梁，他们成了朱元璋手中摆弄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