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刚刚品尝到最高权力滋味的杨廷和，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继续对小皇帝施压，迫其就范。双方的矛盾逐渐趋于白热化。世宗即位后的第七天，他下令礼部讨论其生父兴献王的地位问题。杨廷和等六十多人主张，世宗应该按照过继的形式，称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养育自己十四年，而且仍在人世的母亲，竟然一瞬间成为自己的叔母；而素昧平生的张太后，却成了自己的母亲，这让世宗怎么也想不通。于是世宗几次召见杨廷和，又是亲笔下达御批，又是派人到内阁商量，试图通过说服的方式，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但是杨廷和毫不领情，态度十分强硬，拒绝了世宗提出的妥协或修改方案。初掌朝政的世宗也拿大臣没有办法，为了维系与大臣的关系，他只能把问题搁置起来。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过了三个月，这种平衡被新进士张璁的上疏打破了。他公开支持世宗的主张，认为尊本生父母为帝后、为父母是合情合理的。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出现后，其他一些官员也相继投入了皇帝的怀抱，附和世宗的说法。这些官员具有相同的特点，就是地位较低，或为罢官、失职之人。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在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博弈中，投下了赌注。朝臣的分裂让世宗看到了希望，他抓住这一机会，步步进逼，甚至以退位归藩为要挟。杨廷和等人只好让步了。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本生父母称兴献帝后，但不让加“皇”字。这次胜利，让投机官员看到了希望，于是他们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杨廷和。有人提出杨廷和对世宗缺乏尊重，更有人说杨廷和在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时并不力争，如今却对“皇”、“考”这几个字眼争论不休。这些批评无异于火上浇油，本已怨气满腹的世宗对杨廷和等人产生了敌视的情绪。
从嘉靖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七月，张璁、桂萼等人又先后提出在兴献帝后之前加“皇”字，以及取消“本生”二字的建议，将权力斗争进一步升级。杨廷和等人仍坚决地进行抵御，并把对世宗的批评进一步扩大化。从他崇信道术，直至派太监去苏、杭五府提督织造，都统统地认为是弊政；并直言不讳地劝世宗，应像孝宗那样做一个好皇帝。开始世宗还试图说服大臣，指出织造是“累朝旧例”，到最后世宗干脆不理大臣的意见，径自派出太监了事。面对逐渐强大的皇权，杨廷和终于招架不住了。作为首辅，他虽然“召对面言不可者三，封还御批者四，执奏三十余次”，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到了嘉靖三年二月，杨廷和致仕，离开了政坛。
杨廷和的致仕，极大地削弱了朝臣的势力。此后，世宗致力于排除杨廷和一系的人员，大学士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吏部尚书乔宇等先后被罢官。朝臣力量日趋瓦解，但官僚体系并不因此而彻底崩溃。相反地，当朝元老下台后，一批年轻的官僚开始领导这场针对皇权的斗争。他们年轻气盛，视张璁、桂萼之流为无文无才、妄求富贵的无耻小人，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嘉靖三年七月，整个“大礼仪”问题达到高潮。当时世宗趁着早朝的机会，宣布改称生父为皇考，孝宗为皇伯考。在侍郎何孟春的带领下，朝臣们开始了请愿活动。杨慎（杨廷和之子）大声疾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使节死义，正在今日！”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决斗架势。王元正则威胁、恐吓那些不愿参加请愿的大臣：“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在这些年轻官僚的鼓动下，一共有二百二十多名大臣跪在左顺门，大呼太祖、孝宗的名字，声达深宫。世宗命令他们解散，也未见效果。到了中午，世宗终于忍无可忍，把为首的八人逮捕。但请愿活动却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势头，大臣们大哭力争，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结果世宗下令逮捕四品以下的官员一百三十四人，另有八十多人等待定罪。最终八人被发配边疆充军，一百八十多人被廷杖，其中因伤而死的达到十七人之多。此后朝臣再也组织不起对世宗有力的抗争了。面对皇帝的棍棒，大臣们仅有的铮铮铁骨也被打弯折了。
在打击反对派的同时，没有了制衡力量。在投机者的怂恿下，世宗在“大礼仪”的问题上变得肆无忌惮。嘉靖四年四月，向渊清请祀世宗生父于太庙。太庙是祭祀朱元璋等明朝皇帝的地方，兴献王从未当过皇帝，这实际上意味着完全不承认入继孝宗的事实。五年，世宗又于太庙之左建世庙，供奉兴献王的灵位。十五年，改世庙为“献皇帝庙”。十七年，尊生父为睿宗，附于太庙。二十四年，世宗又改变了太庙中神主的位置，按照古代的昭穆顺序，睿宗的位置竟然被排在武宗的前面。至此，世宗生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极大地满足了世宗的心理需求。而如此悖礼，大臣却已经毫无异议。与当初的“大礼仪”的问题相比，真若天壤之别！
“大礼仪”的问题终于宣告结束了。为了几个字眼，皇帝和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也暂告一段落，以杨廷和等朝臣的惨败而收场。虽然世宗笑到了最后，但这并不是他的胜利，而是朱元璋所设计的政治格局的胜利。
“大礼仪”给世宗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通过大礼仪，世宗明白了皇权的威力，也目睹了大臣们假“仁孝礼义”之名，而行结党谋私之实。前有杨廷和倚老卖老欲行专权故事，后有张璁、桂萼之流投机得幸，得势后打压异己的行径。接连上演的这一幕幕卑劣场景，让世宗对大臣异常轻蔑。此后，世宗对群臣的相互攻讦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作壁上观。在大臣面前，他总摆出一副恩威并施、高深莫测的形象，动辄拿宠臣开刀，让所有人都摸不透自己的心理。
（第三节）嘉靖（下）：“崇道”而荒政
厌倦了朝堂上的明争暗斗，世宗逐渐把目光转移到如何延续自己生命的问题上，开始崇奉道教。起初世宗只不过是兴趣所至，后来愈陷愈深，甚至达到“诸有利国家事，一概归功于奉玄”的地步。
明朝皇室一直存在着崇奉道教的倾向。太祖朱元璋虽然在洪武改元后，下令罢黜左道异端，对道家并不信任，但他本人也曾服用丹药，并在洪武二十四年派人寻访大名鼎鼎的张三丰而不可得。成祖以后，崇奉道教的思想日趋明显。成祖就宣称玄武真君曾经显灵，助他在靖难之中取得胜利；并为之在北京和武当山重建庙宇，加封玄武真君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对之崇敬有加。世宗的父亲兴献王也是颇好方术，这在世宗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世宗继位不久，就显示出他对于道教的偏好。嘉靖二年，世宗在太监崔文等人的诱导下，在宫中到处建醮，后经杨廷和的劝谏而一度取消。但随着世宗的身体日渐虚弱，他对道教越来越热心。世宗自幼多病，从湖北来到北方后，由于水土不服，生病更成为家常便饭。嘉靖元年大婚以后，症状有所加重，气弱易喘，时常咳嗽伤热。宫中太医使尽浑身解数，世宗的身体仍然不见好转。嘉靖三年，世宗征召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进京。此人鹤发童颜，一派仙风道骨，自称能祈雨召鹤。世宗对他充满了好奇心，令其入主显灵宫。不久邵元节的法术应验，从此世宗对之宠幸有加。邵元节主张通过静修来治疗疾病，他在初期以“主静”二字教导世宗，世宗很快“却病延年”，身体有所起色。
身体强健后，另一块心病又让世宗心烦不已。这就是身为皇帝多年，竟然没有一个子嗣。上有武宗故事，下有群臣虎视，这让世宗承受了莫大的压力。从嘉靖九年开始，世宗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求子的事情上。在术士的建议下，世宗在御花园的钦安殿建“祈嗣醮”。斋醮是道教设坛祭神的一种仪式，要设供品，献表章，祈神灵保佑。诸大臣也十分配合，礼部尚书夏言亲自充当醮坛监礼使，侍郎湛若水、顾鼎臣充迎词导引官，翟銮等文武大臣更是轮流进香。在求子的问题上，君臣之间头一次达成空前的默契，大有皇子不生、誓不罢休的架势。可是后宫仍然没有传出半点喜讯。由此大臣喻希礼等人先后上言，皇子降生不是靠斋醮，而是要行仁政。世宗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是自己心不诚，于是把这些大臣全部发配了边疆。
不知道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还是“无巧不成书”，经过多年的斋醮，嘉靖十五年，三十岁的世宗竟然生下了一个男孩；此后后宫不断有喜讯传来，又有两个皇子先后降生。这让世宗大喜过望，把“却病得子”的功劳完全归功于道教，对道教深信不疑。世宗为自己起了一长串的道号，第一次是“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他嫌这个道号字数太少，于是再加道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后来，他又第三次给自己加道号为：“天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道号字数如此之多，不仅在世俗之人中无与伦比，即使在道教神灵中也极为罕见。这还不算，世宗还给自己的父亲加道号为“仁化大帝”，母亲为“妙化元君”。
随着世宗痴迷于道教，一幕奇怪的景象出现了：身披道衣的各色人等，如串门般地频繁出入于皇宫之中。这里有像邵元节这样的正道人士，更多的则是旁门左道的术士。他们希望如同“议礼”取富贵一样，把进献方术当成邀宠的捷径。于是，这些道士鼓吹长生来引诱世宗，修炼方法更是千奇百怪，修炼、祷祀、服药，甚至讲求房中术。深信不疑的世宗，渐渐地失去了基本的辨别能力，全身心地投入了修炼之中。嘉靖十八年九月，世宗甚至弃国事于不顾，让当时年仅四岁的皇太子监国，自己则在宫中跟随方士段朝用静修摄术，并杖死谏阻的大臣杨最。后来虽然放弃了这个怪念头，但对房中术以及炼丹产生了异常的兴趣。世宗广招童女入宫，一方面行房中术，以求滋阴补阳；另一方面则用童女的经血炼“先天丹药”。这种非人道的做法，引起了宫女的反抗。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一日，十几个宫女在杨金英的带领下，乘世宗熟睡之际，用黄绫几乎勒死世宗。只是由于宫女在慌忙之中打成了死结，世宗才免于一死。大难不死的世宗并未由此意识到信道的危害，反而大感“天佑神护”，变本加厉地信奉道教。他索性搬出皇宫，移居西苑万寿宫。从此世宗再也不理朝政，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皇帝不见大臣二十年的空前纪录。
世宗的崇信道教，给明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仅一次斋醮，蔬食之费就达到了一万八千钱。连年累月的斋醮，又不知消耗了国家多少的财富。同时，世宗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还在各地大建道观。仅北京一地所建的宫殿，每年就要花费二三百万钱。以武当山的紫霄宫为例，明成祖时期就已达一百六十间；嘉靖帝还嫌不够，将其“扩大至八百间”。为了营建道观，世宗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更深远的影响则反映在政治上。经过大礼仪，世宗对大臣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大臣们为了获得高官厚禄，纷纷以信道而谄媚世宗。词臣顾鼎臣迎合帝意，进《步虚词》，大得世宗赏识，超擢为礼部右侍郎。群臣群起效尤，纷纷向世宗进献青词。青词，是道教斋醮时献给天神的奏章祝文。由于是在青藤纸上用朱笔书写，所以称之为青词。当时的词臣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等，都是通过进献青词而得以位至大学士的，时人讥之为“青词宰相”。就连颇有才干的首辅夏言，也回避不了流俗，成为撰写青词的好手。奸相严嵩更是靠写青词起家。为了博取皇帝的信任，他甚至不惜牺牲尊严，“冠五色道冠，笼以轻纱见帝”。由此，世宗认为严嵩是忠臣之首，对之大加宠信。此后严嵩执掌内阁十余年，与其子严世蕃总揽大权，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招财纳贿。是否善于书写青词，成为世宗衡量忠臣的标准。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朝政的混乱日甚一日。前为“大礼仪”，后为崇信道教，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到后来甚至二十多年不上朝。但同时朝中又只有宠臣而无权臣，权力始终牢牢地控制在世宗手里。纵观嘉靖一朝，内阁首辅如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在大礼仪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张璁、桂萼等人，也得不到长久的信任，屡被罢相。即使在后期严嵩入相长达十余年，世宗也同样对他保持警惕。嘉靖二十三年（1544），严嵩得到了首辅的位置。可是仅仅过了一年，由于世宗察觉出严嵩独断专权，就罢免了他的职务。嘉靖二十七年（1548），严嵩第二次出任首辅，开始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掌权。但这是因为严嵩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并不时地揣摩世宗的心意而达到的。到了最后，严嵩也未能善终。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蓝道行得到了世宗的宠幸。当世宗问他为何天下不能出现太平景象时，蓝道行借天神之言历数严嵩的罪行。对严嵩长期掌权早有不满的世宗，马上勒令严嵩致仕。其子严世蕃先是被发配边疆，后来以通倭罪被杀。严氏家产全被籍没，以至于严嵩死时连棺椁都买不起。
不过话又说回来，严嵩的恶迹，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严嵩父子，世宗本人才是罪魁祸首。况且严嵩执政期间，并没有犯过什么十恶不赦的罪状。反而，他能以八十岁的高龄得到世宗的喜爱，宠幸不衰，确实要佩服他是一个真正会做官的高手。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嵩去世，终年八十六岁。
（第四节）抗倭捷报：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一个也不能少
嘉靖年间，不仅朝廷上混乱异常，地方上更是烽火四起。由于明朝统治者的剥削日甚一日，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早在嘉靖初年，就有农民起义发生；到了嘉靖中后期，更加频繁，总计不下四五十次，几乎波及了明朝的所有省区。明朝的日渐衰落，更引起了巨大的边疆危机。
倭患由来已久。元末明初时，日本国内一些失意的土豪和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杀掠边民。从辽东经山东、浙江直至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经常登陆剽掠。明太祖建国后，一再遣使赴日，要求日方停止“纵民为盗，肆侮邻邦”。但外交的努力不见成效。于是明太祖开始加强海防，保卫边疆。洪武二年（1369），明朝军队一次就生擒了数百人。永乐时期，更是在辽东取得了“望海埚之役”的胜利。永乐十七年，倭寇二千余人从海上骚扰望海埚，辽东总兵刘荣率兵力战，倭寇大败，明军“生擒数百，斩首千余”。此后倭寇虽屡有侵扰，但终未酿成大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