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荆州市）人，又称张江陵。张居正的先祖张关保是凤阳府定远县（今安徽定远）人，和明太祖是同乡。元朝末年随朱元璋起兵，被授予归州长宁（今属湖北秭归县）所世袭千户之职，张家遂隶籍湖广。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曾七次参加科举，均名落孙山。无奈之下，他把希望都寄托在长子张居正身上，希望他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张居正果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1547）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升为编修。以后不断晋升，穆宗在位时已任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与高拱并为内阁宰辅，深受穆宗的赏识。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施政措施，这份奏疏体现了他的依法治国思想，内容都切中时弊，可以看出是他经过仔细的观察与思考后才提出来的。明穆宗对这份奏疏十分赞赏，当即命令下发各有关部门执行。但是，当时的首辅李春芳不想有所作为，对张居正的奏疏也是敷衍了事，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令张居正十分寒心。他知道，只有自己成为内阁首辅，才能彻底贯彻改革计划。机会终于来了，穆宗去世的当年，张居正便与宦官冯保合谋，驱逐当时的首辅高拱。冯保与高拱向来不睦，却与张居正甚密，二人一拍即合，事情进展很顺利。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也就是神宗登基的的第七天，神宗下旨将高拱革职，以张居正为首辅。
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后，排除了改革的人事阻力，接下来他便着手进行改革。他以天下为己任，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由于神宗积极支持他的改革措施，所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张居正的改革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整顿吏治。明代中期吏治腐败十分严重，为了改变各级官吏因循守旧、贪污腐败、办事拖沓、不重实效等弊病，张居正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察官吏的政绩。张居正以考成法为依据，赏罚分明，奖善惩恶。对于那些秉公办事、为百姓着想的廉吏，列为上考；而把那些敷衍上司、花言巧语、不办实事、搜刮百姓的官员列为下考。他把整顿吏治与对黎民百姓的态度联系起来，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体现了他“以民为本”的思想。这样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在实行考成法的过程中，许多贪官、冗官被裁汰，一些政绩卓着的低级官员被破格提拔，为国家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张居正还抑制各地强宗豪族，禁止他们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他用法度伸张朝廷权威，振肃纲纪，一些豪族的不法行为得到了抑制。经过张居正的精心治理，明代吏治得到了极大改善。
第二，整顿边防。明代嘉靖年间，边疆形势开始严峻，始终被“南倭北虏”所困扰。南倭在嘉靖末年基本平定，“北虏”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鞑靼人经常进入明朝边境抢掠财物杀害百姓。早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巩固边防的工作。他任用谭纶、王崇古、方逢时、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驻守边防。尤其戚继光和李成梁，都堪称是一代名将。在嘉靖年间，戚继光率领他的戚家军和俞大猷等在东南沿海并肩作战，最终平定了倭寇。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将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州（今天津蓟县）。此年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负责蓟州、昌平、保定三镇军务，此三镇紧靠京师，从而有效地防范了蒙古对京师的进犯。戚继光镇守蓟镇十六年，蒙古军队几次来侵犯都没有得逞。李成梁于隆庆四年（1570）以辽东都督佥事之职代理辽东总兵职务，镇守辽东。万历二年（1574），李成梁升任辽东总兵，统辖东北军队，西防蒙古，东防女真。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多年，多次打败蒙古人的进犯，巩固了明朝的东北边防。戚、李二人在镇守北部边疆的过程中，经常相互配合，共同抵御蒙古，使得边境防御力大大加强，蒙古不敢轻易犯边。史书称赞戚继光为“古来少有的一位常胜将军”，称赞李成梁说“边帅武功之胜两百年所未有”，尽管有溢美之词，但基本符合事实。
除了任用名将镇守边疆外，张居正意识到必须改善同蒙古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边疆的不稳定因素。隆庆五年（1571），宣大总督王崇古上《确议封贡事宜疏》，提出对蒙古封贡、互市的八项主张。这一主张得到高拱、张居正等人的大力支持，最后得到明穆宗的批准，这一事件又称为“隆庆和议”。其内容是：明朝封鞑靼首领俺答为顺义王，其余各部首领也被授予都督同知、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职。同时根据王崇古的建议，恢复了与蒙古的双边互市。从此，困扰明代二百年的蒙古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明朝消除了来自北边的威胁。俺答封贡后，蒙汉两族友好相处，边境安然，数千里军民安居乐业，又免除了兵戈征伐，节省了财政支出。清代魏源评价这件事时说：“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式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人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赐。”
第三，财政改革。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张居正实行了以下几项措施：（1）倡导节俭。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和各级官员，而且要求最高统治者神宗也厉行节约。他多次向神宗建议“节用爱民”，“以保国本”。在他的据理力争之下，许多花费巨大的工程都没有进行，这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2）清理陈欠赋税。张居正先后几次下令地方官员清理积欠的赋税，他还将清理赋税作为考查地方官的一项标准，对征收税额不足的官员或降职或弹劾。（3）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是赋役征收的一种方法。它的实行由来已久。早在嘉靖年间，在张璁的主持下，江南部分地区就已经实行，但是并没有在全国推广。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将赋税、徭役和土贡物品合并成一项，并折合成银两征收；征收标准按人丁和田亩分担，赋役以州县为单位，原有赋役额不变；赋役折银后由地方官负责征收。“一条鞭法”简化了赋役征收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分担不合理的状况，抑制了地方豪强的势力，减轻了贫民百姓的负担，增加了财政收入。
张居正的财政改革卓有成效。据统计，户部管辖的太仓（国库）在隆庆元年（1567）的收入是二百零一万两白银，万历元年（1573）约是二百八十一万两。经过张居正几年的治理，到万历五年（1577），太仓的收入已达到四百三十五万两白银。仅凭以上的数字对比，我们就知道张居正改革的成效了。万历初期的几年，成为明代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张居正的确功不可没。
明王朝自英宗以后政治日益败坏，虽然孝宗、穆宗时有过改善，但是仍没有从整体上抑制住江河日下的态势。历史选择了张居正，他怀着满腔经邦济世的热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毅然挺身而出，顶住巨大的压力，革除弊政，实行新法，力挽狂澜于既倒。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时代，如果没有超人的魄力、卓越的才能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历史上的改革家，很少有善终者。从商鞅到杨炎，再到范仲淹、王安石，无一不是如此。功高盖主，张居正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但他仍然选择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明朝的积弊，我们又怎能不佩服他人格上的高大？事实也证明，他的改革是成功的。改革之后，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历史进入了“张居正时代”。
张居正是深受儒家思想熏染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是他的做人理念。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他人。他的“至察心理”，与当时的世俗格格不入，一些官员怨恨他的不近人情。在世风日下的社会里，许多人不能自持，开始随波逐流。尽管他们熟读“四书五经”，以君子标榜自己，但是做起事来却与传统伦理道德断然相悖。张居正是个愤世嫉俗的人，面对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奢侈浪费、办事拖沓，且不思进取、目无国家、一心为己的行为，他当然看不下去，他要用严刑峻法管理这些目无法度的官员，杀杀他们的劣根性，以树立朝廷的威信。
张居正是个地道的实干家，而不是一个“空谈误国”者。他有满腹经邦济世之才华，却因为庸人挡道而无用武之地。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救国于危难之时，济民于水火之中，他不惜同太监冯保合谋将李春芳、高拱等排挤出内阁。但他的目的是好的，张居正玩弄权术成为首辅的最终目的，是想通过改革来重振国威，而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并不是贪官。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张居正并不是圣人，他也有缺点。除了使用阴谋手段排挤李春芳、高拱外，他还对已经离职回厚籍的高拱进行陷害，欲除之而后快。尽管他中途收手，使高拱免遭一劫，但从这件事上，我们也看出了他人格上的缺陷。他还纵容家奴飞扬跋扈、仗势欺人；他的三个儿子均因为他的权势而赐进士及第，而他也并不推辞等等，这些都是他人格的污点。尽管如此，张居正作为一位伟大的改革家的功绩，依旧是不容抹杀的。虽然改革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年，但是改革成效是巨大的。如果后人能把他的改革进行下去，那么明代的历史必将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