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强调：“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现。”这里，李大钊所表达的思想，实际上蕴涵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还有一个如何使这个在那个时代环境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处于新的时代环境下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而这种理念在稍后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又有所深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此外，他主张：“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他还说：“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导。”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后来才提出来的，但这里李大钊所表达出的正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最初表达。虽然他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但他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却对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很大影响。
5.政党社会基础
政党建设的核心基础是保持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源泉和立党之本。如果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政党的事业和一切奋斗目标就无从谈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罗莎·卢森堡说过：“即使一个先进阶级革命组织的领导机构，一旦放松了与本阶级广大群众的联系，脱离了本阶级广大群众的监督，也会丧失生命力，陷入官僚主义泥坑，甚至会堕落到与本阶级广大群众对立的地步。”这应该是对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关系的最早的科学论断，因而最具普遍意义。
众所周知，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注重批判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在这方面的思想便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他强调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无论赞否马氏别的学说的人，对于此点，都该首肯”。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使李大钊清醒地认识到：“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在他看来，“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这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他明确表示：“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努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19年2月，李大钊提出知识阶级应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并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事实证明，上海的“六三”工人大罢工有力地支援了北京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有鉴于此，李大钊着力强调：“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为此，他号召青年学生到工人中去，农民中去，向他们灌输知识和革命道理，使劳工阶级觉悟起来，主动承当起工农运动的先驱者的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他深入工农群众中，调查矿工生活，给铁路员工讲课，亲自参加对二七大罢工斗争的领导。
在中共二大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而且“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这次大会首次在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了中国要分两步走，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说明李大钊很早即强调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民主革命的问题上具有超前意识。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区别之一。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所以，李大钊无论在建党思想上还是建党实践上都是颇有创见的先行者。
6.政党自身建设
开展自我批评，以达到不断自我完善是关系到政党自身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
李大钊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其一生的思想发展轨迹中，始终贯串着一条思想解放、追求真理的主线。从参加立宪请愿运动到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到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认识过程，绝不能说他的思想反复无常，或批判其模棱两可，而恰恰是李大钊追求思想解放、与时俱进、自我批评、自我完善的一个明证。
比如，李大钊敢于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他一旦发现缺点和错误，立即加以纠正。这是他自我完善的重要体现。李大钊政治思想的转变，特别是他对袁世凯的前后不同的态度，由拥护到坚决反对，等等，都能证明这一点。
再如，中共二大以前，由于北方政局发生显著变化，胡适等社会名流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主张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实行废督裁兵、财政公开、制定宪法、停止内战，以实现南北和平统一。李大钊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不错的办法，因此也签了名。中共中央讨论后认为，外力与军阀仍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势力，目前废督裁兵是不可能的，内战仍将继续下去，好人政府的主张将引导国人走入改良幻想的歧途。李大钊接到有关文件后，“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认为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同时，李大钊还积极主动按中共中央的精神给他的一些朋友也做思想工作，使不少人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看法，放弃了当时的政见。
李大钊强调“团体”要经常“训练”，进行学习。1921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就对“团体的训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团体的训练和民众的运动愈发达，团体的训练才愈高明。”1924年，他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学习，加强进行“团体的训练”。他认为，首先，“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团体是全被压迫的民族的先驱”，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厘清党的性质；其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党和党纲。我们的同志在党中做过多年工作的，然而有许多不明白我们的党和党纲，这是很危险的。”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就对党自身的建设提出了这样的主张，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革命实践和发展中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可贵的镜鉴。
总之，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建党的一些理念及党建思想，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建党理论上急需解决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形成“三大作风”和“三大法宝”，针对民主革命的形式变化制定符合国情的党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推动了各地建党工作的进行。因而这对于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意义。1919年6月，陈独秀因领导五四运动被北京政府关押，后经各方营救，于9月16日，“准予保释”。但他出狱后“仍应按豫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豫戒”，由一区警察署派人监视，“免其再有越轨行为”。李大钊为此特写诗词《欢迎仲甫出狱》：“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署名守常。
1920年1月初，西南大学开始筹办。陈独秀应负责筹办该校的汪精卫、章士钊之邀，秘密离京，于1月底到达上海，与他们共商筹办事宜。2月4日，陈独秀抵达武汉，应邀去一些大学讲演，宣传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他的讲演轰动了武汉学界，也引起了湖北当局的惊恐。于是，陈独秀被严令停止演讲，速离武汉。这样，陈独秀于2月8日离汉返京。北京政府从报纸上看到陈独秀在武汉讲演的报道，才知道他离开了北京。于是，派警察守候在陈独秀的寓所门前，企图在陈独秀重返北京后，将其逮捕。高一涵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后，经与李大钊商议，便派人到西车站把陈独秀接到王星拱家暂避。为了保护陈独秀，李大钊决定由他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他们乘骡车秘密离开北京，奔赴天津。两人在途中酝酿了建党问题，并相约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这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李大钊在天津送别陈独秀后，曾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到天津旧俄租界会晤了俄共（布）党员鲍立维。鲍立维当时是北京大学教师，住在天津，每逢周五周六到北京去给学生上课。李大钊等人与鲍立维交换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讨论了在京、津建立革命组织和进行革命活动的问题。
这期间，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大钊在指导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要求他们到群众中去。同年4月，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长辛店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发动和组织工人的工作。1920年5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一批进步青年，组织北方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他们以北京大学为纪念活动的中心，李大钊亲自主持纪念会，参加会议的工人和学生有五百多人。会后举行游行，并打出了“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资本家的末日”等标语。这次纪念活动，《新青年》还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刊发了李大钊的《“五一”May
Day运动史》一文。该文系统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来历，热情歌颂了各国工人阶级为争取解放作出的牺牲，并指出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不足。他特别提出了“直接行动”（Direct.Action）思想。如果说“根本解决”是李大钊提出的救国方案的思想基础，那么“直接行动”则是实践基础。“该文对于了解世界工人运动的情形，了解五一劳动节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后该文被《申报》、《东方杂志》、《星期评论》、《钱江评论》等许多有影响的刊物全文转载或摘发。这次纪念活动，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正当李大钊、陈独秀积极为建党作准备之时，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到了中国。魏金斯基到北京后，举办各种座谈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摆脱无政府主义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影响。
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以《新青年》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直接深入到群众中，支持和参与工人运动。1920年4月，魏金斯基到达上海，与陈独秀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达成一致意见。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等人参加，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条件。在此基础上，6月，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建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一个简单的党纲、党章。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经过酝酿和准备，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决议推陈独秀为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正因为这样，许多学者“认为上海共产党组织与各地共产党组织之间不是平行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这一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而是赞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它不仅为各地共产党小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帮助，而且是各地共产党小组的联络中心”的观点。
此时，到达上海的魏金斯基在每次上海发起组开会时都前来参加。至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其成员包括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李达、沈雁冰、林祖涵、林伯渠、周佛海等十六人。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做了大量重要工作。其中包括：
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小丛书”第一种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
该书首印了一千多册，9月再版，以后由其他书社多次再版。1920年9月，由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资本论入门》作为“社会主义小丛书”第二种出版。
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为指导和开展工人运动，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设有《演说》、《本埠劳动界》、《国内劳动界》、《读者调查》、《诗歌》、《小说》等栏目，文章一般较短，内容浅显易懂。陈独秀主编。李汉俊、李达等经常为该刊撰稿。1920年9月1日，《新青年》改组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主编陈独秀。陈独秀等人在《新青年》上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登载介绍苏俄革命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半公开的《共产党》月刊，李达主编。这是中国第一份以“共产党”命名的刊物，是适应建党需要，面向早期共产主义者，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刊物。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开办工人学校，组织成立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等；关注农民问题，开展农民工作，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