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最初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文中说：“九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那时上海小组所创办的《劳动界》周刊已经出版，我们在会场上将创刊号发给大家看，这也是使会议生色的一件事。”“小组决定应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之用。”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刚刚起步，11月，其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就发生了严重分歧。分歧之点有二：（一）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领导，反对党的纪律和职务分工。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是相违背的。（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政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而共产主义者则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经过激烈的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荣外，都退出了北京共产党小组。
1920年11月，李大钊任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书记，张国焘负责宣传。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包括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张太雷等。到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共北京支部成员已达到十三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重要活动。首先，创办通俗性工人刊物《劳动音》周刊。邓中夏、罗章龙编辑。发刊词指出，创办该刊的目的在于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劳动音》周刊采用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很快就在长辛店、南口等工人聚集地区广泛流传开来，深受工人群众的欢迎。12月间，每期已销售至两千多份。《劳动音》周刊注重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大大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出版《劳动音》的同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创办了《工人周刊》，着重报道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
其次，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到长辛店考察后，决定将其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弟都能受到教育。为此，张国焘于1920年11月12日在《劳动音》周刊上发展了一篇题为《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的文章。1921年1月1日，长辛店机车厂劳动补习学校正式成立。学校分日校、夜校，日校招收工人子弟入学，课程与普通高等小学堂的课程基本相同；夜校一般是工人上课学习，设有国文、法文、社会常识、科学常识等课程，教师大都由李大钊任教的北京大学的师生担任。李大钊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均常到该校视察或讲课。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宣传、教育、启发下，工人觉悟不断提高，同时培养了大批工人运动骨干。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千多名工人在长辛店参加了集会和示威游行，见证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及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长辛店工人庆祝五一节的活动，虽然其组织方式、内容和规模都无法与后来规模空前的工人运动相比，但其意义却是重大的。“它继五四运动中各地工人的斗争之后，又一次向中国和世界表明：中国工人阶级觉醒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了，它将以其他阶级所未曾有过的姿态左右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次集会上，通过了建立工会的决议，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指导和帮助下，很快就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工会组织，为了与过去工头们所组织的“工会”区别开来才叫“俱乐部”）。有了工会组织，工人的斗争就更加有组织性。长辛店工人的斗争情况经过《工人周刊》的宣传，对京汉、京绥两线的铁路工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北方劳动界的明星，各地工人代表纷纷来参观、学习。这一切也为北方工人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者，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了建党建团活动。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在北京大学宣告成立。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等四十人，张国焘致开幕词。会议推举高君宇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由于年龄和工作的关系，李大钊未任青年团主要领导职务。但从现有档案中留下的当时打入共青团内部的密探写给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的密报中可以看出，李大钊不仅经常参加青年团的活动，而且在处理重大事件时常发挥主要作用。1921年3月30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二院召开第四次大会，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高君宇等人参加。在会上，李大钊提议，由于团的组织发展较快，团务日渐纷繁，必须建立团的领导机关，以便统一团的活动。会议选举张国焘为书记，高君宇、宋价、刘仁静分别为组织、教育、会计委员，李大钊、郑振铎为出版委员。
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以后，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开展了积极而有成效的革命活动，不仅在各学校青年学生中间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团的组织，而且深入各界群众，面向社会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当时，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中心是北京大学。其主要活动有以下几方面：密切与少共国际关系。派代表出席于柏林召开的少共国际大会；不断加强组织建设。在1921年3月召开的第四次大会上，讨论筹集活动经费及改旧有之四股制为执行委员会事宜，“设置委员十一人，分书记一人，会计一人，组织三人，教育三人，出版三人”；深入工人群众。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张国焘等分别到各地活动，结识当地工人领袖，从而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向各地输送革命骨干。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不仅成为当时北方革命的中心，党团组织担负着支援北方各地革命活动，而且帮助各地建立党团组织，输送了一批骨干。
总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成立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的一年半时间里，取得了很大成绩。尽管当时中国青年共产主义者还很年轻，思想尚不成熟，但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将理论付诸革命实践，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与广大工人一起把北方工运搞得轰轰烈烈。到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前夕，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成为对北方革命颇有影响的青年团组织。
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日本、法国等都建立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昌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包惠僧为书记；1920年秋，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施存统为负责人；1920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至1921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共产党”分道扬镳后，陈独秀等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陈独秀、谭平山先后任书记；1921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张申府为负责人。
关于中共一大前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名称问题，长期以来，党史学界一直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但实际上，各地的名称并不统一，如上海的早期组织最初称“共产党”，到1920年11月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的早期组织最初称为“共产党小组”，后改称“北京共产党支部”；广州的早期组织称为“广州共产党”，或“广州共产党支部”；济南的早期组织称为“共产党小组”；武汉的早期组织称为“武汉共产党支部”。但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都是早期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通称之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有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领导工人成立工会，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实践上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条件已基本具备。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变化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在国内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很少提到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促进或推动作用。自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陆续翻译和出版了一大批俄罗斯新解密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由此大大推动了学术界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相关问题的研究。随着一些新的档案资料的挖掘和公布，学术界逐渐了解和认识到，俄共（布）、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共产国际从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都给予了直接领导、组织和帮助。历史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息息相关。
1919年初，列宁联合欧洲各国左派革命党人，开始发起成立名为“共产国际”的世界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成立，在其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共产国际宣言》等文件中，鲜明地反映了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的色彩。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国际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强起来了，“现在只是必须找出一种能使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形式”。这种形式就是不顾一切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创建“世界苏维埃”。为此，必须全力组建和扩大各国共产党，并使他们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附属于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以便能够作为一个统一的战斗组织，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来发动和领导世界革命。所以说，共产国际成立后，十分关注中国的革命形势。
1920年3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出由魏金斯基、杨明斋等人组成的俄共（布）小组到达中国，其目的是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情况，联络中国的进步力量，并考察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魏金斯基（1893—1953），全名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魏金斯基，又名察尔金，中文化名吴廷康。在《向导》、《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时用笔名魏琴或卫金。出生于俄国一个木材管理员的家里。于1913年移居美国，开始从事政治运动。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十月革命后回到俄国，在海参崴加入俄共（布）。1920年1月开始从事共产国际的工作，负责远东事务。
杨明斋（1882—1938），名好德，字明斋，山东平度人。1901年辗转到俄国海参崴做工谋生。1908年后在西伯利亚地区边做工边读书，参加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后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曾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奉命到海参崴开展革命工作。1920年4月，作为魏金斯基的助手和翻译回国。
魏金斯基一行于4月抵达北京，当时，正值《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1919年7月25日发表）正式传到中国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受到中国舆论界和进步知识分子的高度赞扬。因而，魏金斯基一行的到来，备受进步人士的欢迎。他们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介绍，首先认识了李大钊，然后通过李大钊的引见，与北京的进步人士进行了多次座谈。“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然后）魏金斯基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人数不多，（大概）有十个、九个的同魏金斯基见面。其中有：刘仁静、邓中夏、李梅羹、张国焘、罗章龙等。”在座谈中魏金斯基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俄的各项政策、法令，令他们耳目一新，对苏俄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也化解了此前对苏俄的各种疑虑，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轮廓。通过他们的介绍，团结在李大钊周围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更加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魏金斯基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表示要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他们多次在北京建议李大钊南下到上海与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者会谈，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经过与李大钊多次会谈，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到上海同陈独秀会谈。据张国焘《我的回忆》记载：“1920年，约五月间，共产国际尹儿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份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他们首先认识了李大钊，“再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
通过李大钊的介绍，魏金斯基一行，除马马耶夫留在北京继续帮助李大钊进行建党准备工作外，其他人则赴上海，与陈独秀联系，了解上海革命活动的情况。魏金斯基一行到上海后，相继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并举行过多次座谈会。“由于多次的交谈，一些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明白了苏俄和苏共的情况，得到一致的结论：‘走俄国人的路’。”魏金斯基通过访问、座谈，也认为“中国可以组织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