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金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与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1920年5月，魏金斯基在上海筹建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内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1）组织共产党，力争在大学生以及沿海工人的组织中发展共产主义支部；（2）在中国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事业。在魏金斯基的努力下，中国科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魏金斯基在中国的活动是顺利的，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关系是融洽的，这与魏金斯基的个人品格有关。魏金斯基从不以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居，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革命家倍加推崇，态度谦逊，充满热情。他来中国后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魏金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与陈独秀一起起草了党纲草案。在他的指导下，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文章。魏金斯基还与孙中山进行会见，这也是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重要会见，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活动的情况。192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的情况下，魏金斯基返回苏俄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此次在华共计活动了十个月。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经费方面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魏金斯基从一开始就向陈独秀提供经费，帮助中共早期组织开展各项活动。“不难想象，要是没有俄国共产党的支持和援助，仅靠中共早期参加者自己拿钱来大量发行刊物，印制革命书籍和宣传品，组织各种活动，如集会、结社，组织外国语学社及工人夜校等，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甚至，魏金斯基和陈独秀离开上海后，1921年初中共早期组织一时间因经费无着落几乎瘫痪。魏金斯基于1921年1月回国，在伊尔库次克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他这次来华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接替魏金斯基的第二个共产国际代表是马林。
马林（1883—1942），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出生于荷兰鹿特丹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年轻时就投身于工人运动。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前往荷属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参加了当地的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918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返回荷兰，加入荷兰共产党。1920年，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作为爪哇的代表担任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由于他在印尼开展革命运动中积累了较丰富的活动经验，列宁和共产国际派他来中国开展革命活动。1921年6月3日，马林抵达上海，很快就与1921年1月来华工作的弗兰姆堡建立了联系，并从他那里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弗兰姆堡原在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委员会东方民族部工作，这次来华是由工会国际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派遣，主要是联络和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
马林的风格和魏金斯基截然不同，他一到中国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索要工作报告，并以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而自傲，陈独秀派李汉俊与马林会谈，但李汉俊因不满马林的作派，二人每每发生争执。陈独秀在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时，还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中共一大后，他返回上海专任党的总书记后，马林有两件事引起陈独秀的强烈不满并要求共产国际调回马林，在一个多月内不顾马林的一再要求，拒绝与其见面。一是马林不经中共知道私派张太雷（时任马林翻译）去日本联络代表去苏俄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另一件事是马林认为中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上的援助。前一件事，陈独秀认为是对中共的轻视和极为不尊重；后一件事，陈独秀更是坚决反对，认为有被称为“卢布党”的嫌疑，并且很难使中共今后保持独立的地位。直到1921年9月上旬，陈独秀等五人被捕后，马林四处奔走并交付一大笔保释金，陈独秀才被释放。出狱后，陈独秀首次会晤马林，但在关于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经济援助这一问题上，二人仍存在很大的争论，这也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次极有意义的讨论。由于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经济状况窘迫，而搞革命是需要很多的职业革命家为其奋斗服务的，基于这一实际情况，当时陈独秀开始考虑马林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建议，并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另一位来华者，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代表尼克尔斯基。
他几乎与马林同时到达上海。尼克尔斯基生于1898年。1919年至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并参加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工作。不久，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来中国，赴上海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并出席旅华朝鲜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召开的代表大会。
通过弗兰姆堡的介绍，马林很快与尼克尔斯基联系上，不久，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会面，并建立了联系。通过多次约谈，两位共产国际代表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筹建共产党的具体情况。据此，共产国际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后来，李达回忆说：“六月初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综上而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首先包括是特定的国际政治环境造成的；其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对中国社会中一部分激进分子产生直接影响的结果；再者是中国人民选择了这样的新型政党道路。正是由于中共早期组织是在俄共派人推动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共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干部组织准备实际上还都相当欠缺，也造成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努力，缺少符合本国国情的创造性思维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层次思考。1921年6月，上海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达和李汉俊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旅法、旅日留学生中的组织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通知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考虑到各地代表来上海路途遥远，经费困难，便从马林带来的活动经费中，给每位代表寄出一百元路费。各地中共的早期组织接到信后，都积极响应上海党组织的建议，选派各自的代表。当然，各地确定和产生代表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是召开党员会选举出代表，有的是以发起人为当然代表，秘密前往，有的则由当地的党组织负责人指定代表出席。
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马上在西城暑期补习学校开会，讨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人选问题。当时，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以及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公务繁忙，无法前往上海出席会议。这样，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便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出席中共一大。
关于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中共一大的问题，很多学者已进行过探讨，主要观点有几种：
一、公务繁忙说。这主要是根据张国焘、陈公博等人的回忆，认为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忙于工作，不能抽身参加中共一大。持这一观点者较多。
二、忙于筹备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因为少年中国学会每年7月召开年会，与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
三、对中共一大的意义认识不足。程金蛟认为：“李大钊对‘一大’召开的意义认识不足，对‘一大’召开不重视，这才是他不出席的根本原因。”他从中共早期党员对中共一大的认识及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的表现，以及建党初期的重要领导人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反应，甚至中共一大开会的、闭幕的时间，党的领导人、会议代表都不能准确记起，等等，得出如上结论。
四、李大钊正参与领导索薪斗争。这种提法最早是罗章龙提出来的：“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五、领导索薪斗争是未能参加中一大的直接原因，而对中共一大会议的重视程度不够则是其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李大钊这一时期公务繁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民国初年，教育部令各校成立评议会。北京大学在胡仁源任校长时始设评议会。蔡元培任校长期间，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立法机关，评议员由全体教授（讲师、助教及事务员不在内）互选之，约每五人举一名，每年改选一次，评议长由校长担任。“本会每月开常会一次”，“遇有特别事件，由议长……召集临时会议。”须经评议会议决的九项事项如下：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校内各机构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各种规则；各行政委员会委员之委任，本校预算及决算；教育总长及校长咨询事件；赠与学位；关于高等教育事件将建议于教育部者；关于校内其他重要事件。从1920年至1923年，李大钊连续四年当选，李大钊任评议员的四年间，共参加了二十六次评议会会议。
而当时李大钊正投身于国立八校教职员工的索薪斗争。1920年底，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财政困难，遂断绝了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致使北京国立八校高等学校无法正常运转。由于政府连续数月拖欠经费，在已经无法维持的情况下，1921年3月13日，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召开大会，决定自次日起罢工。
后其他各校陆续加入。14日，成立了八校教职员联合会，公举马叙伦为主席，李大钊和徐瑾被指定为新闻股办事。会议议决：“自明日起，每日下午一时半至三时半，在美术学校开会。”并以实现“指定确定款项，作为教育基金”和“清偿积欠薪修（工资）”两项基本条件作为斗争目标。随后，由马叙伦、陈世璋等赴总统府、国务院及教育部，公呈八校教职员停职宣言，交涉教育经费。19日，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决定组织一个“教育基金委员会”，拟请从所得税、铁路收入、关余、盐余、印花税等国家收入中拨出若干款项充作教育经费，并采取由社会团体组织的人民自动监督措施。21日，联席会议决定出版《半周刊》，李大钊被指定负责编辑事宜。北京高等专门学校的罢工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全国各界联合会、北京学生联合会等通电全国援助八校教职员工。
3月29日，教育总长范源濂在国务会议上就八校请愿提出筹付教育经费问题。会议议决由交通部、盐务署自3月份起每月分别筹措二十五万元交付教育部，所欠六十万元分数次陆续付还，并由教育部劝令罢课各校教职员复课。30日，范源濂召集八校代表宣布会议决议。八校教职员因决议没有提到教育基金问题，表示拒绝接受。4月8日，八校教职员因交涉无望，集体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和次长王章祜因无法维持局面亦请辞。八校教职员的行动得到各校学生、校长的支持，八校的校长于4月15日向教育部提出辞呈。北京中小学学生亦举行罢课。
4月26日，举行第二十三次联席会议时，因主席马叙伦生病缺席，李大钊任代理主席主持会议。“自26日至7月4日，先后召开三十余次会议”。这些会议包括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大会、临时大会、常会、紧急会议等等，李大钊作为代理主席，需要主持会议。据不完全统计，仅1921年5月李大钊共计参加了大小十三次相关会议。
与教育部多次索欠无果的情况下，6月3日，各校教师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李大钊参加了此次请愿活动。这次活动使“北大校长蒋梦麟受伤不能行动，法专校长王家驹、北大教授马叙伦、沈士远头破额裂，血流被体，生命危在旦夕，李大钊昏迷在地，不省人事”。6月29日，八校学生联席会发起各校联席会，共十一个团体参加，李大钊作为八校教职员代表参加了这个各团体联席会，向全国各界联合会等解释八校教职员索薪斗争的目的和对“六三”采取的方式。这一期间，李大钊是非常繁忙的，甚至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7月24日、28日，他还在为此事主持召开会议。除此外，他还数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况且，他还要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会议，等等，而这一时期正值学年终结，因而他很难抽身去上海。
有学者认为虽然当时各地已有了一些党的组织，并开展了活动，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力量分散且无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不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肯定，更是集合全中国最先进分子，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得到社会主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使中国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