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至忠之臣。他不但勤于政事，且善于政事。敢于冒犯权贵，执法如山，反对太后干预朝政，严惩贪酷官吏。他要求“严修武备，精选将材，裁汰老弱，招慕义勇，广储粮食以提高战斗力”（《包拯集·前言》）他自身言行一致，说到做到。《宋史》本传说，“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他一生一以贯之，宋人张环说：“公行也备，才也果，言也诚，志也忠，自初仕逮于考终命，其节未尝少衰变。”他个人品格是无一毫可被人诋毁的。此又是他官运不败原因之一。
最后之原因是包拯的革新建议及弹劾进谏均未曾在根本上动摇达官显宦的特权，其目的是在维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又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因此受到人民的称颂。所以宋仁宗即位之后，在他掌握的显赫的爵位中，一直给包拯留下一个席位。包拯是中国民间传说中最著名的清官，有大量的戏剧在演他的故事，有不少小说讲他的故事。包公戏历久不衰的原因，是因为世道黑暗，民不聊生，贪官多而清官少，人们从心里呼唤清官的出现。编戏的人把快意的事、为民除害的事都加在包拯身上，在现实社会里看不到清官，在舞台演演、唱唱也是对现实污浊腐败的一种抨击和发泄。后世读者如能把读史和看戏结合起来，那将体会更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杰出的爱国英雄文天祥
宋代是个可悲的时代，赵家皇帝对宋太宗的“守内虚外”一直奉为基本国策。太宗说：“国家无外患，必有内忧，外患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他认为外患不可怕，只是“边事”而已，所以大宋皇帝都把精力全在防止“内患”上了，结果幽燕送给了辽国，西北送给了西夏，中原送给金国。到理宗、度宗、恭帝时，便把南宋送给蒙古人了。
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体貌丰伟，美晰如玉。少年时见学宫所祭祀故乡先贤欧阳修、杨邦义、胡铨画像，皆谥“忠”，心中羡慕，发誓道：“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二十岁时中进士，对策集英殿时，滔滔万余言，一挥而成，宋理宗钦点第一名状元，著名学者考官王应麟说：“是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
是时元兵南侵，南宋朝廷昏暗腐败，奸相贾似道专权，排斥文天祥。文天祥在《御试策》中提出全面改革的策略改革不息论。他痛斥宋朝“贪官暴吏”“滔滔皆是”，官场中是“浊滓横流”。他批评守内是残酷镇压人民，虚外是对敌磕头求饶，必须彻底改革。他是我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提出改革不息论的政治思想家，但是他遭到上至皇帝下至大官僚的反对。有识之士一致认为朝廷如用文天祥执政，一致对外，宋朝必胜。故相江万里见天祥，语及国事，感慨万千地说：“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当有变，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把复兴宋朝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
宋度宗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忽必烈命左丞相伯颜率二十万大军南犯，时文天祥任赣州知州。元蒙侵宋已历三十年，元兵已是“力弊、师老、财费”打不下去了。但元蒙灭宋之心不死。度宗死，恭帝立，元军又大举南犯，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太皇太后谢氏下诏天下勤王。文天祥奉诏涕泣，立即聚兵积粮，招募民兵一万人，将赴临安勤王。文天祥的朋友劝阻他说：“当今元军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说，“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文天祥认为只要道义在胸，天下抗敌英雄豪杰都揭竿而起便可成抗敌的功业。
原来文天祥为人“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然亡国在即，他“痛自贬损，尽以家资为军费。每与宾佐语及时事，则流涕，曰：‘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文天祥率领勤王军赴临安时，当时江南江北大片土地仍在宋朝手里，由于元朝所进行的战争的非正义性和野蛮性，它受到了南宋军民的殊死抵抗，天下事仍大有可为。但宋朝皇帝固守祖宗之法，拒绝改革，厌恶良谋，顽固地守内虚外，猜忌英杰之士。祸国殃民的贾似道不得已被罢免之后，又任用了一个实际是贾似道继承者的陈宜中做右丞相，力图防止天下豪杰乘抗元之机拔起，而随时准备向元朝奉表献土乞哀。太皇太后谢氏、陈宜中之流视文天祥等为眼中钉，必欲排之而后快。文天祥深知，宋朝衰亡的原因是一直以来的虚外守内的软弱政策。他在临安向皇帝上疏：“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义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南宋为献媚元朝，任命无耻降将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孟为兵部尚书引起国人愤怒。文天祥又说：“宋惩五季（代）之乱，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渐寝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这是宋亡的症结所在，倘能改变，宋并非注定要灭亡。
此时元军统帅伯颜已率大军包围了京城临安，要右相陈宜中出城谈投降事宜，陈怕当祸首又怕杀头或被扣留，趁黑夜逃走了。此时文天祥挺身而出，他说：“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且意北尚可以口舌动”，且“欲以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谢氏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二十日，文天祥一行五人到了元营，伯颜原以为文等是来投降的，岂知文天祥要求元人退兵，并警告说：“能如予说，两国成好，幸甚，不然，南北兵祸未已，非尔利也。”伯颜以死相威胁，文天祥岿然不动。伯颜放归其四人，而拘文天祥。次日正当文天祥在元营痛骂伯颜失信将他扣留时，忽报宋新任右相贾余庆已奉谢氏之命以恭帝名义向元朝投降了。至此文天祥所作的一切努力统统幻灭了。
文天祥从营中逃出，乘船在东海上漂流，南下到了福建，与拥立端宗的张世杰，陈宜中等合作继续抗元。当时张世杰指挥的军队还有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文天祥新招募的新军数万人。但主持朝政的张世杰，虽是抗元首领，但缺乏政治家的复国远见。当元军向福安进攻时，他挟持端宗与重兵撤退到海上，从此他一直未离海，使文天祥陆地上的军队陷于孤立。
文天祥的可贵之处，是他临危不惧，凭借自己所组织的爱国部队，独立奋战，直至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在海丰五坡岭被俘。其母及子都死于战事。文天祥在潮阳见张弘范，昂然不拜，弘范知天祥为人以客礼待之，逼其写书招降张世杰等人，文天祥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弘范再逼之，文天祥提笔赋诗一首：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弘范读罢，惶窘不安，只得一笑而已。厂山兵败，张弘范置酒庆功说：
“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文天祥面对弘范等人为虎作伥的无耻行径，泪流不止，他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
文天祥被押往元大都，路过金陵住在馆驿，感而赋诗：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文天祥北行途中，曾绝食八日，竟未死，到大都元人为诱降计，将他送至华丽的宾馆，文天祥坐至天明，不久被囚禁在兵马司。蒙古人统治元朝，人口稀少，自觉文化落后，历史浅薄，单凭军事暴力无法征服汉族民心，故千方百计诱降文天祥。元丞相博罗欲招降他，文天祥在博罗面前昂然而立，说道：“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尽忠于宋以至死，愿求早死。”博罗问：“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至今日，几帝几王？”文天祥答：“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我今日非应博学弘词科，何暇泛论！”博罗问：“弃德祐嗣君（指归降的恭帝赵显）而立二王，忠乎？”答曰：“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也。从怀，愍（指西晋怀帝，愍帝被匈奴俘虏）而北者非忠，从元帝（指司马睿、东晋元帝）为忠；从徽、钦（指北宋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而北者非忠，从高宗（宋高宗赵构）为忠。”一席堂堂正正的话说得博罗语塞良久。他恼羞成怒，又问：“汝立二王竟成何功？”文天祥从容答道：
“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博罗问：“既知其不可何必为？”微笑回应：“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天祥今日至此，唯有一死，不再多言。”博罗被文天祥驳得张口结舌，无一言相对，欲杀之，但忽必烈想到文天祥的德才及影响仍欲劝其归降。
忽必烈为劝降文天祥直无所不用其极，南宋归降的德祐小皇帝被逼来劝文天祥应识时务，为天下效力，对昔日的国君，文天祥只好说：“圣驾请回。”别无他言。
文天祥被囚在土牢里，数年来面向南坐，从不面北，土牢广八尺、深四寻，一小铁窗。夏日，地下积水，晴天闷热，种种水气、火气、秽气等七气汇聚，非人所居。但他用孟子所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腔正气，战胜了污浊的七气。写出了传诵千古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诗中历数董狐、张良、苏武、颜真卿、张巡、诸葛亮等历史上的正气英烈人物。胸中怀有天地正气，这黑暗污浊的囚牢，成为了“安乐国”，在小屋里展读历史典册，中华传统美德一一展现在自己的眼前。文天祥是中华民族正气歌中的最强音，当之无愧。
忽必烈钦佩文天祥之才华人格，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初八，他接见文天祥亲口许诺宰相之职：“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我当以汝为宰相。”
天祥回答：“受宋恩为宰相，安肯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仍未下决心杀他，但元朝大臣力促杀文天祥，他们知道文天祥在一日，汉族人民抗元的斗争就一日不会停止。初九日，忽必烈下诏杀文天祥。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2年）十二月初九，一个寒冷的冬日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口，元大都（北京）数万人都挥泪来送别文丞相，文天祥从容坦然，躬身向南方再拜，别了，我的祖国！从容就义年仅四十七岁。其妻欧阳氏在他衣带上发现数行文字：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作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人们纷纷传诵，无不为之泪流满面。文天祥为国捐躯之日，元大都大风扬沙，一时天昏地暗，那是上天在谴责元朝统治者的残暴！忽必烈事后叹息说：
“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
文天祥夫人欧阳氏口诵丈夫衣带上的赞语，热泪滚滚，她说：“我夫不负国，我安能负夫！”自刎而死。文天祥是实践孔孟之道的楷模，是个道德完人。
《宋史》评论文天祥：“文天祥往来兵间，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无成，奉两孱主崎岖岭海，以图恢复，兵败被执。”元世祖忽必烈“以天地有容之量，既壮其节，又惜其才，留之数年，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
文天祥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是宋王朝的悲剧。他为国家的复兴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他不愧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人物，他是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典范，是一位浩气长存的英雄。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超越阶级、民族和历史，鼓舞、熏陶、教育着华夏儿女，为爱国、为正义事业而献身……
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单骑巡抚王恕
明朝成化、弘治年间，民间流传一句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两京指北京、南京。明朝以北京为首都，以南京为陪都。明朝最高行政机构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按明朝的制度，北京和南京都设有六部，合起来便是十二部。这两京十二部的长官是各部的尚书、侍郎，加起来不下几十人，可是民谣中为什么说“独有一王恕”呢？王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王恕，字宗贯，陕西三原县人。正统十三年进士。他最初任官大理寺时，就因敢于大胆批评刑罚不中之事而出名。后任扬州知府，“发粟振饿不待报”，关心百姓疾苦，为政清廉，刚直无私。被破格超任江西右布政使（省最高行政长官）。此后历官河南、云南、南京，均有政声。在南京任上，“考选官属，严拒请托”，不受贿，不准走后门，那些为官不正不清者，都怨恨王恕。然正直官员乃至平民百姓都拥护他。当时就有人说：“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劲节，负天下重望，为近时名卿之冠。”又云：“王端毅鲠亮峭直，好善恶恶，出于诚意，悯时悼谷，有甚护疾。”
明宪宗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朝廷派遣王恕巡抚云南。巡抚是持有尚方宝剑的人，其地位虽与总督相当，但权势却在总督之上。王恕来云南，前无报马，后无卫队。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骑在一匹瘦马上，顶风冒雪，跋山涉水，随从只是两个书童，行装是半笼旧衣，半笼古书。论其形象，就是一个教书先生而已，但他却是一位令高原南国震颤的人物。
王恕是为钱能而来。成化年间，宦官钱能执掌云南行政、军事大权。史书评其人，是“怙宠骄蹇，贪淫侈虐，古所未有。”据传昆明有一个姓王的人，卖槟榔发了财，市人戏称其为“槟榔王”，钱能处心积虑，欲将其家产攫为己有，于是把王姓户主抓来：“你一个区区平民，也敢称王，你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造反吗？”吓得王家悉数交出金钱财宝，才算保住了一条命。钱能的后台是谁呢？
就是当朝得宠的贵妃娘娘，因钱能在云南广搜珠宝珍奇奉献给她，故使自己在云南能无所顾忌，为所欲为。王恕出发前，好友告诉他：“钱能势不可犯，犯必有祸。”王恕胸中有数，微微一笑，挥鞭上路了。
王恕来到昆明，以其特殊身份和其一身正气，一下子镇住了钱能，让他和交趾国国王阴谋往来的事暴露了。对方送给钱能的生金、象牙、通犀等宝物被没收了，钱能手下的干将也畏罪自杀。钱能见势不妙，准备派人给贵妃娘娘送宝。
此次送的是一只能言的鹦鹉，养在金丝编的笼子里，笼子四周，镶以各色珍贵宝石、祖母绿、翡翠、金刚、猫眼，号称“八宝笼”。这样的宝物送进宫中，贵妃娘娘一定会颔首称赞，钱能的地位便可保住了。
这天，巡抚王恕来了，他擎起鸟笼子看了看，打开鸟笼，放飞了那只鹦鹉。之后将宝石鸟笼掷于阶下，拂袖飘然而去。在宦官的诉状到京师之时，王恕的奏折也到了皇帝手里。王恕问道：“你是要一只小鸟，还是要大西南边陲？”“难道为了一只微不足道的小鸟，就该去折腾骚扰黎民百姓吗？”正义终于站到了王恕这一边……
王恕在云南昆明时，生活得像一介平民百姓，他的清廉朴素与贪官们的豪奢挥霍有天渊之别。文献资料记载：他穿布衣布袜，外出办事，自己筹办伙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