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那么一个小不点，黄色背心，双颊赭红，满脸淘气。由于过快地奔跑，他大汗淋漓，气喘吁吁，雨水和着汗水，从头上往下淌。看了真叫人又惊奇又心疼。
车上游客的心情在疑惑好奇转为同情怜悯之余，对小男孩的举动还是感到不可思议。这时，全车人对这个小孩将出现在下一个弯处已不存任何怀疑。这不，往后，他与巴士几乎同时出现在好几个拐弯的路口，他们好像配合得天衣无缝，分秒不差，精彩！好精彩的一幕！
当巴士经历了一场颠簸，终于在山脚的火车站旁停下，就在司机打开车门的刹那，钻上一个小男孩，身穿黄背心。仔细一瞧，这不就是刚才与巴士赛跑的秘鲁孩子吗？车厢内顿时响起一片掌声与赞扬，老外们个个欢欣雀跃，纷纷拍照的拍照，录像的录像，忙得不亦乐乎。只见他汗水渗湿了衣襟，满脸稚气，一双粗糙的小手捧着一个色彩鲜艳、地道秘鲁式样的小布包，沿着车座中的过道，呈现在众人面前。直到此时，游客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秘鲁孩子是用他的脚力、汗水与惊人的速度，换取人们的施舍……
面对这样一个懂事又可怜的秘鲁孩子，车厢内一片寂然。阵雨初歇，天色黯然。游客们感慨万千，纷纷解囊，一个个从钱包中掏出美元或是秘鲁索尔，郑重地放进那个虽还鲜艳却沾着泥污的小布包。小男孩的脸上掠过一丝天真而又稍许呆滞的目光，没有童稚的笑声，没有灿烂的笑容，只有令人动心的感激和谢意。
在回程的火车上，导游向我们透露了内情：原来由于生活贫困，大人们想出这种利用小孩来挣钱的生财之道。他们有一班人马，专门到山里搜罗八岁至十一岁的穷苦小男孩，进行训练。找一条从山上通往山脚的捷径，让孩子玩命地飞奔而下，一定得一站不漏地赶在巴士之前，抵达事先选好的转弯处向游客招手呼喊，利用外国游客的同情心来敛财。而司机及有关机构都从中配合，抽取红利。每个小男孩追逐指定的游览巴士，每天大约要往返冲刺三趟，这项“与巴士赛跑”的运动，便成了他们童年谋生的手段。超过了十一岁，久经沙场的小男孩立即退休，换上新的更小的一批。因为年纪越小的孩童就越能博得老外的好奇与同情，也就越容易从游客那儿兜得更多的施舍。
听完，我们不由询问导游一连串疑窦：是谁在统领这帮秘鲁孩子？有多少小孩靠此谋生？这些本该坐在学校的课堂里的适龄孩子，为什么要去卖这种苦力？这些靠出卖苦力的孩子一天能挣到多少钞票？他们本人能得到多少报酬？政府有关部门对此采取什么态度？
导游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但从他忧伤的脸上，人们读到了答案。久久，他只是用低沉的声调告诉大家：这里的许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加入这支队伍，不少小孩正在排队等待，眼巴巴地期望那些年满十一岁的同伴赶快“退休”，以便自己能早日穿上黄背心接替他们，从事这项与巴士赛跑的职业。
此时，我遥望窗外，火车正吃力地喘着粗气，爬上一个山坡。两道平行线伸向远方。路途迢迢，没有尽头……
妈妈的树
6岁的时候我曾大病过一场。父亲背着我去医院，长长的路父亲就那么背着我一步步地往医院走。那时我对父亲而言已经有一点分量。父亲停下了，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把背上的我往上顿了顿。我说，爸爸，你累了，放下我吧，我自己能走。说着，我就从父亲的背上往下跳。但父亲不许，坚持着将我一路背到了医院。后来，父亲去世了，是因为车祸。母亲在几天几夜的昏迷之后醒来，对我和两个哥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家里的树倒了！”母亲是上海宜川电子配件厂的一个普通工人，月薪30多元。用这30多元钱，母亲养大了我们弟兄三个。
我小时候是从来不去理发店的，都是在家里由母亲来剪。母亲每次剪发之前都会说：“阿文啊，头发长了要剪了。”然后，她就把我按在板凳上，用手轻轻地抚着我的乱发。再然后，我就能看见自己的头发纷纷而落。围着我脖子的是一块黑色的绸，这块黑色的绸永远印入了我记忆之中，它水银一般流遍我的全身，随时都能将落发消融。
那真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多年以后，我已经被人们称作“影星”了，当我走进美发厅之后，总是觉得很不自在。我坐上转椅，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绪就会阵阵袭来，眼前的一切都开始令我烦躁不安，令我生气。有一次，理发师正在给我理发，我突然就扭过头问：“为什么都是白色的？你们为什么不能用一块黑绸？”
我直视着理发师。理发师愣了好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我为什么会希望有一块黑色的绸，他只好摇摇头。小时候，我身上的衣服没有一件是从商店里买的。我身上的一切几乎都是由母亲一手缝制的。在某一个时期里，我对海员服着了迷。但是，母亲却根本没有能力为我弄到一件海员服。通常，每个大年初一的早晨，我总能看见母亲替我新缝制的衣服放在我的床头。就在那个新年的早晨，当我醒来，我又看见一件蓝色哔叽的新上装。与往年不同的是，母亲在这件新衣上镶了几颗“海员扣”，是从已故的父亲的一个老朋友那里要来的。同那块黑色的绸布一样，那几颗闪闪发亮像金豆子一样的“海员扣”，也从此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
童年的记忆中，还有一些事情同样难忘。放学了，我一个人独自回家。在离家不远处的地方，我总是不由自主地站住，因为我又看见母亲在生煤球炉了。
烟把母亲包围，我听见母亲在剧烈地咳嗽，空洞而连绵不绝的咳嗽声把我的心揪得紧紧的。于是，我听见自己在说：妈妈，我要成为你的另一棵树！
“玩物丧志”快哉快哉
快乐的人，他不会碰到什么事情是不好的，因为关于好与不好，有太多的衡量标准。而一次次被自我证实的是心情好了就什么都好，心情不好看什么都不顺眼。对人类的最高幸福来说，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心灵。
有个后人难以理解的艺术家叫杜尚。他成年后不加入任何门派，一生不好跟人争辩，总是说：“没什么事情是重要的”。说他是个艺术家，可他作品极少，事实上他把最大精力用在下象棋上，玩了40年国际象棋。我喜欢这样的人。
我现在的生活态度，可以认为是逃避现实，就是“玩物丧志”。有点时间，哪怕给我一寸光阴，我都会用在那些所谓不务正业的事情上。听音乐、玩家居、玩茶艺、玩做梦。除了工作，我每天都在变着法玩。
我很希望能把工作当成一种爱好，但是难度不小。因为这涉及到别人，要想把工作当成享受，就必须做到对周围世界的全然接受，而我现在还做不到，所以我暂时处在一个比较厌世的阶段。
但是还好，我毕竟有“玩物”，它不是堕落，而是健康和美好。对“物”
的认识有两种，一种认为“物”是拿来用的，一种认为是拿来玩的。你如果仅仅用一把椅子，除了坐没别的，那就不会对它有细腻的了解，但是你“玩”它呢？
哎，你就会好奇，这种木头的纹理怎么是这样的？你就会去把玩去打听，于是就长了知识，而且培养自己对事物更敏感。我相信一个人敏感些，对做好工作也有帮助。
“玩物”会带来很多美好的时光。你今天可以选择去开个研讨会，也可以选择跟好朋友去茶馆坐一会儿，多半后者更可能带来内心的放松。因为“玩物”
没有什么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压力，而且“玩”可以无是非。像有的人就存了是非，觉得只有真正的古董，哪朝哪代考证无讹，才是好的；那些仿的，不屑一顾。这样就有了是非，就会觉得真东西我买不起，眼前的东西我又瞧不上，那还怎么玩呢？
我玩不起任何花大钱的项目，但我想“玩”也可以跟小孩子一样，碰到任何东西，都可以玩它。你哪怕把这个人关到监狱里，也许他就能以观察一个小甲虫24小时的活动为乐。这种玩法，就是享受眼前现有的一切。
过去从甲地到乙地，我人在车上，心里想的都是什么时候到，到了之后干什么，这趟能不能完成任务，所以一路上就焦虑着过去了。到了目的地，又开始跟人较劲，执着地去执行自己的意志。你看，整个这段时间都是不愉快的经验。
但是我现在不这样了。
我在深圳住的时间不长，但我发现沿深南大道从华侨城到罗湖这一段，有一个地方，街边有几棵树，形状飘逸。每棵树的造型都能让你想起一幅国画。我每次坐在的士上，都往窗外瞎看，一见到那几棵树就陶醉一小下。我挺遗憾，估计没多少路人注意到，大概因为他们在路上老操心目的地，没工夫注意就在此时此刻身边就有好景致。
现在要是有什么让我焦虑的事，我就总是跟自己念叨，不管你今天怎样，明天总会到来，所以，还是快活吧。
再比如，做主持人。要是生活里你不是这样一个人，却要在电视上弄出这样一个人，就挺累。因为要勉强自己，让自己兴奋起来。我觉得最不累的办法是：平日里就培养自己，让自己在生活里就做一个充满乐趣的人。
为什么说“玩物丧志”其实很健康？因为如果直接让你对工作感兴趣，这事恐怕距离比较远，但可以一步步来，从一些真的能带来乐趣的“不务正业”开始，逐渐扩展爱好的范围。“玩物”的心态会让你对万物充满了爱和兴奋。今天你玩跳舞，明天你可能去玩植物，后天可能就玩电影。于是，过去和你从来不会交谈的人，也会成为你的朋友。到最后，也许你能试着同样以充满兴趣的态度重新认识自己的本职工作，把工作也玩出花儿来。
“玩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丧志”，但我觉得这才是我真正认识世界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