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SaidAmirArjomand“IdeologyRevolutioninShi"ism”insaidAmirArjomandede.，AuthorityandPoliticalCultureinShi"ism，p.191.
《伊斯兰政府》一书的主要内容由霍梅尼在纳杰夫讲课的笔记整理而成，其听众主要是宗教学生。此书不是关于伊斯兰政治哲学的一部完整著作，也不是关于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详细系统的规划，主要是针对伊朗的现状，对为何建立以及如何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进行阐释。它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建立和维护一个伊斯兰政治体制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政治权力应服从于伊斯兰的目标和标准；第二，宗教学者或说教法学家的责任在于促成伊斯兰国家的出现，并在其中承担立法、司法、行政的职责；第三，确定了一个建立伊斯兰国家的行动计划，包括宗教体制的自我革新。
对于第一点，即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的必要性，霍梅尼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首先，以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经验为据，指出仅靠律法难以保障人民的福乐，还必须建立一个拥有实权的执法机构，以保证律法的实施。先知穆罕默德创建的第一个“伊斯兰政府”，就是为了全面实施“真主的律法”，治理人类社会。其次，以人类的理性和真主的启示为据，认为根据真主启示的精神，伊斯兰教的诫命不受时空变化的限制，先知时代创立的传统也适用于当今时代。第三，以神圣的沙里亚的本质为据，认为教法是一个完善的社会制度，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
对于第二点，即伊斯兰政府的形式问题，霍梅尼并没有给出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而是对这一体制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总体的阐释。他首先指出，君主立宪制和伊斯兰政府存在本质的区别，前者的立法权是人为的立法权，而后者的立法权属于神圣的真主，政府的职责只是执行真主的律法。以此为基础，霍梅尼又对一些相关命题，包括真主主权论、伊斯兰教对君主制的否定等问题作了广泛的论述。他特别强调了教法学家的作用，称教法学家是伊斯兰信仰的堡垒、神圣律法的监护人。他从什叶派的历史得出结论说，伊玛目隐遁之后，公正的教法学家的功能相当于伊斯兰教先知和伊玛目的功能。组建伊斯兰政府，治理穆斯林社会，实施伊斯兰教法，捍卫伊斯兰信仰，正是教法学家不容推辞的宗教义务。
对于第三点，即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行动方案，他认为最切实可行的做法是由教法学家不断对伊朗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和指导，以驳斥和澄清敌对力量对伊斯兰信仰的攻击和歪曲。在此过程中，教法学家负有四项责任。一是向民众传播自己所学的知识，使他们了解宗教知识，加深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坚定自身的信仰；二是消除数百年来虚伪宣传在普通民众、甚至在受教育者头脑中造成的种种误解和疑虑，使他们了解伊斯兰教的世界观、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从而知善恶、明是非，掌握自身的命运；三是在各宗教学术中心、比如库姆和马什哈德的宗教学者必须在宣教方面承担特殊的使命，以出色的工作树立威望，成为发挥伊斯兰领导作用的楷模，把各地的青年学生培养成忠于伊斯兰事业的精英；四是唤起民众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心，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对政府体制的关心上来。①
①Khomeini，IslamandRevolution：Writingsanddeclarations，p.27-150.
在霍梅尼的思想体系中，有许多内容是通过对什叶派伊斯兰教思想的重新解释构架出来的。这些思想往往与什叶派的历史经验直接相关，对大多数什叶派信徒来说，具有某种特别真切的体验。②这也正是他的思想如此具有号召力的原因之一。具体来说，有以下内容：
②MarvinZonisandDanielBrumberg，“Shi"ismasInterpretedbyKhomeini：AnIdeologyofRevolutionaryViolence”，inMartinKramer，ed.，Shi"ism，Resistance，andRevolutionp.48，WestviewPress，1987.
1.从伊斯兰教义出发，论证了君主制的不合法性，为反王权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霍梅尼宣传的一个有力思想武器，就是用神圣的真主权威来对抗和否定国王的世俗权威。其核心是创建一个伊斯兰政府的思想。根据他的解释，真正合法的政治体制就是伊斯兰政府，它最早体现在先知穆罕默德对麦地那穆斯林社团的领导作用中。而自倭马亚王朝以来的政治史是对先知开创的伊斯兰政府的背叛。政治腐败、统治者独裁专制、鱼肉人民、牟取私利等种种恶行与君主制相伴而行。这些丑恶现象都与伊斯兰的政治理想绝无共同之处。在他看来，君主制政体和王位继承制是最无价值的政府制度，伊斯兰教中没有它们存在的位置。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起来推翻这一制度。在这里，霍梅尼把什叶派教义中否认非伊玛目统治的内容引申为反对君主制、反对压迫者政府，将之转化为推翻伊朗君主制的理论依据。同时，他还为什叶派穆斯林树立了反抗的榜样。他指出“殉教者的首领侯赛因就起来反对这个制度，发动了他的历史性革命，并要求所有穆斯林照着去做”①。这样，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含义就超越了单纯政治斗争的范围，它还是对伊玛目侯赛因行为的效仿，是什叶派穆斯林应尽的一项宗教义务。
①［美］凯马尔·H·卡尔帕特编，陈和丰等译：《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6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从普通信徒的脆弱性和易错性出发，论证教法学家进行统治的必要性。
霍梅尼能够激励穆斯林举起革命的大旗，积极反对外来势力的影响和非伊斯兰的政府，这不仅是因为他提出为“被压迫者”重建正义的理论思想，还在于他像所有机敏的革命理论家一样，深知无论一种理论怎样吸引人，都必须有一个能够出谋划策、根据需要对之进行修正，并负责实施的精英群体。霍梅尼具体化了自恺加王朝以来宗教学者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在什叶派的传统思想中找到了这一精英群体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使得实施教法学家的统治成为伊斯兰政府理论的核心。
如前所述，根据什叶派教义，先知和十二位伊玛目是永无谬误的，他们肩负着指导易错的人类社会的神圣职责。随着伊玛目的隐遁，穆智台希德担负起了指导人类的责任。有些人甚至坚信穆智台希德从伊玛目那里继承了一些洞见隐微真理的独特能力。穆智台希德因此成为“伊玛目存在的证据”和伊斯兰教法的权威诠释者。在乌苏勒学派战胜阿赫巴尔学派之后，穆智台希德代替隐遁伊玛目执行权力的崇高地位更加不容置疑。霍梅尼恰恰是从这一点出发，断言“在伊玛目隐遁期间，统治的权力必须属于有资格的乌勒玛”，并围绕教法学家的地位和作用这一核心主题，展开了关于伊斯兰政府的论述。他把教法学家喻为“法人”和“诸先知的信托人”，指出教法学家的根本职责就是建立伊斯兰政府、实施真主之律法。
3.强调什叶派受压迫和少数派的地位，突出政治行动主义和殉教牺牲精神的必要性。
霍梅尼强调什叶派穆斯林长期处于受压迫地位，因此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求得解放”。具体来说：
第一，根据什叶派信仰，只有到隐遁的十二伊玛目复临时，公正的伊斯兰政府才能建立。因此不公正的逆境可以看做是伊玛目复临的前兆，忍受压迫和不公正在所难免。但另一方面，也有某些宗教学者认为积极反抗腐败的统治，会加快十二伊玛目的复临。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往往是两者中的某一种态度占据优势。霍梅尼思想所强调的正是后一种态度。他号召什叶派穆斯林积极行动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袖手旁观，消极等待伊玛目的拯救。他认为在伊朗当前的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一个忠于信仰、虔诚公正的人是无法生存的，他所面临的只有两种行动方式：要么勉强信奉多神，干些不虔诚的事；要么不屈从撒旦的命令和法律，同它们斗争，以消除腐败的条件。真正的什叶派穆斯林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反抗贪污腐败的政府，推翻奸诈、腐化和残暴的统治集团，把伊斯兰的政治革命进行到底。在此基础上，霍梅尼又进一步提出了革命应该采取的策略和手段。
第二，什叶派一贯强调自己作为少数派和受压迫者的地位，这使得它尤其重视殉教精神。对一个饱受压迫之苦的群体来说，对待现世生活只有两种态度：受苦受难等待十二伊玛目的复临，或采取积极的行动，把世界从不正义中解脱出来，从而加速十二伊玛目的复临。而后一种态度也意味着要付出血的代价。
逊尼派思想中也有类似的殉难思想，但是逊尼派缺乏一个像伊玛目侯赛因那样为信仰而献身的殉教典范，因此殉教思想的影响不如什叶派这么深厚。伊玛目侯赛因把生命献给了伊斯兰事业，他为世世代代的什叶派穆斯林树立了一个坚信主道、不畏强权、宁死不屈的典范，也为什叶派的宗教礼仪提供了丰富的感情内容。因此，殉难是从精神方面分享神圣感受的精神行为。当然，这种精神行为往往伴随着某种政治目的。大多数什叶派穆斯林都相信，侯赛因前往卡尔巴拉时，完全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是痛苦的死亡。但是，为了履行对穆斯林社团的责任，他仍义无反顾。霍梅尼认为，历史上什叶派多次超越单纯的个人信仰，宁愿以死来表明自己拥有为实现伊斯兰社会和政治目的而战的权利，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近现代历史上的烟草抗议运动就是一例。如果参加运动的人认为伊斯兰与政治无关，“伊朗就不会发生穆斯林与侵略者英国人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有那么多穆斯林流血牺牲，也就不会有伊朗的独立”①。过去穆斯林正是通过自我牺牲取得了独立，今天他们正是要通过殉难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恢复自身的权利、结束腐败、反对外来势力，重新为穆斯林社团注入活力，审慎的殉难是必要的。
①ForeignBroadInformationService（FBIS），DailyReport，July15，1983.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受压迫者和少数派的地位，后来往往还被霍梅尼引申到对外关系领域。这就使得对外国势力，特别是对超级大国的反抗，包含着一层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最强大的势力，也就是大多数超级大国，是最不合法的。这些超级大国要为世界的腐败负责，同时，它们所建立的管理社会和人类事务的标准也是错误的。因此，伊斯兰政府可以蔑视超级大国的法律，包括由超级大国支配确立的国际外交规范。
霍梅尼不仅继承了什叶派的传统思想，还对之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霍梅尼发展了什叶派教义中“非伊玛目的统治不合法”的信条。如前所述，伊玛目隐遁后，其政治权威的转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虽然有宗教学者们提出可由公正的国王实行统治，但国王毕竟不能代替伊玛目的权威。而霍梅尼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君主制的不合法性，主张以一个教法学家的政府取而代之。他首次在什叶派历史上论证了在伊玛目复临之前，乌勒玛可以夺取世俗政权，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虽然没有由像先知、伊玛目那样神圣的权威，但教法学家可以代行他们的政治职能，包括组建伊斯兰政府、治理和整合穆斯林社会、实施神圣的伊斯兰教法、捍卫信仰的纯洁性等。这就把向往太平盛世的普遍愿望转变为在现实世界中积极斗争，争取早日迎接伊玛目复临的主动精神，为民众集合在什叶派教义的旗帜下进行反抗增强了信心和力量。
其次，霍梅尼对宗教学者，特别是教法学家所具有的权威作了重新解释。根据什叶派传统，伊玛目隐遁后，其宗教权威通过知识的传递移交给了乌勒玛。经过19世纪乌苏勒学派的发展，乌勒玛在什叶派社团中已经拥有宗教和法律方面的权威。但霍梅尼把乌勒玛的作用扩展到了一个过去从未涉及过的领域，即对国家的治理。也就是说，宗教学者不仅拥有宗教知识的权威和提供咨询的能力，还拥有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的权力。他说：“治理国家是安拉的先知的绝对权威的一部分。它源于伊斯兰的基本制度。与其他制度，即使是礼拜、朝觐、斋戒相比，它也具有优先权。”①
①YannRichard，Shi"iteIslam：Polity，Ideology，andCreed，p.86，BlackwellPublisher，1995.
当然，对这一观点仍有许多不同意见。部分什叶派乌勒玛认为，宗教学者的权威一旦超越宗教-法律领域，涉足政治事务，就是一种变相的世俗化。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即使教法学家的“政治监护”不成问题，那也是指乌勒玛以集体的方式对政治问题做出宗教—法律方面的保证，而不是由某个最高教法权威，更不是由什么三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来发挥作用。①对此，霍梅尼从理论上予以驳斥，指出宗教界人士不问政治的态度是受了帝国主义政教分离口号的影响，是在埋葬伊斯兰教。
①SaidAmirArjomand，“IdeologcalRevolutioninShi"isma”，inSaidAmirArjomandede.，AuthorityandPoliticalCultureinShi"ism，p.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