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霍梅尼关于领导者资格的论述也是对什叶派传统的发展。关于由谁来领导伊斯兰政府，以及领导者应具备的品质，霍梅尼提出以渊博的教法知识和公正为两个必备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和什叶派教义所强调的宗教知识相一致的。但不同的是，他不强调隐义和内省的知识；而且获得知识的方法是学习而不是遗传，统治者的知识必须超过所有其他人。关于第二个条件，霍梅尼说：“统治者必须具有虔诚的信仰，高尚的品德，公正而未犯大错误。”显然，这和以前什叶派教义所强调的“先知家族的直系后裔”完全不同。公正的品德代替了血缘关系。至于领导权，霍梅尼说：“教法知识和公正这两个品质体现在当代无数教法学家身上。如果这些教法学家联合起来，他们将能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普遍正义的政府。”“如果一个名副其实具有这两种品质的人出现并建立了政府，他将拥有像至圣使者一样管理社会的权威，服从他是每一个人的义务。”为了缓解与传统观念的冲突，霍梅尼解释说：“现在不再是某个特定的人的问题，相反，政府的权力可以移交给任何具有知识和公正品质的人。”他还说：“权威的含义是政府、行政机构和执行法律；和许多人的信念相反，它不是特权，而是重大的责任，教法学家的统治是一项理性的、外在的工作；如同给一个幼儿任命一位监护人。”②
②Khomeini，IslamandRevolution：Writingsanddeclarations，pp.60-64.
在领导伊斯兰革命的过程中，霍梅尼还否认了什叶派的塔基亚原则。“塔基亚”作为保护什叶派信徒免受迫害的权宜之计，一直得到什叶派宗教学者的肯定。但这种隐瞒信仰的做法显然不利于现实斗争。因此，霍梅尼认为“塔基亚”不能成为宗教界人士不问政治的借口。他以大阿亚图拉的名义宣布废除实施“塔基亚”原则，并公开宣称真正的穆斯林不应以此为借口，为非正义的政府服务而不与之斗争。他号召广大信徒改变政治上的沉默态度，重新恢复和发扬早期伊玛目反抗“邪恶”的斗争精神。这样，宗教与政治分离的想法和做法被彻底否定，为广大穆斯林参与革命消除了精神上的障碍。
霍梅尼对什叶派宗教思想的另外一个重大发展是泛化什叶派思想，使之成为一切被压迫者的革命意识形态，为输出革命作思想准备。
霍梅尼在自己的理论宣传中竭力抹去宗派主义的痕迹，把他的革命思想普遍化，试图使什叶派伊斯兰教成为全世界信仰各种宗教的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代表和革命意识形态。同时，他还把被压迫的人民与其非法的、压制性的政府之间作了区分。伊斯兰革命号召这些人民起来推翻统治他们的不义政权：“从来都有一个被剥夺的阶级，在与撒旦斗争。今天，伊朗人民和伊朗伊斯兰的力量就是这样的阶级，他们已经成为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注意的焦点。”“今天，我们看到了向全世界比以往更受压迫和更温顺的人民输出革命的前景。由被压迫者发起的革命……反对压迫和强权……给我们带来光明的希望。”①
①FBIs，June7，1983.
霍梅尼的上述思想看似与马克思主义的有些观点颇为相似，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霍梅尼认为为了对付西方物质主义的腐蚀与瓦解，穆斯林必须团结起来，而阶级的划分只会削弱这一团结。
因此，必须超越一切阶级和社会分化造成的差异，取得精神上的团结，形成一个统一的伊斯兰社团。正如他的学生拉夫桑贾尼所说，霍梅尼的思想“是针对并且贴近那些寻求正义的心灵”①的。但输出革命这种普遍性的召唤恰恰是以什叶派的特殊性为基础。在谈及宗教学说时，霍梅尼大多是直指什叶派的。但从情感和心理的角度来说，他的思想吸引着更大范围内，把自己视为社会不公正的牺牲品的那部分人，对逊尼、什叶两派穆斯林都有吸引力。
①FBIs，Jan813，1984.
§§§第四节 阿里·沙里亚提的宗教政治思想
就在霍梅尼创立伊斯兰政府理论的同时，伊朗知识分子中也兴起了诉诸传统什叶派思想的革命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阿里·沙里亚提（AliShariati）。
随着巴列维国王世俗化政策的推进，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伊朗知识分子中也曾出现过反对伊斯兰教、排斥什叶派传统信仰的思潮。但是什叶派信仰在伊朗已经根深蒂固，反对者的观点往往只局限于论述波斯文化如何优于阿拉伯文化，琐罗亚斯德教如何优于伊斯兰教，其论调与巴列维政府的政策相一致，并不得人心。与此同时，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什叶派思想对解决伊朗现实问题的意义。在他们看来，什叶派伊斯兰教之中既包含着信仰的内容，又有关于道德伦理、法律和政府形式的内容，这才是解决伊朗社会所面临问题的一剂良药。在此背景下，什叶派思想以另外一种途径与现实政治问题建立了联系。
在伊斯兰革命后曾担任伊朗总理和总统的巴扎尔甘和巴尼萨德尔，思想就属于此类。在他们看来，伊朗社会和文化受西方毒害越来越深，只有伊斯兰才是治愈这一疾病的良药。巴扎尔甘曾在他的著名讲演“宗教与社会事务之分界”中，鼓励乌勒玛参与经济、行政事务，以图实现宗教与政治的结合，①努力使传统的宗教思想与现代伊朗社会相适应。不过，阿里·沙里亚提无疑是这类人中走得更远、影响最大的一位。
①ShahroughAkhaVi，ReligionandPoliticsinContemporaryIran，p.23.
阿里·沙里亚提1993年生于伊朗东北部省份呼罗珊马什哈德附近的一个村庄。其父是一个改革主义的宗教学者。在他出生后不久，他们举家搬迁到了马什哈德。沙里亚提在哪里接受教育后，于19岁时开始执教职。此时伊朗国内摩萨台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正不断高涨，沙里亚提支持摩萨台，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57年摩萨台民族政府被推翻后，沙里亚提遭受了第一次牢狱之灾。1960年他有机会赴法国留学，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伊朗，一度在马什哈德大学任教。1965年，他在德黑兰组建了侯赛因·埃尔沙德（HuSainiyyehErshad）学院，提倡从现代思想入手来研究和教授伊斯兰教，在他周围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1973年，沙里亚提因为宣传反对君主专制的伊斯兰革命理论被捕，他主持的学院也被关闭。1975年，沙里亚提获释后被流放外地，后于1977年获准出境，在客居英国等待与离开伊朗的家人团聚时突然死去。对于他的死因，流行的说法是被巴列维秘密警察萨瓦克组织所暗杀。
在法国的学习经历对沙里亚提思想的形成影响至深。他在那里与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建立了联系，并为其所办刊物撰写文章。他信奉弗兰兹·法农（FranzFanon）②的革命主张，把他的著作翻译成了波斯文；同时他还翻译了切·格瓦拉的《游击战争》一书。与马克思主义者，第三世界革命理论家的交流，深深地影响了他自身思想的发展。他的思想对迫切希望摆脱国王统治的伊朗人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些在伊朗或国外受过现
②弗兰兹·法农（1921-1965），阿尔及利亚革命家。二战期间曾在法国军队服役。1954年开始投身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任报纸《圣战者》编辑，有著作多部。代教育的青年人对他尤其推崇。在沙里亚提的革命理论中，伊斯兰教与革命之间的一切矛盾都已经被排除：无神论马克思主义与政治上无为的伊斯兰，外来的现代性与无效的本土主义，以至于宗教与世俗，所有这一切都不再成其为矛盾，而是可以化解的误解。他的思想为伊朗民众接受霍梅尼为革命领袖铺平了道路，因为他认为一个“阿里的什叶派”宗教学者，可以在解放斗争中把所有的伊朗人都团结起来。①
①L.CarlBrown，ReligionandState：theMuslimApproachtoPolitics，p.169，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00.
沙里亚提代表了一类新的具有宗教思想的革命理论家。作为一个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思想家，他对西方式的民主并不抱以希望，对西方化的倾向也深恶痛绝。他公开号召“让我们抛弃欧洲，让我们停止对欧洲令人作呕的模仿。让我们把总是谈论人性，却四处毁灭人类的欧洲拋在一旁”②。他强调什叶派教义本身就是激进的、革命的，它不同于别的宗教，它不是麻醉剂，而是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它要求虔诚的信士同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及社会不公正现象作斗争。因此，要战胜西方帝国主义，就必须重新诉诸伊朗本身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资源。沙里亚提的思想中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注意：
②AliShariati，OntheSociologyofIslam，p.17，MizanPress，1979.
首先，他提倡革命的什叶派思想，反对制度化的什叶派信仰。沙里亚提一生著述颇丰，但最能体现他观点的是《阿里的什叶派和萨法维的什叶派》一书。书中他对两种不同的宗教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阿里的什叶派是一种宗教思想的觉醒，是富有进取心的少数人反对已经制度化了的多数的运动，是为正义而战，是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而从16世纪得势的萨法维的什叶派，是一种僵化的社会秩序，是对统治者的妥协，是与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对抗的政治工具。接受萨法维的什叶派不是服从于安拉，而是服从世俗力量。他从什叶派的关键概念出发，详细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现将其中主要几点列举如下：
前者是被剥削者和穷人的伊斯兰，是自由、进步的伊斯兰，是圣战者的伊斯兰，而后者是宫廷和统治者的伊斯兰，是有阶级等级和贵族享有特权的伊斯兰，是束缚人的、停滯的和沉默的伊斯兰，是对真正信仰的扭曲。而这种扭曲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萨法维王朝及后来伊朗的统治者把什叶派变成了控制人们的政治工具；二是因为一些宗教领袖与统治者沆瀣一气，默许统治者曲解真正的宗教。要解决伊朗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必须诉诸阿里的什叶派，也就是真正的什叶派信仰。
其次，沙里亚提对什叶派思想中人的问题做了富有创新性的解释。沙里亚提从什叶派传统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所宣传的无疑也是一种号召革命的思想。但与同样从什叶派传统思想中汲取营养、发展出革命理论的霍梅尼相比，却有许多内容大相径庭。两人都强调应该发扬什叶派思想中积极行动、反抗不公正社会的因素。但在霍梅尼那里，人是易错的、经不起诱惑的，因而必须要由教法学家来监护。而沙里亚提则更加强调人的创造精神和能动性。在他著名的讲演“理解伊斯兰之路”中，他指出先知的使命仅仅是传达讯息，“为人指示道路；他丝毫不为人的兴衰荣辱负责，因为那是人自己应负的责任”①。因此，真主赋予人以自由的意志和判断力，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在沙里亚提看来，应用伊智提哈德解释《古兰经》，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是绝对必要的。即使不是宗教学者的普通人，尽管他们不能作权威的解释，也有运用独立判断的必要，以决定应该追随谁的见解。他所应效仿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种观点和见解。单纯的仿效只会销蚀人的智慧，使人陷入偶像崇拜的罪过之中。在这里，人的主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强调。
①AliShariati，OntheSociologyofIslam，p.48.
同时，沙里亚提对传统派的宗教界人士持贬抑态度。他所主张的可以说是一种“没有教职人员”的什叶派。他认为一些宗教人士早已成为统治者的代理人，只会曲解伊斯兰来效劳统治者，而另一些人只会拘泥于文字，把伊斯兰变成没有灵魂、了无生气的宗教。在《侯赛因——阿丹的继承人》一书中，他甚至套用《古兰经》里的话，说那些手捧真主的经典，却不遵行、不理解的教职人员“有如驮经的驴子”（62：5），和光会吠叫的狗②。普通人可以依赖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认知崇高的信仰，无需宗教人士作为中介。同时，他还指责当代的宗教学者未能继承19世纪的思想家们，如阿富汗尼的事业，他们抵制进步思想，只向后看，不向前看。因此，回归真正的伊斯兰不能靠乌勒玛，而要靠进步的知识分子。
②YannRichard，Shi"iteIslam：Polity，Ideology，andCreed，p.89.
在沙里亚提进行思想宣传的年代，大部分伊朗人已经对用“西方的”或是“现代的”意识形态来解决伊朗的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深感失望。而且，纯粹西方化的说教无法引发人们内心的深切感受，日益使人厌倦。而沙里亚提一方面用新鲜的术语和表达方式来解释和讲授伊斯兰，另一方面又使用传统什叶派的素材，例如大量引用《古兰经》和圣训，来说明自己的理论。他富有革命精神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一方式吸引了那些不满于伊朗现实状况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虽然他在伊斯兰革命前去世，但受他思想影响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成为伊斯兰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沙里亚提因而被称为“伊朗革命的卢梭和伏尔泰”①。
①AliRahnemaandFarhadNomani，TheSecularMiracle，p.51，ZedBookLtd.，1990.
可以看出，尽管霍梅尼和阿里·沙里亚提的思想有着诸多差异，但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都从什叶派的传统思想出发，构建出了一套革命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得什叶派信仰成为发动群众运动最本土、最有生命力的手段，深刻地影响了伊朗政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