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圣经》在公平和惩罚上十分有力度，但也用仁慈和重塑来寻求平衡。许多段落提示了上帝的心是朝向被压迫和被关押的人。例如，“上帝从高处的圣殿往下望，从天堂看着地面，倾听着囚犯们的呻吟，释放了那些被判死刑的人。”
事实上，贯穿整个《圣经》中，上帝好像都在积极地挑出至少五种不同的人群：穷人，病人、孤儿、丧偶者和囚犯。大多数问题孩子适合于这几种人群。上帝总是选择“世界上低等的、被蔑视的和愚蠢的事物来挫败智者。”
有趣的是，《圣经》中好像有一些关于20岁的事情，不仅指出了那些小于20岁的人的某种程度的清白，也指出了他们更高程度上的责任。对于缺乏信仰的以色列儿童，迁移到迦南地时，上帝说，“因为他们没有全心全意地跟随我，所以没有一个离开埃及的20岁或以上的男子能看见我立誓赐给亚拉伯罕、以撒、雅各的土地。”同样，大卫国王恳求上帝，让他“不要记着我年轻时的罪孽和我反叛的路，用您的爱记着我，因为您是仁慈的。哦，我的主人。”
我们现在知道，人类大脑的最后一部分是用来处理模糊信息，并且做出符合逻辑的、清楚的决定。神经科学家们已证实，大脑的这一部分是形成判断的地方。大多数人的额面前部的脑皮层在20岁前还没完全发育好。在青春期，大脑边缘系统是不成熟的情绪（如生气等）产生的地方。进入发展的状态，这至少部分解释了青少年为何喜怒无常，意气用事的原因。
谬论5：监禁是一种经济并可行的制止犯罪的策略政治性的言论“犯成人的罪，按成人处罚”很受欢迎，但受到青少年发展科学和保守经济学信条的反驳。在政府的其他领域，没有公民能忍受毫无成效地浪费公众的钱。大多数公民没有意识到“监禁他们”的法律培养了一个高利润的监狱行业综合体和对纳税人侵吞的失控局面。下面的统计资料显示了这个事实。
监狱经济
在美国，纳税人在犯罪上花的钱是犯罪消耗掉的两倍。
强硬起来的法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让监狱的容量增大了700%。
一多半囚犯的服刑，只是因为他们造成的侵犯损失不足1000美元。
美国入狱率比入狱率排名第二的国家新西兰高4倍。
大多数人进监狱时有工作，但66%的人获释后6个月会被解雇。
如果孩子被关进成人监狱，被强奸和自杀的可能性分别是在少管所里的5倍和7.7倍。
获释后，成人监狱出来的孩子要比在少年机构里的更容易重新犯罪。
比经济损失更大的是人员的浪费。保护孩子在成人监狱不受伤害的主要方法是把他们隔离监禁或单独关在一个小牢房里。医学研究表明，隔离监禁在短短24个小时就能会引起许多囚犯健康和精神状况的恶化。
在美国司法系统关于侵犯青少年人权的报告中，“特赦国际”描述了广泛使用的惯例，这违背了反对酷刑的国际协定。从一个保守的角度接近这个话题，犯罪学家约翰·迪路里奥总结说：
大多数在法律惹上重大麻烦的孩子需要成人的指引，他们不会在监狱里找到合适的榜样角色。把孩子和成人重罪犯关在同一个艰苦的环境里，只会产生更多的街头斗士。
重大把孩子关进在成人监狱，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他们犯罪的倾向。因为在监狱里，少年犯会向年纪较大的、更冷酷的罪犯学习。并且，当他们在20多岁被释放，回社会上时，他们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被社会化，没有工作，并且处于体力的高峰，于是，我们恰恰创造了我们最想避免的人。不难想象，如此的短见会造成的长期影响，真是令人战栗——我们应该不只是为了一代被判入狱的孩子，还为了所有将生活在一个更加暴力的社会之中的人们。
在监狱里长大
由托尼·里奥斯创作
我走进监狱时，仅仅只有15岁。起初我仍处在一种惊恐的状态，极力试着让自己相信这不是真的。但这确实是非常现实和真实的。我被裸身搜查——他们告诉我这是为了安全的原因。这个时候，我很茫然，困惑，感到如此孤单。我害怕这个监狱为我准备的一切。
在监牢两个星期后，我因为年纪小被送到最安全的监狱。我在那儿待了9个月，什么也没有，只有手上的时间。我年纪太小，没有资格上他们所提供的任何班级，也做不了任何工作。所以我就开始写许多短小的捧场文章，因为我没事可做。这导致我被送到主监狱，我从没去过的地方。大约两个月后，我和三个同住者发生了冲突，我被狠狠地揍了一顿，因为我拒绝高压手段或暴力。我的亲戚就在这所监狱里被刺死了。
这时，我开始思念家里和妈妈。但他们太远了，不可能来安慰我。在我因一次打架而被送到小牢房前，我试图选择我的生活，我觉得好像没有人再关心我，那么为什么不呢？一场暴乱开始了，我也涉及其中。
我知道我会被控告，会面对监狱的生活，但这总好过总是有人挑剔我的生活。即使我现在待在一个帮派中，帮派的成员也不总是在周围保护我。在暴乱后，我被安排到一个小牢房，在那儿足足待了14个月，然后我被安排隔离管理10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我已过了我的16岁、17岁和18岁的生日。
我不在乎我做了什么，也不在乎会发生在我身上以及与我相关的人身上什么事。我已学会了切断所有的感情，因为那样我才不会感到离开家庭后的那种孤独的痛苦，但我感觉到孤独、困惑、消沉和空虚仍然缠绕着我，直到四年后的今天。
修建更多的监狱和少管所不会对犯罪有威慑作用。用于修建的钱应用于更好的教育和劝告那些在生活中误入歧途的孩子。监狱对于进来的孩子来说是训练的场所。一旦这些孩子们获释后，他们会犯更严重的罪，因为他们接受了先进的犯罪思维方式的心理训练。
起初这个地方把我变成了一个不会懊悔的怪物，毫不迟延地打架，不关心自己或其他任何人，它使我的内心坚硬到没人能被我接受；在生活中，我也无所事事。没有一个人能敞开心扉听我说话，而是打开一本书一条条地念规定。所有我想要的只是有个人能听我说话，有个人能理解我脑子中正在想的东西。
找一个更好的方法
所有这些的要点不是忽视罪恶的结果或者忽视公平。因为像C·S·刘易斯说的，“脱离公平的仁慈是残忍的。”更确切地，我们必须要问：“为涉及每个人，我们能做的最公平的事是什么？”
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的许多团体失去了希望的信念。感觉面对大量的社会问题，没有可行的解决方法。由于感到无助，一个人很容易感到无能并退却到无为的状态。或者一个人能打击那些侵犯社会的人——抛弃那些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人。
惩罚和重塑的失败
与此逻辑相比，关于少年犯的争论一直是更容易受感情的推动。一方面攻击“流血的心”的软弱，他们对少年犯表示出同情。另一方面把“强硬的心”归因于不能理解或原谅的人们。受相反的思维深深影响，关于问题孩子的解决方法，已经在惩罚和重塑之间徘徊了一个世纪。可能现在到了宣布一个平局的时候了，承认双方都在争论中失败。
整个二十世纪，少年法庭为触犯法律的孩子提供了惩罚、治疗和劝告的综合方法来理顺他们的生活。当新千年开始时，许多因暴力和非暴力犯罪而被逮捕的美国孩子被关进成人监狱，许多最危险的暴力孩子甚至是被判了死刑。
虽然对孩子这样的审判违反了国际法，正如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团体的道德心所认识的一样，他们在美国的部分地区还是很普遍。人们非常不成比例地把最严重的惩罚判给了贫穷和有色人种的孩子。
惩罚真的有用了吗？耶西·威廉，一个费城的青少年教养官员并不这么想：“虽然强硬的演讲对政治家们的再次当选有好处，但他们不理解控制青少年犯罪循环的意义。”俄亥俄州哥伦布大学的犯罪顾问唐纳·哈波里恩同意这个观点，“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被推上了法庭，暴力者的总数那么多，以至于我们无法修建足够的监狱来容纳他们。”事实上，即使更多的孩子被关进成人监狱，他们仍然会被放回社会，变得比以前更暴力，更危险。
但已被实践过的重塑真的能起作用吗？在许多方面，重塑的提倡者像惩罚的支持者一样悲观。曾经大有希望的重塑计划退化到消极和压抑的形式，甚至自称为“帮助”专家的那些仁慈的人士也受到了感染。
大多数传统治疗方法是各种各样的“修补缺点”的方法。专家们把青少年犯罪者看作病人，受害者，被扰乱的或混乱的人，他们与那些倡导惩罚的人同样悲观。因为大多数治疗都是控制心理学的演变。青少年犯罪者们张开双臂，奔向他们的治疗者的可能性不会比奔向他们的看守者的可能性大。
为什么“以牙还牙”不适合今天社会了
大多数人坚持“别人怎样对待你的，你也要怎样对待他”的道德原则，第一次听起来，这句话还是很接近行为的“金科玉律”，以后则不然。我们仅仅是有责任对那些行为友好的人表示友好，对那些敌意的人表示敌意吗？这是一个在短语“公平沙漠”意思下的古老的民间的逻辑。
加拿大的游戏理论家安纳托尔·拉帕波特创立了一个计算机的模拟操作，“像别人对你那样去对待别人”，这就是人类社会关系的一个主要的模型。他把这个简单的程序定义为以牙还牙规则。这表明，我们人类会回敬友善以友善，也会回敬敌意以敌意。善良的行为——或是邪恶的行为——值得我们相应的回应。
当然，以牙还牙能使社会和谐，这比单纯的不信任他人要好得多。让人们之间产生了小的合作联结，学会信任他人，和平相处。但因为它也要求对敌意的回报，相互的报复会延续不绝，就像是哈特菲尔德兹和默克科伊斯之间的夙怨一样。
澳大利亚犯罪学家大卫·摩尔观察到，治疗必须采取与疾病类似的形式的想法是一种典型的魔术式的思维。互相报复的逻辑使每个政党理所当然地伤害其他政党。在芝加哥领导着“用基督青年来拯救青少年司法部”的哥唐·麦克琳说，许多暴力的受害者“在可以理解的盛怒之下，想要打击侵犯者，在一个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寻求终结——审判室或死刑室里。”但像海伦·波丽简修女在《行尸走肉》一书中描述的，即使当一个受害者的亲属看到凶手被处以死刑，这对治愈他们受到伤害的心也没有任何作用。
以牙还牙可在一个简单的人类生态平衡中实行。实际上，在下列条件下，它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于小部落或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来说，“敌人”和“陌生人”是同义词，所以会把他们赶走或杀害来确保自己集体的安全。
受统治的对象愿意服从权威。孩子们礼貌地服从——还有奴隶、苦工和妻子们——并且专制君主很仁慈，以牙还牙才能规范社会的一切。
虽然我们仍然倾向于以牙还牙，但它却不能够适用于今天复杂的社会，难道没有更好的方法吗？
调解是最重要的手段
传统的调解和重塑的失败是以牙还牙的失败，行为学家B·F·斯吉纳表明，惩罚会触发意料之中的副作用，如反抗或逃跑。在你了解之前，积极的增强和行为修正的中流砥柱，让步给了封锁孤立的方式和一系列被体面地称为“行为减少者”的惩罚方式。
治疗家成为行为管理的专家，但少年犯在控制行为方面甚至更专业。当学生在浴室内乱涂乱画时，令忍受原则的人在走廊里巡视。管理员出来制止，而同室者的学生们起来反抗。同龄人顾问团体使之变成愤怒、高分贝的舌战。如果有一个解决舌战的计划，即没有调解的机制，那么以牙还牙将以失败告终。
以牙还牙的解药
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以牙还牙的限制对明智的幸福时代的人们来说很明显。部落传统中，调解是一种解决冲突的方式。《圣经》呈现出一种宽恕的神学，能最终带来调解的潜能。近来，调解成为一种主要的司法、审议、团体工作和再教育的新模式。这些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在有着宗教信仰的人们的术语中，矫正以牙还牙的方法可以大胆地被重写为：悔悟、宽恕和调解。
在调解中，侵犯者开始悔悟，并且寻找补救的方法。那些被侵犯者伤害的人直接感受到这种转变，甚至能从恨转变为宽恕。这种强大的精神转变显著地贯穿整个《圣经》。乔斯福被他嫉妒的兄长们卖为奴隶。但20年后，他有了机会报复他们。他的兄长们像那个浪子一样饥饿，乞求成为他的奴隶，但乔斯福经过试探，确信兄长们已真正地悔悟，就原谅了他们，像兄弟一样欢迎他们。在耶稣所论的八种福乐中，他取消了以牙还牙的规则，让他的追随者像爱邻居那样爱他们的敌人。
调解是治疗受暴力、恐惧和偏见重伤的唯一希望，约翰·道森把调解定义为表达或接受宽恕，与以前的敌人建立友谊。
历史上的观点
在人类悠久的历史中，大多数像狩猎者和采集者的人才幸存了下来，他们居住在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团体里。在这样的社会里，监禁罪犯是不可行的，杀害或流放他们则更是十分少见。查尔斯·科尔森和丹尼尔·凡奈斯解释说，监狱主要是暴君和城堡主人发明的，他们试图这样来控制他们的王国。政府不是解决侵犯者和受害者之间的问题，而是施展它的权力，任意强加惩罚。
在欧洲之外，氏族和亲属集体直到现代一直十分兴旺。在许多不同的文化中，部落中的人们举行仪式，把受害者和侵犯者安排在一起调解，来恢复和谐。在《圣经》信徒的团体中，也有对破坏团体的罪人举行的仪式。目的是表明侵犯者是怎样伤害了他人，并且要侵犯者保证真诚悔过和发誓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