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许多替代品可以替代“以牙还牙的司法”。我们简单地检验了三种模式，他们被广泛用于问题孩子。这包括：恢复的司法模式，把冲突当机会的策略和把孩子安排到有益集体中的群体治疗模式。
1.恢复的司法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司法官员们重新认识到了传统的“受害者——侵犯者”调解系统的力量。这是对惩罚策略替代，因为它在治愈受害者或改变侵犯者方面都失败了。这方面的先驱者是澳大利亚犯罪学家约翰·布雷斯威特，他把新西兰毛利人的做法应用于现代社会。这些原则被称为恢复的司法，以“羞愧复合”为基础。
调解是以把受害者和侵犯者安排在一起为目的的恢复计划。希望侵犯者面对自己给他人的伤害，对受害者感到真诚的羞愧和同情。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向受害者道歉，然后通过赔偿受害者，保证改正错误来补救。《圣经》里全是罪人通过这个过程被拯救的例子。
不幸的是，今天的羞愧大多不能带来合好。像那个浪子所处时代的犹太惩戒仪式里，侵犯者被指责，永远断绝了关系。这样的过程是对“羞愧复合”的歪曲，不能带来任何积极的结果。虽然《圣经》中清楚地记录着人们克制着对上帝的报复的思想，但人们却一直想要报复上帝。同样，目前，许多针对罪犯的计划好像主要是想要污辱他们。这使得人们把他们从社区的联系中赶走，废除了他们作为邻居的地位。
羞愧能引起一个人心理和生理的压力，是我们的生理情绪中最强有力的情感。澳大利亚犯罪学家大卫·摩尔指出，在道德发展中，明白什么是可耻的，什么不是可耻，这很重要。这些常让人避免犯罪。对大多数人来说，相信犯罪行为是可恶的想法能阻止他们犯罪，即使在不会被发现的情况下也能被阻止。并且，如果他们犯了错，羞愧会让他们寻找宽恕和调解。
但羞愧也能让人走错路。一些人太容易羞愧，像一个受虐待的孩子，因虐待者的行为而感到羞愧。扭曲的羞愧能让一个人感到自己有缺陷，不仅把他或她干的错事看做是错误，而且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错误。与此相反，一些少年犯不对伤害他人负任何责任，我们称他们为“没有羞耻心”。
目前的司法系统使政府和少年犯之间处于敌对的状态。当政府承担了一个角色，它剥夺了侵犯者直接体验自己行为是怎样伤害社会成员的机会。受害者成了站在一边的人，没有机会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机会去表达他们的愤怒和伤心。同样，侵犯者通常被送交审问毫无其他机会，可能他们最后不会感到羞愧，而是怨恨。即使是严厉的话也只能激起他们愤怒的骄傲，渴望反击。
寻求被拯救的那种羞愧，是反击犯罪最有力的工具。只是指责或排斥的那种羞愧的力量同样强大，但却是引起负面效果的力量，它会破坏一个人的归属感和自尊。恢复司法的目的是找出受害者和侵犯者的需要。虽然也要求侵犯者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目的不是永久的指责或排斥，只有当忏悔和调解相联结时，受害者、侵犯者和社会才能被拯救。
会见受害者保勃在16岁时就有一长串被控告过地记录了。他曾在各种各样的集体和计划中辗转，但是这对他没有一点儿帮助。一些人把他称为没有道德观念的孩子。最后，他的一次犯罪经历永远地改变了他，以下就是保勃的故事：
我和我的朋友正在街上走时看到一辆沃尔沃的窗户没关，我走了过去，拿起了放在座位上的一部手机。我们这样做过很多次了，以至于都没有看看周围有没有人。所以当发现车主在马路对面对着我们大声喊叫时，我们非常吃惊。
我们把电话扔在地上就跑，他开始追赶我们。我知道他已经完全看清我们的样子了，我想他可能会把我们送到警察局。
第二天，有人敲我们的门。我从窗户往外一看，发现就是昨天那个人。现在我真正被吓坏了，我的朋友里还没有这么被吓过的。我母亲让我去开门，“不！”，我说，“我知道那个家伙，我不想见他！”
我不相信她开了门，让那个人进了屋。他说他住得离这儿不远，在这附近看见过我。他向妈妈解释了我干的事，并说他想和我谈谈。她让我出来和他谈话时，我惊呆了。
“孩子”，他说，“我不想一开始就给你不好的印象，但我想让你知道为什么我有一个手机。我妻子就快要生小孩了，我希望她能在需要去医院的时候能找到我。”
然后他告诉我他在这条街上有一家比萨店，并请我去免费喝可乐。我说，“好的，很感谢。我为昨天的事感到抱歉。”然后他离开了。
我从没有去他那儿喝过免费可乐，去那儿我会很窘的。但这是我最后一次偷东西，我仍然不相信那个家伙对我的方式，但这使我不想再去伤害他人。
保勃与他的受害者会面的经历是一个正面的例子，“理解行为导致的结果”有时比“管理结果”更具威慑力。
2.把冲突当做机会
问题是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被用作学习和成长的好机会。我们生来就是要解决问题，这是我们每天学习和工作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到回家，玩纵横填字谜游戏，学习玩滑板或者学习一个新的计算机软件。当我们解决不了问题时，它会时不时地从脑子里蹦出来，直到我们某天在梦中发现了答案！
一些心理学家强调，解决问题是人脑最基本的功能。因此，培养孩子的能力，培养他们面对生活中挑战的适应力和创造力。以尊重的交流为基础的解决方法比强迫更为有力的改变基础。德斯蒙德·图图说过，“威吓仅仅表明你的观点的软弱。”
正如我们讨论过的，以牙还牙只会把成年人和孩子引入没有结果的冲突循环。研究表明，严重的学校冲突，包括那些导致暴力犯罪的冲突，开始时常常很微小，但逐步升级至悲剧的结果。在认真地研究了数千个问题孩子的冲突后，尼古拉斯隆和玛丽·伍德找到了使人们脱离冲突循环和与冲突中的小孩交流的特别策略。
冲突的循环冲突的循环是理解冲突是如何产生和失去控制的有用的模式。如下面的数字所显示的，（1）压力导致（2）愤怒或失望的情绪，它们触发（3）行为，转而引起（4）成年人或同龄人的反应。这些反应能引起更多压力，并且冲突的循环能一直继续，直到从一个偶然的小事件升级为主要冲突。成年人需要学会如何脱离冲突，以免愤怒推动他们做出攻击性的，甚至更暴力的行为。
冲突和纪律问题是学习和成长中可被用来使用的独特的机会。代替了陷入争斗之中，成人承担了教练的角色，引导孩子，细查他或她是怎样继续陷入自我挫败行为的模式中。
即使行为需要一个结果，我们仍然能使用这种方法，作为探究孩子如何继续陷入困境的机会。过分简单化的“奖励-惩罚”方案经常对一些难缠的孩子失效，因为它们忽视了造成问题行为的那些歪曲的思想或价值观。成年人需要技巧来解决这种自我中心思想，缺乏内疚感，易被同龄人误导，陷入冲突的循环的问题。当成年人与冲突中的孩子交流时，关系会得到增强，但这需要少发点火，支持孩子一同解决问题。
与冲突中的孩子谈话的导航图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最有用的方法是一个被称为“生活空间危机调解干预”（LSCI）的系统，它是围绕冲突的循环建立的。经过玛丽·伍德和尼古拉斯·隆的努力，LSCI把参与者的在“生活空间”里的自然问题变成教导的机会。尽管是有疗效的，但这并不是治疗。它可以为想学习先进技能的老师、负责人、顾问、牧师和其他人提供先进的训练和证明，能也可以教给任何明智的人关于LSCI的基础技能。
在LSCI，成年人成为教练，处于冲突中的孩子成了专家。大多数孩子像教练一样，因为他们知道教练正帮他们培养能力，帮他们成为自己能力范围内最好的人。许多孩子小心提防着顾问或治疗专家，因为他们把这些人看作揭他们短处的人。
拒绝刻板说教的孩子更容易加入这个方案。我们来关注一下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在这个简单明了的四步方式：
A.缓和冲突的局势。
B.建立一个冲突的时间轴。
C.弄清冲突的原因。
D.解决冲突。
3.同龄人帮助的集体
无论宣称的是什么哲理，第一个为问题孩子而设计的计划都会产生一个有影响力的同龄人集体文化，但这种文化经常是消极的。许多成年人忍受着这种反传统的文化，其他的一些人反对它。更好的选择是利用同龄人集体产生的动力，并让孩子成为治疗自己的帮手和动机。虽然有许多同龄人顾问模式，但我们要把那些基于同龄人压制和基于同龄人关心的模式区分开，只有后者能被称为调解计划。
同龄人帮助集体有时被称为“积极的同龄人文化”或“PPC”，被各种精神健康机构，教养、教育和治疗机构所采用。“PPC”试图教会人们相互关心他人的基本价值。教授这种价值基本技巧是，利用同龄人帮助集体，在那里，工作人员和同龄人都来鉴定集体成员出现的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孩子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潜能，而不是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消极并具有破坏性。
这些同龄人帮助集体计划主要有三种策略：榜样关爱，要求负责，解决问题。
榜样关爱一个权威，但不独裁的成年人示范关爱行为，并期望孩子能照着做。成年人不能陷入与消极集体的争斗中，而是要质疑集体，即使最难对付、最叛逆的学生也被看做是具有帮助别人的潜力。
成人不能轻易被击败。他们能帮助孩子，而不是去互相伤害。当问题发生了，他们要进行处理，以使侵犯者能认识到自己行为对他人的影响。
成人可以通过示范尊敬的关爱行为，并期望孩子照着样子去做，通过要求孩子负责任，而不是服从，使整个过程不会变得消极。既然孩子希望别人尊重他们，并成熟地对待他们，那么大多数人都会变成积极的角色。实际上，他们是工作人员的助手和同事，一起为治疗自己努力。
要求负责任问题孩子对放纵的，爱惩罚人的，傲慢的成年人不会有好感，孩子会很快与任何一个给他们这样印象的成年人发生冲突。但他们也利用软弱的成年人。他们会把这样的人当成替罪羊，向他们发泄生活中其他人带给他们的愤怒。因此，理想的成年人角色要求责任感，而不是服从。
因为孩子希望独立，这个要求正与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成年人要确保孩子要再犯他们自己错误。通过“责任倒转”的方法，成年人和集体成员要让每个孩子都坦诚地承认自己有害的行为。如果一个孩子说“我父母不关心我，我为什么要关心别人？”别的孩子可以一起告诉他：“我们不是在谈论你父母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问题，只有你能掌握自己的生活”。
解决问题在日常的集体会议中，每个成员有义务和机会说出自己和他人的错误。当集体信任产生后，孩子能参与到帮助其他的人之中，即使包括面对一个人是怎么伤害他人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与部落调解类似。侵犯者开始明白自己的行为影响到集体中的其他人，然后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感情如懊悔、同情和依恋。
同龄人文化集体常和在下一章要讲述的再教育计划一起使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约翰·吉布斯研究发现，同龄人的帮助，能通过增加像EQUIP一样的计划而得到增强，EQUIP的帮助者通过增加关于道德决策，控制愤怒和社会技能的培训，来教给孩子更多的技巧。
培养宽恕的勇气
前总统吉米·卡特在《生存的信仰》一书中悲叹，我们的社会好像丢失了宽恕和调解的概念。卡特十分担心政府的玩世不恭，他说明了政府官员们以修建的监狱数量多过学校而自诩的风气是如何流行起来的。
当政府的能力到达极限，耶稣的教导和其他信徒的预言必会盛行。“你要爱上帝——还要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我们比政府更有机会让我们的心联合在一起，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在展示自我牺牲的爱时，延伸到我们的生命，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我们需要把冲突变为和解的策略。这里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包括恢复的司法，把冲突看作机会，同龄人帮助集体。所有这些方法包括共同问题的解决，和一种直接并尊重式的交流，关于对个人行为是如何伤害到他人。这些谈心治疗要比强迫有效得多。
施洗礼的牧师伯妮斯·金在暴力谋杀中失去了她著名的父亲和祖母。她在亚特兰大做青年牧师时，她告诉人们学会克服对那些伤害他们的人的憎恨的重要性。非暴力干预是一种巨大的勇气，而不是软弱。只有通过正视邪恶的行为，而不是做这些事的人，我们才能治愈我们的受害者、侵犯者和社区。
未料到的后果
1.问题孩子好像不受惩罚后疼痛的影响，甚至可能乐于对抗成人，乐于被隔离或被虐待。
2.一些被大人残酷对待的人感到他们受到攻击了。他们用极端的狂怒或试着通过离开来躲避或离家出走。
3.许多青少年犯罪者学会了拒绝为自己的问题负责反过来责怪惩罚他们的人。
4.许多问题孩子培养了报复惩罚的渴望，或把惩罚看作他们不好或没有用的证明。当他们把怒火朝向自己时，就变成了自我毁灭。
5.没有认清自己的问题或不为这些问题负责的孩子可能没有经历过后悔。反而，他们可能变得更加偷偷摸摸，发誓：“我下次再也不会蠢得被抓住。”
一个道德心不强的孩子不会从惩罚中吸取教训，但可能只在事后感到内疚。道德心麻木的孩子只在事后感到内疚，然后用更多的行动来发泄，挑衅惩罚。
有效惩罚的原则
1.孩子会因为这样的行为感到不愉快，如身体上的惩罚，失去特权或中止联结。
2.不愉快引起成心丧气和正常的情绪反应；生气。
3.孩子能把不愉快的源头（惩罚者）和原因（自己的行为）区分开。
4.孩子的反应是冲他或她自己发火，而不是向惩罚者。
5.孩子感到后悔并且发誓改变：“我再也不会做那样的蠢事了。”
6.当下次面对诱惑，孩子会回想起以前的事并练习自我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