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儿子离家后，父亲就一直在等待，在盼望，所以他第一个看到从远方回家的孩子。他当然也清楚“惩戒仪式”意味着什么，他立刻向儿子跑去。穿着一件长袍奔跑，对于任何一个中东家长来说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儿。但父亲这样做了，他必须在村民们开始处罚之前阻止他们。
当父亲和儿子相见时，父亲没有等到儿子作任何解释就开始拥抱他，在儿子做出道歉之前就已经原谅了他。有些父亲也许会这样指责儿子：“你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有些父亲也许会因为儿子感到耻辱：“那么，我希望你能吸取教训。”但是这个父亲却迫不及待地拥抱了儿子。最为巨大的精神转变发生了，父亲彻底地原谅了儿子，毫无附加条件。
当然，谅解并不能改变结果。小儿子再也无法弥补他虚度的年华，找回他挥霍的财产。现在他父亲拥有的一切都属于自己的哥哥。但是父子关系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这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一旦小儿子被赦免，庆祝就开始了。父亲手头儿上的一切都赠给了小儿子。尽管他不配这种潮水般的爱，但他的回归要比他所犯的错误重要得多。
奇迹发生了。浪子回家，现在他自由了——可以自由享受作为儿子的快乐，不再为曾经束缚自己的强烈欲望，独孤寂寞和肉欲所困。这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时刻，父亲大声宣布：“让我们尽情享用，尽情庆祝吧！为了我这个曾经迷失方向，如今又重新找回自我的孩子！他喜获新生了！”
是应该憎恨，还是应该原谅
当大儿子听到舞乐时，他被激怒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兄弟的样子没有让他产生一丝的怜悯，在他的心里却涌起阵阵的反感和耻辱。他拒绝承认这个兄弟，他没有说“我的兄弟回来了”，反而生气地说道“您的这个儿子回来了”。
“他不值得您再为他花一分钱”，大儿子伤心欲绝，“为什么要用我继承的财产来资助这个浪子呢？”因此他避开他的兄弟，拒绝参加这个庆祝。他想让这个兄弟继续做一个流浪汉。
故事的结局，我们又看到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一个冲突。现在大儿子不再自由了。当他离开家庭聚会时，他就开始把自己和家人疏远开来，这和他兄弟以前的做法是一样的。
对于“谅解”这个奇迹来说，这个关于浪子的寓言是最有力的证据。当那些判断力极高的法利赛人看到耶稣像兄弟一样和那些罪大恶极之人交往时，他们会大为不悦，人们就开始给他们讲述这个寓言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丢失了的绵羊、丢失了的钱币和迷失了的儿子的三部曲中的一部分。每一个故事都是以大团圆作为结局，因为人们又都找到了最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什么会比一个浪子的回头更让人高兴了。这个寓言和预言家杰克埃里克所做的预言同出一辙，在数百年前他这样写道：
“脱掉他的脏衣服，给他穿上精美的长袍，戴上穆斯林的头巾。于是人们就给他戴上穆斯林的头巾，给他换上干净的衣服；这时天使雅威儿站在一边说道：‘看到了吧，我已经让你洗心革面了。’”
拯救叛逆孩子的先驱们
尽管“拯救”是《圣经》中的主题，但这个词在《圣经》中只出现过一次。在第十一章“以赛亚书”中，预言家曾提到：弥赛亚将复回，来拯救他的人民，他会把那些世界尽头的流浪者带回到家乡。到那个时候，饿狼和小羔羊也会和平地在一起居住，并且对于孩子来说，这将是一个安全的世界。即使那些最为微小、最易受攻击的小孩子也会被爱深深地包容着，远离伤害。
拯救一个迷失的孩子是一件历史悠久的事。上溯到200多年以前，把青少年当成自己研究工作的先驱者们，在被一种强有力的精神动力驱使下，已经开始接近那些被推开不管的孩子。当我们为了今天的青年问题苦苦寻觅答案时，不妨回忆一下德国诗人歌德做过的观察：“一切重要的事情我们以前都考虑过。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把他们再重新考虑一次。”对于那些问题孩子的负面特征，面对所有悲观的解决方法，早期的青年工作者们都产生了一种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通过对社会上那些“无益”和“冷嘲热讽”的观点做出挑战，这些先驱们证实：即使是最棘手的孩子也是可以被拯救的。
瑞士人乔安·海因里克·佩斯特罗兹（1746～1827）最早用启蒙的方法来帮助那些有问题的孩子。他收留了那些在拿破仑战争后，在大街上游荡的流浪儿。在他的古堡学校里，他用慈爱的纠正方式替代严厉批评方式，对那些没看到“野孩子”身上任何一点可取之处的人发出质疑。佩斯特罗兹声称：“对一个孤儿说‘你的父亲在天堂里’是徒劳无益的。但如果你能抚养一个孤儿，当做他的父亲还活着一样，你就真正教他认识了天堂里的上帝。”
在美国，当多萝西娅·迪克丝（1802～1887）作为一名监狱女囚的星期日学校老师时，她被自己看到的情况惊呆了。她让一个民族认识到了那些有困难的人们的窘境，包括那些被关在救济院和马厩里的小孩子们。她倡导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改革运动，来拯救那些社会上情感受创的未成年人。
意大利的神父唐·波斯科（1815～1888）创建了“预防性系统”，这个系统以成年人正确的指导方法代替了强制性的惩罚。今天，“慈幼会”的教徒们仍然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网络里，对街道上的孩子们继续做着波斯科的努力。这种方法欢迎那些被其他团体抛弃了的“弃儿们”——那些因为性、毒品或其他形式的犯罪而被关进监狱的孩子们。
在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一个叫乔治·慕埃勒（1805～1898）的青年因为偷盗而入狱。但是通过一个朋友，他认识到了上帝对他的爱，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后来，他成为了一个牧师。对布里斯托尔的孤儿们艰苦生活的关注，促使他开办了五家孤儿院。在他的一生中，这些孤儿院共收养了超过10000名的孤儿。
在1915年，孟加拉诗人雷宾拉纳斯·泰戈尔因为他所著的有关儿童的诗篇而荣获了诺贝尔奖。作为印度波泊的一家专门收留街头流浪儿童学校的校长，他和问题孩子们共同努力，探寻着生命的目的。他写道：“当心灵对于找到水源不再抱有希望时，他就很容易被海市蜃楼的假象所蒙骗，心中将充满荒凉。”
二十世纪初，解决孩子问题的先进方法在世界范围不断地涌现。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简·亚当斯（1860～1935），开发出一个针对芝加哥青年帮的计划。这个青年帮里的孩子和今天的一些问题孩子一样，很容易受到毒品和持枪暴力的侵蚀。简认识到，解决少年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法庭，而是在社区里。只有在社区，拥有爱心的成年人们才会把永恒的价值代代相传。她开始质疑那些培养孩子性格的基督教堂，犹太教教堂和学校。她相信，当成年人成为道德教师时，他们将会引导出孩子们潜在的理想主义。
在简·亚当斯的领导下，1899年，美国开始建立少年法庭制度。不久，那些民主的国家都采用了这种制度。这种制度的指导教义是“国家亲权主义”（ParensPatriae，拉丁语）。这种理论承认，青年并不是“小成年人”或“年轻的成年人”——他们有自己的需求，这是他们自我发展阶段中所特有的，也是唯一可以被纠正的。
1925年，奥地利孩子问题先驱奥格斯特·爱科恩（1878～1949）写了一本名叫《不听教诲的孩子》的书。他数十年与少年犯们打交道，拒绝任何惩办主义和感情主义。他认为大多数少年犯没有得到的基本需求是“爱”。由于他们的行为常常受到惩罚，对爱的需求也就很少得到满足，这就加剧了孩子们对成年人权威的不信任。同情也毫无作用，因为孩子们会利用具有同情心的成年人，把他们看成是弱者。问题的核心在于找到一种可以和那些拒绝被爱的孩子们沟通的新方法。
众所周知，“拯救”这个词在青年文学作品中的广泛应用，也开始于以色列。与其他现代国家相比，以色列更真诚的欢迎那些流浪的弃儿。第一批被接纳的儿童是大屠杀的幸免者。在当时社会中，他们接纳的儿童来自解体了的苏联，来自饱受战火的北非国家和世界上其他的从不珍视儿童生命的国家。这些孩子在一个被称作“YouthAliyah”的世界青年村里找到了自己新的立足之处。“YouthAliyah”的含义就是回家。
二十世纪拯救儿童工作中最著名的案例是波兰人简纳斯兹·科拉扎克（1878～1942）所做的工作。科拉扎克是一名外科医生。他在华沙为街道上流浪的犹太儿童建立了孤儿院，并同时担任一家类似的基督教孤儿院的助理院长。他编写了二十本著作，包括《街上的孩子们》（1901），《如何爱一个孩子》（1929）和《孩子享受尊重的权利》（1929）。
在德国军队入侵波兰后，科拉扎克和孤儿院的孩子们被幽禁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里。1942年8月6日，德国军队把他们赶出了犹太人聚居区。在科拉扎克和他同事的陪伴下，孩子们身着他们最漂亮的衣服，四人一小组，在一个大孩子的带领下出发了。每个领队的大孩子手里都举着一面绿色的小旗，它象征着生命。
成百上千的群众站立在通往火车站的道路两侧，观看这支孤儿的队伍。科拉扎克医生在华沙是一位最受人尊敬的人物。由于害怕出现一个殉道者，德国军队里的一个高官走近科拉扎克医生，向他主动提供个人的庇护。科拉扎克拒绝了，他说道：“谁会在这个时刻放弃孩子们呢？”尽管科拉扎克的生命已经融入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他提出的问题却仍回响在我们这个时代。
有些孩子真的无药可救了吗
有可能拯救今天的暴力孩子吗？有些孩子真的无可救药了吗？与历史相比，今天这代孩子的问题具有唯一性吗？我们作为爱的付出者、父母、老师、牧师、社会工作者、少年法庭的法官和焦虑的市民，有没有一些切实的措施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少年犯罪的趋势呢？
我们如何谈及那些不信任甚至公然反抗成年人的孩子们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而言，哪里才是控制孩子，和让他们独立成长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呢？在一个粗鲁无礼的世界里，如何让我们培养有礼貌的孩子呢？这些是我们在这本书里要设法解决的问题。
今天，许多人宁愿选择放弃那些问题孩子。有些孩子就像是孤儿队伍里的孩子们一样，他们来自殷实的家庭，只是他们把自己与自己的家庭、信仰和根源割裂开了；其他孩子是那些正在忍受饥饿的灵魂，他们是在没有父母，没有教堂，没有家乡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精神孤儿。无论何种缘由，他们已经一无所有。然而他们却都是孩子，我们会拯救他们。这些孩子是我们现代的浪子，他们渴望回家，甚至是在他们检测我们爱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