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5月20日），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83页。
语出《三字经》。项橐（tuo），春秋人，传说他七岁时就做了孔子的老师。
抗战时期在延安发起的学习运动，主要是采取组织哲学小组、读书小组及对干部实行在职教育等形式进行的。对这些形式，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形象地称之为“无期大学”或“长期大学”。他认为，“有期大学”固然是培养人才行之有效的途径，而在“无期大学”里，同样也能念书成功。为说明这个道理，他举了孔子等几个古今中外通过“无期大学”这样的途径而学有所成的人的事例。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博学的学者、政治活动家和伟大的教育家，他在封建社会被尊称为“圣人”，可以算作是我国古代最有学问的人了。毛泽东认为，即便是孔子的学问，也不完全是在学堂里，通过师徒授受的方式得来了，而是在实践过程中经过长期积累才取得的，即与他生活的环境、从事的社会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昔仲尼，师项橐”表明的是孔子有所师从这样一个史实，但并不是他取得学问的主要途径。
从孔子的历史生平来考察，毛泽东对孔子的这一评价应当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孔子一生主要活动是在鲁国，鲁国在春秋时期不但是东方各国的文化中心，也是当时旧周王朝管辖的各国文化的中心，“周礼尽在鲁”就是当时人们对鲁国文化地位的一个贴切的评价。孔子对周礼心驰神往，他曾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他所生活、受教育的环境与他的博学多艺是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的。孔子中年时在鲁国做过3个月的司寇，中年以后，他以全部精力从事教育工作，整理、研究占典文化。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整理解释了《礼》《易》《乐》《诗》《书》《春秋》这六部重要的古代典籍，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有学识、有才干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他的“儒学”，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孔夫子主义”，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举孔子的例子之后，觉得意犹未尽，他又以孙中山、马克思和高尔基等人为例来说明“长期大学”的重要。他说，孙中山本来是学医的，他的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之后才有的，而且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开始是一民主义，后来有了二民主义，最后看到欧洲的情形之后，才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马克思在学校里也没有学马克思主义，而是学唯心论，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走出学校之后，在社会实践中才形成的。至于高尔基，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博士”。
接着毛泽东总结说，所以进学校是可以进，但是这只是一个门而已，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他最后指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
在这篇演说中，毛泽东用“昔仲尼，师项橐”等典故来强调学问从实践中来的道理，用“无期大学”的比喻对战争时期在职干部毛泽东笔下的诗文典故的学习运动进行提倡和鼓励，强调学习的实践性和长期性，这对延安整风时期学习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