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躺个几天就好，谁知断断续续地在床上躺了三个星期。……眼看着春节在即，王夏林决心在床上过年。这时十四所人事部的祁主任以及工会毛主席拎着苹果香蕉奇迹般地出现了。王夏林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被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病顿时好了大半。他的顶头上司祁主任比他差不多要大上十岁，眼看着到了退休的最后期限，王夏林曾以平静的心态等待着顺理成章地上前一步添补上主任的空缺，结果没想到自己率先退了下来。
祁主任拉起他的手意味深长地握了握，说，老王啊，放宽心养病吧，过了年我也要退了嘛，身体最重要啊，部里现在的人都太年轻，以后还有好多事要仰仗老同志啦。这是所里每年对退休职工的例行慰问，所以祁主任一行没呆上两分钟就像穿堂风一样刮跑了。但是在之后的几天里王夏林一直在细细地琢磨祁主任的话，总觉得话里有话，琢磨多了，原话也记不确切了。
但是他还在继续琢磨。大年三十的深夜，王夏林和林爱珠并排靠在床上看着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城郊一带的鞭炮声隐隐地可以听到。林爱珠晚上喝了不少葡萄酒，所以撑不住，脱了衣服先睡了。王夏林对着电视喃喃地把心中那句经过无数次打磨已经变得非常顺溜的话说了出来：老祁已经跟我说了，过了春节他就退了，部里的同志太年轻，所以，所里决定让我回去主持人事部的工作。说完之后他有些紧张，密切地关注着身旁林爱珠的反应。她已经睡熟了，从灵魂深处发出均匀的鼾声。王夏林从被窝里又坐起来一点，对着正在主持节目的赵忠祥继续说道，不过我对老祁说，我还要考虑考虑。
这一段看起来似乎就是再现一个人的生活，细致描绘小人物自欺欺人、卑微的心理。而这样的描述在朱文的小说中是司空见惯的，他把生活及心理融入作品，生活及感受与作品互相呼应，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在朱文这里小说却最大化地还原了生活。这篇作品写了什么呢？很简单也有些荒诞却读来有种生疼的真实感，一个退休老头闲着没事数城里开了多少家桑拿店，全文的重点全在这老头的行动上，最后以在桑拿店里救一个被蒸晕了的胖子结尾。作品展现的是读者再熟悉不过的生活场景，可在这还原的过程中，我们却没有感到有一丝好笑，反而心情有点沉甸甸的，这是受到作品所灌注的情感情绪所感染的结果。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作者—作品—读者—世界的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这四者互相呼应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作品是作者的世界的反映，而读者在读作品时也唤醒了其潜意识中的理智，唤醒了他对真实世界的感知和记忆，而这一过程实现的手段就是陌生化。
如果说朱文的陌生化是还原具体的生活，那么鲁羊的作品就是形而上的典型风格。鲁羊在《九三年的后半夜》中通过一个失语人的视角作的陌生化处理，我以为和列夫·托尔斯泰的《霍斯托密尔——一匹马的身世》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后者中，托尔斯泰以一匹马的口吻娓娓述说着自己的疑惑，这实际上是对人的占有欲的剖析。这匹马说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在马之前加上“我的”二字，后来这匹马扩大了观察视野才发现人喜欢在很多东西前面加上这个词，这“只是反映人类低级的没有理性的本能——他们认为‘我的’这个词包含有私有感或私有权……”可是，“把我叫做自己的马的那些人中，有许多人并不骑我，骑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喂我的也不是他们，而完全是另外一些人。侍候我的也不是他们，不是那些把我叫做自己的马的人，而是马车夫、马医，总之都是一些旁的人”。读罢这一段话，想必能了解这种陌生化手法的效果了，看似正常的事情经过陌生化的艺术处理就会引起我们的反思，日常看到的是我们意识层面的事，而如若处理好就会引起共鸣，引起我们潜意识层面的思索。在《九三年的后半夜》中鲁羊描述了一个叫苏轼的人因丧失了表达能力而被当作白痴，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思想仍然是正常的甚至比一般人还要清醒：我成为幸福白痴的那一天恰好是癸巳日，在九三年之后的岁月中广为人知并定为“大柴垛节”的那个重要日子，所有内在思想没有改变，原先怎样，后来还怎样，没有丝毫改变，没有波纹是异样的，只不过一瞬间所有的内在思想与躯体和面部表情（我可怜的面部呵）以及表述能力完全脱离了。当思想仅仅是思想的时刻，我就成为白痴。多么纯粹，这就是我历年来艰苦努力所追求的么。没有人嫉妒白痴，没有人强迫一个白痴去工作和挣钱。没有人把自己都不能承担的义务推卸到白痴头上。假如白痴是安静的，谁也不再厌恶他了。当然，一个白痴必须与众不同，有崭新的因素贮藏于体内和体外，才能够端坐大柴垛顶部而不至在浩瀚的文学的历史中被湮没。我所化身或伪造的白痴是崭新的么。
这是一名白痴的自白，可也是每一个正常人的心声，读者在阅读时依旧可以读到共鸣的心酸，作者把在生活中会遭遇的压抑、沉默、委屈、不甘，都做了陌生化的处理，把普通人的面目隐藏在白痴的背后，却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心理对外界的承受状况，这种陌生化的处理方式不是为了转移视角卖弄形式，而是更有力地传达一种像朱文所说叫做情绪的东西，而且阅读感受也证明了这种处理确实更加饱满而又不做作地达到了写作的目的。
再来看看棉棉的《糖》，以自传的口吻描述了一名问题少女的成长过程，十六七岁本应是女性的花季。但少女的冷漠与成熟让人看了不寒而栗，“当一切已被铸成事实，我实在无事可干，我不停地看我的腿，那个时候我确定了自己有一双美腿”，“小虫来看我。他问我刀捅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想了想什么也没说。其实我认为那就跟捅了一个棉被的感觉一样。小虫说你后悔吗？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给他一刀，我只是非这么干不可，我没想过我几乎杀了个人，我愿意接受惩罚”。这部小说完全可以当作心理问题小说来读，棉棉在这部小说中以洞察的眼光剖析的是一个女孩心理并不阳光不健康的活动，堕落、欲望、绝望的气息充斥全文。棉棉的叙述是赤裸裸的，丝毫没有夹杂同情的成分，直接给读者的信息是这样堕落的孩子只能靠自救；温暖的环境、社会的宽容、教育的意义、父母的关爱，这些都是那么无力，我们感受到这些都是外部的东西，它进不到“我”的内心，但我们却深深地被触动。
陌生化不是要读者隔岸观火，它使得一篇作品看似冷冰冰读来却深入骨髓，而达到这一效果的前提就是与读者的内在感应。棉棉的创作可谓是对南京先锋作家“断裂”文学观念的一个通过创作实践所发出积极回应。
四“断裂”文学行为的悖论式后果
这场以“断裂”命名的文学事件其实是新生代作家向已经占据了文坛的文学正统话语不无大胆和率性的挑战。进一步看，他们是自我标榜的文学成人仪式，虽然有些撒娇，而且局限在文学圈内，但是不乏精神追求的真诚和勇气。他们的创作和理论诉求指向陌生化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无疑为“新生代”作家群贴上了“先锋”的标志。“断裂者们”总是强调自我的写作、自我的风格、自我的想法、自我的生活、自我的结构，诸如此类个人体验式的写作也经常被批评为是没有深度和意义的写作，“断裂者们”却认为他们的笔触深及灵魂，涉及生存，映照真实，在他们心目中这就是写作的价值所在，他们的写作乃是追求真理的写作。
“断裂者们”大致上是一些游离于所谓主流文学圈之外的文学写作者。他们的构成体现了两个极端：一是以韩东、鲁羊等为代表的将形而下与形而上在精神维度上结合得较好的一脉；一是以朱文等为代表的强调局限于形而下的肉身、欲望、性爱的一脉。时至今日我们会发现，前一派还在顽强地抵抗着权力的侵入和金钱的蛊惑，而后一派则早已经向金权构筑的强力世界“缴械投降”了。在话语表达的大胆方面，在通过性的大胆书写而彻底祛除那种充满奴性或奴役性的意识形态的铁幕方面，他们是一致的，但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其文学观念的不同导致了巨大的冲突。朱文们与韩东们曾经是亲密的战友，但在当下这个金权横冲直撞、肆无忌惮的时代，大概韩东们还在坚守，大部分还在南京这个令人精神颓靡的城市里；而朱文们依靠肉体性爱的炮弹宣泄完了之后，就陷入长久的疲弱状态了，于是他们不得不到更能增加名气和权力的北京城去了。
至于“断裂者们”的作品大多具有内省化和个人化的品格，他们中的佼佼者的创作较好地实现了一种追求感性与知性相结合的倾向。这方面韩东的执著和创作实力已经向世人昭示了文学断裂与再造的实绩。因此，无论从促进当代文学思想多元化的角度还是继续文学生产体制的改革开放，“断裂”的文学举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示范意义。一方面，这种断裂仅仅局限于思想甚至文学圈内，而且是所谓纯文学、先锋派的圈子内；另一方面，断裂的文化或话语事件之后，这批作家和批评家已经开始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和新的文学作品。以实力和实绩说话较之于刻意创设一个文学文化事件更能说明问题，也更有助于新的带有先锋色彩的现代主义文学及其理论的产生。
文学界可以允许这样一类内省化和私人化创作存在，可是却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一类作品。批评家毛志成的意见或许可以让致力于文学这种艺术的作家们多些思考：“人类精神文化眼下正把兴趣热点的一极，辐集在挖掘抽象人性、个体人性、自我人性的矿井中，同步地淡化了人类的‘类前途’、‘群体前途’、‘种属前途’。‘类’之可忧，‘我’何以可喜？”个性化和私人化都是当代中国文学所需要的，也应该是当代中国文论建设所需要关注的。这一写作潮流和批评研究已经超过了二十年，现在反观之，我们应该有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态，也就是说，沉溺于个人化和私欲化的写作理论当中，在有意无意中便丧失了对欲望的膨胀所带给人的负面性因素的警惕。它在不断打击我们中国人尚未建立起来的理性自信的同时，也与邪恶为伍而沉陷于欲望之海不能自拔。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并对此保持足够的警惕，那么欲望化和私人化写作所谓的触及灵魂也就只能是一种呓语。因为过分的、单一的欲望化和个人化写作及其理论鼓吹不但没有获得体制外作家们所向往已久的自由和解放，相反他们走向了由于身体欲望化写作所带来的辩证法的反面——被欲望所禁锢。这需要我们用更大的努力和耐心来辨析、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