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进入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第二条途径是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角度，这主要是后两个层次上的世界文学。韦勒克较早认识到世界文学对于比较文学的重要性，他把比较文学建立在世界文学的基础之上。他为比较文学下的定义是“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从韦勒克的理解和论述看，这里的“文学”是一个复数，一个集合名词，指世界范围内所有的文学。“国际的角度”指把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韦勒克的意见不是孤立的，与他持相近意见的还有约斯特。后者在《比较文学导论》中说，比较文学“要求有一种国际的角度，能够看到整个文学史与文学研究的未来理想”。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两种含义的世界文学：一个着眼于理想规划，一个侧重实际描述；一个立足于比较文学的功能，一个划定了比较文学的对象、范围和角度。由此看来，在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中，世界文学是一个核心概念，是比较文学理论的基石。
然而，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上述两种含义的世界文学的重要性却很少受到重视。它只是作为“重要的术语”而存在，却没有在理论构建中真正发挥作用，起支配性作用的是“文学关系说”。定义通常是对学科本质属性最浓缩的概括，比较文学定义可谓五花八门，却难以找到世界文学的位置。以陈惇、刘象愚著《比较文学概论》为例，这部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著作给比较文学下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定义：“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比较文学的“文学关系”说还在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一书中作了具体的限定：基于影响的亲缘关系，基于类型学相似的类同关系，基于跨学科的交叉关系。20多年来，中国学者在对比较文学本质的认识上，尽管具体表述各有不同，但把比较文学界定为对各种“文学关系”的研究，这一点没有格局上的变化。有些学者在给比较文学下定义时，通常也会借用韦勒克等西方学者所用“世界眼光”、“国际角度”等字眼，但立足点仍是文学的跨民族、跨国别、跨文化存在，仍是有上述限定的文学之间的关系，其实与韦勒克等学者对比较文学本质的理解有很大出入。一些教材回避对“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个问题直接表态，而通常会引用法国学者梵·第根、基亚和美国学者雷马克在“文学关系”的范畴内解释比较文学的意见，借此曲折地反映自己的态度。他们奉这些西方学者的意见为圭臬，殊不知自己在以偏概全。还有一种情况比上述给比较文学直接或间接下定义的做法来得隐蔽，却更能说明问题，这就是中国学者在著述中所设论题和举例向“文学关系”，甚至“中外文学关系”的严重倾斜。一些在西方主要被用来从事世界文学研究且行之有效的“主题学”、“文类学”、“文学思潮与运动研究”等角度和类型，在中国，或逐渐淡出比较文学理论体系，或用“文学关系”及“中外文学关系”的经验和实例进行求证；另一些从事文学关系研究的角度和类型如“形象学”、“译介学”、“比较诗学”等后来居上，越来越受到重视。
世界文学和文学关系，虽然同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和角度，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世界文学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它着眼于世界范围内文学的自主生成和内在统一性，“文学关系”是一个差异性概念，它注重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学的多样性、外援性和相互依赖性；在世界文学研究中，对文学共同规律的探讨建立在诸如文类、思潮流派、母题等文学内部因素的整合与统一上，或以特定时间和空间为基础构建文学的独立单元，描述文学的独立发展，在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国别、民族、文化差异等外部因素是其关注的中心；世界文学的角度凸显了文学自身的纯粹性和尊严，文学关系的角度则按国籍、族类、文化身份来分配文学成就的份额。因此，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我们需要世界文学，即“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在研究中有意识地把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也需要文学关系，以使不同民族、国家间文学的双边、多边交往有所依凭，为文学的多样性保留一块天地。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比较文学都是不完整的。
从比较文学的功能看，世界文学与文学关系一起承担着弘扬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使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对矛盾，而这一对矛盾却共同构成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和引擎。众所周知，比较文学诞生在19世纪初欧洲弱小、后进民族追求独立和解放的浪漫主义时代，它一开始就成为确立民族身份的文化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学者巴斯奈特对此十分形象地指出：在那个时代，“比较的方法是被用来评价文化之间的高低优劣的”。比较学者借此寻找自己民族的文化根源，确立自我民族的文学经典和传统。早期法国学者借助于影响研究，把民族主义发扬到了极致，其情形如韦勒克所讽刺的，出现了“计算文化财富的多寡，在精神领域计算借贷的弊端”。作为对早期法国学者强调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的反拨，韦勒克祭出了世界文学这面大旗。他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的结尾十分动情地展望了文学的世界主义时代：文学“不再是各民族之间赊与欠的账目的清算，甚至也不再是相互影响关系网的清理。文学研究像艺术本身一样，成为一种想象的活动，从而成为人类最高价值的保存者和创造者”。
在中国比较文学界，文学关系，尤其是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促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途径，它为民族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轻视世界文学而重视文学关系，反映了中国作为后进国家在文学领域展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强烈愿望。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趋同性日益增强，中国比较学者视野的逐渐“国际化”并培养起由衷的自信心，对文学关系的研究，将越来越无法满足时代的要求，甚至会成为制造文学纷争的根源。届时，世界文学将以其宏大视域、整体意识和相对的客观性，承担起比较文学的国际主义责任。
二、世界文学学科的独立存在及其历史
在中国的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在与比较文学合并前，曾经是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当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具体落实为学术和高等教育的组织建构时，它的涵盖范围只限于外国文学，应该包含的本土文学存而不论，只作为背景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文学就是外国文学，与此学科对应的教研单位是外国文学教研室，由它承担本科生的骨干课程“外国文学史”、相关选修课的教学，以及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文系的世界文学学科与外语系的国别文学学科相比，它的特点是强调外国文学的整体性。在学科内部，它一般超越单个国家的界限，将对象按文化和区域划类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众多次一级学术概念，如“西方文学”、“东方文学”、“拉美文学”等等。但是，当研究者各以其所长，进入具体的研究对象时，某一个国家的作家、作品也成为他们的选择。
世界文学学科在中文系的存在和发展，可以追溯到1917年。这一年年初，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讲欧洲文学史课程。1919年，北京大学废科设系，周作人在国文系继续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此外，三四十年代周作人在国文系还开设过“日本文学及其背景”的课程，梁实秋开设过“英国文学史”课程。
周作人用中文在国文系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是世界文学学科的发端。开设这门课程的直接后果，是作为教材的《欧洲文学史》于1918年的出版。《欧洲文学史》是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世界文学史类著述，无论在体例、观念等方面都有开创之功。这部世界区域文学史上起古希腊神话，截止于18世纪末，19世纪文学只在后记中一笔带过。周作人如此厚古薄今，一方面是他曾准备把19世纪文学写成专书，但更因为他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周作人认为，文学本质上是人性的反映；人性二元，即情感和理性。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希腊文学代表情感，另一源头希伯莱文学代表理性。其后的欧洲文学，就是希腊精神和希伯莱精神的交替出现，也即是人性二元的交替出现。这种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强调源头的原创和规范作用，欧洲近代文学作为“余脉”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的写作范式影响了他后来更重要的文学史著述《新文学的源流》的写作。以欧洲文学史课程为中心的教学与著述活动，是周作人参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方式。除《欧洲文学史》外，他五四时期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如《人的文学》、《文学史上的俄国与中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都与这一课程有关。
国文系有世界文学类课程，北京大学是开风气者。其后若干年，全国多所大学先后开设了同类课程，如燕京大学、安徽大学、山西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等。其中最突出者是清华大学。自1930年朱自清主持清华大学国文系以后，对世界文学的重视形成了这所学校的传统。按朱自清的设计，中文系的必修课程应该分为两大类：“以基本科目及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为限”。什么是“基本科目”呢？朱自清解释说：“是指工具科目与国学基础而言”，如中国文学概要，中国音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等，所谓“足资比较研究之科目”，是指“西洋文学概要及英文文字学入门两科而言”。朱自清从“比较”的高度理解世界文学类课程在中文系的意义，他说：“比较研究不独供给新方法，且可供给新眼光，使学者不致抱残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更值得重视的是，朱自清不把“比较”只看成是一门课程内部采用的对两国或多国文学进行研究的方法，他认为世界文学类课程在中文系独立存在的事实本身，与其他“基本科目”间就形成了“比较”关系。世界文学类课程在中文系的存在，朱自清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抗战前，清华大学开设的世界文学类课程有“西洋文学概要”，由外语系的教师用英文上，抗战南迁后，开有“世界文学名著试译”等课程，由杨振声用中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