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1日，毛主席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当天早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4月23日，一举攻克南京，红旗插上了伪总统府，宣告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
随后，上海、武汉解放，我们师即将横渡长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下江南”。五
宣传队先在汉口小住，然后转移到武昌。
进汉口，这是我们部队南下后第一次在大城市驻扎。进城前，师部宣布了若干条纪律，保护城市建筑，讲求文明礼貌，保障人民安宁，尤其对驻地的各种设施不许有任何损坏。
我们的驻地是一座三层楼房，敞亮的大房子里有沙发，温馨的小房子里有转椅，地上铺了木地板，那才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地道的一座小洋楼。我这个“土包子”，头一天就出了个洋相。
上厕所解手，人家告诉我，便后别忘了放水冲洗，拉一下身后那根绳就行了。我解完手，拉绳放水，粪便冲净了，松开绳子，水还不停地冲，再拉再松开，水仍然流个不停。糟糕，我也没乱动什么，它怎么就坏了？想不到，进城第一天我就违犯了纪律。不敢怠慢，我赶紧去报告马队长：我把便所冲水那玩意儿弄坏了。
马队长皱皱眉头：“你怎么总是毛手毛脚的？”他跟我走进便所，奇怪，水怎么停住了！马队长一看笑了：“你这个‘土包子’，哪里是坏了，你搬把椅子上去看看嘛。”
马队长的话，让我放心了。我搬把椅子爬上去看个究竟，原来水箱里有一个球体，堵住水口，一拉绳子，球体浮起，水流下来。刚松开绳索时，球体仍浮在水面上，水继续往下流。只有水箱的水流尽了，球体落下重新堵住水口，水箱就不再哗哗流水了。
头一次使这种东西，它就跟我开了个玩笑，害得我傻乎乎做了一顿检讨。不过这事也给我敲了警钟：进了大城市，好多东西都很新鲜，千万别乱鼓捣。
半个月后，我们进驻武昌，那时长江江面没有桥，只有大大小小的船只，人和汽车过江靠轮渡，连火车过江也要靠轮渡。我们宣传队就住在江岸边。大部队南下，天气热了，再一次轻装，武昌江岸，沿途卸下的军大衣、棉袄、棉被足有一里路长。师供给处没有库房，只好临时堆放在江岸。
在武昌小住几日，宣传队排了几天戏，又继续向湖南岳阳进发。我因为腹部中弹感染化脓，暂留在武昌治疗。留在武昌的还有师政委的老婆杨洁茹和她不到一岁的儿子。
我除了每天换一次药，再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就到江岸去看过往船只，享受江风的凉爽。一条条鼓满风的帆船，南来北往，船工们弓着腰，迈着沉重的脚步，奋力拉着长长的纤绳。船工号子回荡在宽阔的江面上，给人一种苦难感。
有时也同杨洁茹的勤务员一起读书看报。勤务员崔谷雨比我大一岁，可他识字没有我多。我俩天天读《长江日报》上马铁丁写的“思想杂谈”。他不认识的字，我教他。我俩都不认识的字，就去请教杨洁茹。马铁丁的思想杂谈常常引经据典，引马列的，引古典文学的，也引鲁迅的。记得马铁丁写过一篇关于说服教育的杂谈，文章大意是：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成千上万的农民拥进莫斯科，他们恨透了沙皇，一定要烧掉沙皇住过的皇宫。有人把这事报告了列宁，列宁说不要强迫命令，要向农民说服教育。但是一连进行三次教育，农民都不听，非烧掉不可。最后列宁亲自接见农民。列宁说：“你们先听我讲两句话，然后再烧行不？”农民说：“可以。”这时列宁问大家：“沙皇的房子是谁造的？”农民回答：“我们造的。”列宁又问：“我们自己造的房子，不让沙皇住了，让我们的代表住好不？”农民回答：“好。”列宁最后问：“那么房子还要不要烧？”农民觉得列宁说的道理对，同意不烧房子了。文章最后说：列宁没有下什么命令，也没有强迫农民不许烧沙皇的房子，而是用道理说服农民，不仅保住了建筑，还使农民从这件事情中明白了一个道理。
马铁丁的文章，我感到很亲切，它思辩的锋芒，平和朴实的风格，对我后来五十多年的文字生涯不无裨益。
我住处的隔壁，是一家理发店。湖北人理发的手艺是数一数二的，在东北，不论沈阳、哈尔滨，凡是理发店，一律打“湖北理发馆”的招牌。我隔壁这家理发店，老板见人三分笑，是个“笑面虎”，还有两个师傅带一个徒弟，小徒弟年龄跟我差不多，人长得又瘦又矮。他每天除了手指夹一根筷子当做剃刀，练习手腕，练手劲，再就是拉“土风扇”，从没见他剃过头。
“土风扇”就是吊在屋棚下的布帘子，一条一尺多长、两米多宽，固定在一根木板条上，拴着两根绳子，绳子穿在滑轮上。小徒弟两手交替着拉那两根绳，布帘就在空中来回移动，像大扇子似的送下阵阵凉风。我给它起名叫“土风扇”。
当时南方的许多小店铺，都有类似的“土风扇”。我看那布帘子飘过来飞过去，甚是有趣儿，有时也替小徒弟拉绳。理发的顾客见一个穿军装的少年干这活，都用好奇的目光瞧我，我却愈拉愈起劲，直拉得满头大汗，才让小徒弟接手。我从中体会到学剃头也挺不容易。
有一天夜里，崔谷雨跑来跟我闲聊。他说白天有个鬼鬼祟祟的人，跟理发店老板在一起喝酒，他们叽里咕噜说湖北话，他也听不懂，可是有一句话他听懂了，老板交给那人一封信，然后说：“亲自交给联络员。”他怀疑理发店老板是特务。我很天真，觉得崔谷雨有些疑神疑鬼：
“哪有那么多特务？老板总是笑呵呵挺进步的，昨天还贴出告示：‘本店拥军，军人理发免费’。”
“可不能大意，前几天马铁丁的文章不是还说，解放了，却不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要睁大警惕的眼睛嘛。”
“你别听风就是雨，对谁都不相信，好人是大多数。”
“我打小受过骗，那你说，老板的事要不要向上级报告？”
“你啥证据也没有，报告啥？”
我这里正好为人师地“教育”小崔呢，猛然从江北岸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不到一分钟，又是一声巨响，火光把屋内照得如同白昼。我俩跑出去观看，是停泊在江北的一艘装满汽油桶的大船失火了，汽油桶一个接一个地爆炸，大火熊熊，江面已成一片火海。
就这样每隔一会儿一声炸响，江面上火势不断蔓延，顺流而下，映得两岸一片红光，长江几乎成了流火的长江。一直到深夜，大约所有的汽油桶全爆炸了，才慢慢平息下来。
这是武汉解放初期，货运码头发生的一次震惊全国的事件，有人说是责任事故，也有人说是特务蓄意破坏，众说纷纭。我天天看《长江日报》，不知是我漏看了，还是报纸压根儿没报道。
不管爆炸原因如何，这件事还是教育了我。第二天一早，我爬起来就把小崔叫到屋里，悄悄对他说：
“谷雨呀，我想了半宿，觉着你说得对，要提高革命警惕，你还是去报告吧。”
小崔问：“报告谁？我也没拿到证据。”
“就报告给政委老婆，她知道该汇报给谁。”
我本来想检讨自己，可话到嘴边又改口说：
“谷雨，你虽然还是个新兵蛋子，可警惕性很高。”我还以老大自居地嘱咐他，“记住，再不要跟别人说了。”
这个理发店老板果然有问题，第三天傍晚，武昌市军管会开来一辆吉普车，下来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在老板房子里搜查，翻出几件可疑的东西，连人带东西一起带走了。
第二天，杨洁茹他们被转移到东湖，说那里条件好些，也安全。我的伤口恢复得差不多了，就跟政治部的一个干事去追赶大部队。六
政治部在岳阳没住多久，就开进了衡阳。我赶到衡阳时，宣传队正在抓紧《李闯王》和《血泪仇》两剧的最后排练。这期间我们师又接收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京剧团，经过一周的改编教育，他们已经投入了新戏排练，准备在衡阳上演《逼上梁山》。
衡阳地处“南北要冲”，“扼两广，锁荆吴”，是江南主要商品集散地之一。衡阳历史悠久，是造纸术发明家蔡伦、大思想家王船山的故里，也是我们四野政委罗荣桓的家乡。
《血泪仇》有个小角色，是王仁厚的“孙子”，原来的演员岁数偏大，个子也显得高。我归队后，队里决定改由我扮演。又是演“孙子”，真没劲。去年演《抓壮丁》，我演那个偷吃猫食的小孙子，过了半年多，连队的干部、战士见了我，还取笑说：“你不就是那个在王保长家偷猫食的嘛！”
没劲归没劲，还得乐呵呵参加排练。上午是演员自己体会角色、背台词，或是几个角色一起对台词。下午集体排练。我是最后一个进剧组的，要比别人更抓紧些。在剧中我的“爷爷”王仁厚，由叶勃扮演，我的“父亲”王东才，由马桂林扮演。用当今时尚的话说，叶勃、马桂林都是戏剧队的大腕儿，跟他们同台演出，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我的毛病是喜欢“独立思考”，在别人习以为常或不容怀疑的地方，也想有一点自己的发现，有时别人就觉得你“拧”。就说王仁厚的一段唱词吧：
“王仁厚走遍了前后村没有人烟，几辈子没碰上这样的荒旱……”
我问叶勃：“你不觉得这句唱词有毛病吗？”
“有什么毛病？觉不出来。”叶勃不以为然，“这是大手笔写的剧本，能有啥毛病？”
我说：“大手笔咋的？大手笔也不是圣人。”
“那你说说有啥错？”
“‘几辈子没碰上这样的荒旱’，王仁厚只能活一辈子，怎么能是‘几辈子’？该改成‘一辈子’。”
后来我们请示了导演，还真的把“几”字改成了“一”字，那句唱词便成了“一辈子没碰上这样的荒旱。”
初到南方，一是不服水土，最常见的是拉肚子；二是十有八九都发过疟疾，当地叫“打摆子”。我可好，一“劫”也没逃过去，先拉肚子，后打摆子。打摆子特难过，先发冷，后发烧。冷起来，盖两床厚被还打哆嗦；烧起来，恨不得跳进冰窖里。打摆子挺规律，每天都准时发作，我发作的时间是下午四点钟，戏排到下午三点五十分，我就悄悄走到导演身边，低声说：“我到点了。”然后赶忙跑回宿舍，蒙上两床厚被，等待发作，先冷后热，前后要折腾两三个小时，才能过去。天天如此， 一折腾就是一个多月，把人害苦了。
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是奎宁，当时这种药有限，只有重病号才有保障。我年纪小，受优待，刚患上疟疾就服奎宁，几天后脸黄得像涂了蜡，尿也是黄的，简直像患了黄疸病。
我们即将上演的《李闯王》、《血泪仇》，已经在衡阳大戏院挂了牌，没想到突然接到命令，全师进军广东。为了不失信于衡阳百姓，师领导让我们送票不售票，为衡阳军民义演两场，然后入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