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入粤，其实只是刚刚跨入广东省界。宣传队、卫生队、供给处，全驻扎在与湖南交界的坪石镇。宣传队和卫生队住在镇背后的一个小山坡上。这仿佛是一座蛇山，到处可见春天时蜕掉的蛇皮，平时在山上散步，也随处可见蛇的出没。当地老乡说，这山上没有毒蛇，不要怕，也别惹它们。
宣传队与卫生队，全师两个女兵最多的单位住在一起，自然事情也就多。卫生队有个护士小金，十八九岁，喝松花江水长大的，皮肤白皙，特别漂亮。听说护士长正忙着给她介绍对象，对方是个团长，胶东人，四十多了，打仗勇敢，为人善良却有些粗鲁。小金不同意，说团长跟她爸一般大，找老公又不是找老叔。护士长可能受了上级的托付，死气白赖地动员小金，还用“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给小金施加压力。小金一肚子委屈，经常背地里一个人暗自落泪。
我和金玉廷知道这件事后，都愤愤不平，恨那个护士长，她自己嫁了一个比她大许多的副参谋长，还想逼着小金也找个老丈夫。
我跟金玉廷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金’，得帮帮你一家子出出这口气。”
金玉廷说：“我有啥法子？一个是护士长，一个是团长。”
“什么长也不能包办婚姻，强迫人家嫁给他。”
一天，护士长洗了衣服，晾在操场的单杠上。我突然想出一个恶作剧：“小金子，那是护士长晒的衣服，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你跟我来。”我把金玉廷带到蛇洞前，“捉一条小蛇弄死，然后包一张报纸，放在护士长的衣兜里……”
他赞成我的主意，我们当即就行动起来。
傍晚，夕阳给山坡洒下一片橘红，卫生队那一排白房子，隐没在晚霞的余晖中。我们无心观景，远远瞄着护士长收衣服，我们就躲在卫生队宿舍旁边听动静。
过了一阵子，只听房子里一声尖叫，片刻整个卫生队乱作一团，又是急救，又是呼喊，可能出大事了。原来护士长把衣服抱进宿舍，一件件叠好，发现衣兜里有什么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条蛇，这突如其来的恐惧，把她吓昏了过去。一大帮医生护士，又掐人中，又做人工呼吸，总算把人救过来了。
当年全军的模范护士、现在卫生队的协理员向明，一改平素沉稳的作风，高声呵斥：
“这是谁干的？哪个坏小子干的？自己赶紧坦白！谁知道这事儿，站出来揭发！”
我和金玉廷都害怕了，知道这个玩笑开大了。怎么办？坦白了准要挨批评，甚至受处分，不坦白那就是个人品质问题。两个人思来想去，决定去自首。
向明没想到是宣传队的人干的。我们坦白了，没敢说恨护士长，只说想开个玩笑，连连向躺在床上的护士长赔礼道歉。
因为不是卫生队人干的，向明一时不知怎么处理，走到我们面前，狠歹歹地问：“说，谁出的坏主意？”
我说：“是我。”
金玉廷眨巴眨巴眼睛，说：“不。是我。”
本来非常气愤的向明，看我们两人争着认错，态度反而缓和了：“瞧瞧，他俩还以为是立了功呢，都抢着‘领赏’。”
我说：“不是他，真的是我出的点子。要批评就批评我，与他无关。”
向明是我父亲在牡丹江招的兵，参军前是个童养媳，受尽了公婆的打骂、丈夫的欺凌。参军后以部队为家，待伤病员如亲人，年年当模范。今天，她不知道怎样才解气，想了想，想到一张王牌：
“小高，我不但要向宣传队反映这件事，而且要告诉你父亲，让他好好教训教训你。”
宣传队马队长曾经说我，“小高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状告他爸爸’。”听了向明的话，我急赤白脸地说：“我是宣传队的人，告诉我爸干啥？这是革命部队，还搞家长制呀？你告到简科长那也行，给什么处分我也认了。”
向明虽然样子很生气，实际上已经放过我们，她说：“好了好了，你们回去吧，如果护士长没啥事儿，就算拉倒；若是有个三长两短，轻饶不了你俩。”
再不敢开这类玩笑，这教训，够我记一辈子了。
还好，向明采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过了好些天，向明开会遇见马队长，随意地谈起这事儿，并尽量地轻描淡写，最后还叮嘱马队长：
“小高还是个孩子，个别批评他几句就行了，别在大会上点名。”
两个月后，师司令部、政治部又返回衡阳，各团则开进广西，驻扎在柳州一带，准备修来宾至镇南关（友谊关）那段铁路。
9月的衡阳，天高气爽，一连几天，宣传队仿佛掉进了“欢乐谷”，大家放下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集中精力排练一批欢快喜庆的节目，迎接一个不寻常的日子——10月1日。据来自北京的可靠消息，10月1日这天，毛主席将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宣传队夜以继日排练节目，准备“十一”这天与全师官兵、衡阳市的广大军民，共同庆祝新中国的诞生。我当时还不大懂什么叫诗，只因为心潮难平，激动万分，挥笔写下：
心潮像海涛般无法平静，
笑脸像朝阳似的绯红，
中国人伸直弯弓样的脊背，
铁锤与镰刀发出铿锵之声。
一位用兵如神的伟人，
以很重的湖南口音向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从此四万万人民是主人，
一切权利属于老百姓。
农民挑起五谷丰登的重担，
工人把牵引共和国的机器开动，
保卫祖国边疆海疆和天空的，
是走过万里长征的子弟兵……
马队长在会上表扬了我，说我学习努力，诗写得充满革命激情。这是我第一次享受“大会表扬”，也在我心中播下了一粒“诗人”的种子。特别是政治部油印的《南进报》，以显要的位置发表了这首诗之后，我立志：一定要做个诗人！还梦想过，诗歌将会给我带来桂冠，带来名望和声誉。可是我怎么也不曾料到，1957年，诗歌给我带来的却是一顶荆冠。
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一些干部战士认为革命成功了，想回家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和平日子。部队始终不放松思想教育，经常抓一些典型事例警醒大家。
也该着倒霉。一个星期天，我和金玉廷、小杨请假上街买信纸，打算写封家信。在一家照相馆门前，我们萌生了一个念头：照张相片一起寄回去。三个人兴冲冲进了照相馆，每人照了一张二寸小照。付钱时，老板说“优待军人，照相半费”，钱有了剩余，我提议再照张合影。照相馆有便服，金玉廷说来一张穿便服的。我们觉得好玩，小金挑了一套背带工装，我选一套米色学生服，小杨换了一件中山装。没想到那张合影照得最神气，我像个大学生，金玉廷像个铁路工人，小杨俨然一个地方干部。我们都庆幸那天的别出心裁，便装照给了我们意外的惊喜。
约莫一个月后，我们正准备下连队演出，临出发前，宣传科的刘副科长突然赶来，指着杨光、金玉廷和我说：“你们三个不要去了，马上到宣传科，简科长找你们。”这么急，是什么要紧的事儿？看看副科长那张板着的脸，我们预感到没什么好事。
宣传科长简群，为人一向随和，往日见面就逗我：“诗人，又写什么诗了？”今天不然，我们推门进屋，他严厉地责问：“为什么不报告就进来？”
部队进行正规化教育后，规定进门要先报告，经允许再进屋。我们三个赶紧退到门外，大喊一声：“报告！”过半分钟，简科长才应道：“进来！”
我们灰溜溜地站在门口，不敢往前走，更不敢坐下。
简科长不说话，上下打量我们，看看头看看脚，最后目光落在我们的军装上：“你们的干部制服、学生装怎么不穿了？”
我们有些明白了，一定是穿便装照相惹了麻烦。我们的相片没敢给任何人看，科长怎么知道的？
“当兵当腻了，是不是？”简科长把军帽摘下来，往桌子上一摔，没好气地说，“不想再穿这套‘二尺半’了，是不是？你们成了全师‘和平观念’的典型。你们演戏，批评‘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这回你们自己可成了批判的对象！”
没想到一张便装相，竟闯了这么大的祸。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才弄清，是照相馆老板“出卖”了我们，他看那张照片照得好，就放大了一张，显著地挂在橱窗里。二师有几个不认识“偷猫食的小孙子”？那不一下就传开了！
简科长站起身来，在屋里烦躁地走来走去，不无嘲笑地说：
“那么大的相片，挂在闹市的橱窗里，让全市的人观瞻，真出风头呀！好，这回就叫你们在全师出足风头！”
开始，我们谁也不敢申辩，乖乖地挨训。可是我愈听愈不服气，我们本来没那么想过，为啥偏偏抓我们当典型？
我壮着胆子问：“简科长，我可以说明一下情况不？”
“谁说不允许你们说话了？”
“事情没您说得那么严重，”我尽量压低嗓音，“那天，我们都想给家里寄张相片，后来发现照相馆还有便服，觉得穿便服照相怪新鲜，就照了一张。当时老板并没说要挂在橱窗里，要是说了，我们说啥也不会让他挂。这事要找照相馆算账去！”
简科长没打断我的辩白，耐着性子听完话，才说：“谁让你们撞到枪口上了？”他把军帽又戴在头上，“你们先回去，一人写一份检查，老老实实把情况说清楚，别隐瞒，也别乱给自己扣‘大帽子’，实事求是。”
简科长最后那句话，让我们听出点弦外之音，看样子他也不希望我们三个当“反面教员”。我们合计了一阵，就分头去写检查了。
简科长挺好，向师首长汇报情况时，只说三个小鬼出于好奇，觉着新鲜，没想到这件事情的影响及后果，不自觉地做了一件糊涂事。简科长是老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学问高，口才好，很得师首长的赏识，很容易就说服了首长，给我们解了围。
我们三个难兄难弟，像得到“大赦”似的，麻溜地打起背包，赶到柳州，还好，没耽误宣传队的演出。七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公然出兵干涉。
我所在的部队有一个“朝鲜营”，全部由朝鲜人组成，朝鲜战争爆发不久，这个营就全副武装开赴朝鲜，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
10月，美韩已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我国东北边境。我国政府毅然做出出兵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二师，刚刚建成“来镇段”铁路，便接到命令：赴朝参战（抗美援朝）。兵部要求，入朝部队必须精锐，老弱病残，一律转业到衡阳铁路管理局。只有十五岁的我，因水土不服，常常闹病，虽不情愿，却也列入转业名单。部队考虑我年龄小，又不适宜南方的生活，准许我回原籍参加地方建设，或进速成中学学习。就这样，眼瞅着全师将士“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我却恋恋不舍地结束了五年的军旅生涯，离开了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回到沈阳。
告别父亲，告别我与父亲并肩战斗过的部队。一向严厉的父亲，我多么希望他赴朝参战之前，再敲打敲打我，然而，他却一脸慈蔼，第一次对我说了那么多安慰和鼓励的话……
从北方到南方，又从南方回到北方。
脱下那身略显肥大的军装，我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里程。不知等待我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原载《中国作家》2009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