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人物造型与雕塑不同，其整体生命永远不能凝固在一个超时间的静止空间。文学人物整体的建构，对读者来说，是靠一行行地看，用词和标点来堆砌的，对作家来说则首先要靠想象组合，即靠素材碎片之间的上下文邻接。上下文邻接是对艺术秩序的具体实施，它颇有点像电影蒙太奇。蒙太奇用精心剪辑的镜头定格的连续运动来制造错觉，从而使组接在异质情境（即上下文）中的实物录像发涵变。影片《伤逝》为了烘托涓生在子君走后的悲凉心境，将一组定向觅食的狗的镜头穿插在寒伧院落的画面之间，结果在观众眼中变成一条饥肠辘辘的丧家犬，尽管狗当时并不饿，只是馋。
文学造型过程中的素材邻接关系也有类似的涵变乃至形变所谓涵变与形变，是指素材在特定的邻接关系中隐去自身的本义或原形，而凸出那些能顺应艺术秩序的个别属性或特征，进而这些蜕化了的素材也就变为能吸吮、负荷与深化作家的总体思考的艺术细胞、骨骼、肌肉乃至人物整体。所不同的是，电影蒙大奇用现代科技手段将这一隐秘而古老的艺术变形规则工艺化并浅显化了。没有素材的涵变或形变，也就没有统一的艺术秩序和人物整体。这说明人物整体的各个构成部分的关系确实不是相等和
在现代世界文化背景下对自身精神结构作沉痛解剖后所达到的一种历史性反省。一个有勇气正视自身的阿Q式弱点的民族是一个走向成熟的民族。一个能唤醒民族觉悟进而自觉掌握祖国命运的作家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文化巨人。于是鲁迅作品也就成了积淀中华民族的现代意识的珍贵文献。
海明威对现代美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可与鲁迅于中国相媲美，“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欧内斯特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约翰肯尼迪）为“迷惘的一代”提供精神支柱的海明威并不迷惘。他的桑提亚哥造型不仅为不愿沉沦于战争废墟和精神荒原的西方青年灌输了一种直面血的现实和喝退死神的勇气，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含有现代人生的警世通言的合理内核。因为人类社会永远不能超脱自身发展所带来的新的螺旋型困境。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人类永远不能攀上自身历史的顶峰，在这绝对自由王国，似乎一切困惑、危机、动乱都像春光下的残雪顷刻消融。这是一种乌托邦。
“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不仅是人对自然的征服难免会酿出自然对人的惩罚，即使是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也会反过来给整个人类及其个体出难题。不论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还是人与自我的问题上，总不免有新的未知数，有不测风云，有大难临头之时。这就需要高扬人格的尊严和临危不惧、处惊不乱的气概，即需要一种明智而坚毅、严肃而崇高的人生哲学，特别是对一个现代人更是如此。因为现代人比人文主义时期的近代人更尖锐地体会到理想与现实、意识到的历史要求与实际上不能立等兑现之间的严重不协调：他们一方面敏感到自身所蕴涵的自由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另一方面又清醒地看到这种可能性很难转化为现实。这是一种极度“智慧的痛苦”。假如只看见自己的美好愿望而无视现实的严酷倒也好，犹如唐·吉诃德向风车挑战，虽然滑稽，但自我感觉毕竟不坏，不会有沉重的悲叹；假如感受到现实的重压而自认倒霉，转而变得像阿Q式的麻木，也不见得有过分的痛苦。关键是现代人大彻大悟，对人生看得太透，既不愿像唐·吉诃德那般天真，又不愿像阿Q那般沉沦，这就亟需寻找一条既不泯灭美好愿望又不忘却现实的精神出路。
海明威以其卓越的人物造型向现代人类展示了这一出路：这就是像桑提亚哥那样，在种种意想不到却又接踵而来的毁灭性袭击面前，哪怕面对死，也要不失一种优雅的审美姿态二“一个人有生就有死。但是只要你活着，就要以最好的方式活下去”，即证明你曾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生活过，你没有白活，这就够了，至于目标是否达到，这无所谓，因为人毕竟是永远无法达到他的终极目标的。显然，这不是一支迷人心窍、被一时侥幸冲昏头脑的狂想曲，也不是拜倒在命运之神脚下的赞美诗，这是一支节奏凝重、气派轩昂、力争在复杂世界中驾驭自身的现代人生悲歌。这就有可能把现代人从无休止的功利性烦恼中解脱出来而变得洒脱、豁达，更专注于实在事业和行动，更热爱生命，或许，如此生活倒反而能帮助他尽快地接近目标。在影片《丧钟为谁而鸣》中饰女主角的英格丽褒曼说对了“海明威不仅是个人，他代表一种生活方式”，说得精确些他代表一种现代人生观念。只要地球还在转动，只要你还活着，还想追求而不浑浑噩噩地枉自一生，你就不会不从海明威那儿汲得启迪。
我不想讳言海明威对现代人生的总体体悟沾有存在主义的色彩。在当今学术界没有比指点某历史人物的阶级、时代局限更轻松的了。困难的是要说明海明威，一个自身并非完善的作家，何以能如此积极地影响现代世界文化。记得恩格斯在19世纪曾说某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虽未开出拯救人类的药方，但却已引起读者对西欧现存秩序的深刻怀疑，这便意味着它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恩格斯的话不仅显示出一个大革命家的胸襟，而且也显示出一个美学思想家的明澈，因为历史进程并不苛求文学提出实践性的革命纲领或行动方案，那是政治家的事业，无需作家代庖。因此，又何必对海明威求全责备呢！
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沈从文的《边城》。《边城》堪称作家描绘湘西风情的名篇，这不仅是因为他将这原始、朴素、秀丽、荒莽的神界画面绣得特别美，更重要的是因为作家那情怀深挚的忧患意识在《边城》中流露得最浓郁。浪漫主义的构思使作家倾心网罗古代遗留的乡土人情美，虚构了一个与世隔绝、民风古朴的“新桃花源”。他想把原始民风中的道德原素变为一剂振奋民族肌体的强心针。假如像书呆子似的将它奉为实践性的救世之方，这无疑是一朵不结果的鲜花，假如从事实出发，将它还原为作家对深重国难的一种审美性总体忧患，则我们又分明从这空想蓝图上体会到了现代陶渊明愤世嫉俗、飘然归去的风骨和贞操。这是一种严肃得发人深省的“纯文学”。尽管作家所憧憬的那个桃源理想永远不会实现，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文学造型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本无实践意义，只要它能在精神观照中提高人的境界，使真善美压倒假恶丑，即行。而沈从文所想象的那片没有战乱和堕落的边地净土，正同他所憎恶的腐败社会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使现实更显黑暗。
作家对世界的总体体悟带有鲜明的个性特色。总体体悟不是达尔文式的环球采样普查，不是培根式的全称归纳，也不是国家统计局得出的平均数，它是作家介入生活后所颖悟到的、某种独特的对人生、世界和历史的一般态度或观念。没有一个作家能穷尽人类的全部历史和现实，再来确定他对世界的总倾向。但个性的未必就是自私的、狭隘的。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所以伟大，首先就因为在他们似乎是纯个性的总体判断中却萌发或积聚着某种超个体的时代精神，率先以文学造型，自觉或不自觉地传达了郁结在公众心底、甚至要过相当一段时期才被预感的普遍觉悟和历史趋势，如阿Q之于国民劣根性，桑提亚哥之于现代人生观念。正是这种预言式的、蕴有巨大历史、哲理容量的总体思考，使某些人物整体获得了高品位的艺术概括力，以致读者要充分领略其中的意蕴，非将自己提高一步不可，而不像读那些消遣性的通俗小说那般轻巧。
这就启发我们为什么某些读来会令人愉快的小说总缺乏力度或深度，仅像诱人的花露水，原因首先在于，作家的个性化的总体思考中未能蕴藉较多的历史或人生的意蕴，这就直接削弱了人物造型的生命力。意蕴是人物造型之魂。这有两种情况一是某些平庸作家对整个现实恐怕一辈子也没有什么独特看法，他们的心眼太细，装不进浑然世界，故只能配制花露水，二是某些优秀作家的才华和思想尚未成熟到炉火纯青之境，他们也会为暂时的败笔而羞愧。列夫托尔斯泰写《家庭的幸福》就砸了锅。尽管他所用的素材几乎全来自于个人经历和切身体验（作家在和阿尔谢尼耶娃恋爱时天天记下他的感受和她的事情），尽管他在操作素材时也不乏想象加工，但谢尔盖这一主角造型仍站不起来。它患了先天软骨症。因为作家当时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仅局限在抽象道德范围，把家庭视为可以远离政治与时代的安乐窝，这种小市民般平庸的伦理教义就在总体上限制了他的精神视野，致使他在构思小说时放弃了对上流社会场景的艺术概括与深化，结果就把谢尔盖虚构成一个枯燥、肤浅、内心贫乏的“模范丈夫”。这也是一种格式塔，不过是一种坏的格式塔，犹如非健康的受精卵孕育出一个畸形儿。通篇构思虽不乏事实的真实和诗情的可爱，但人物的整体却是苍白无力的。这说明一个作家若想创作传世珍品，光靠生活底子、想象技巧和对现实的正直的批判姿态还不够，还亟需某种思想家的素质，否则他主观上想写严肃的“纯文学”，结果却降格为甜甜的娱乐品。
这是否说，一个人只有先当哲学家，才可能成为大作家呢，不是这个意思。作家对世界的总体体悟不是“主题先行”，不是像席勒先有个哲学理念，再去寻找适合其理念的艺术外衣，即“为了一般去寻找个别”。思想素质和艺术禀赋在作家身上很难决然分割，作家不是两重人格，不是思考时为哲学家，创作时为艺术家。一个活生生的、情志交融的作家，假如他富有思想深度，那么他对世界的哲理性概括往往是和他对个人境遇的激情体验合为一体的。故歌德说他是“从个别去发现一般的”。这就像小孩的发育，其肌肉、骨骼、神经中枢的健全是与心理发展同步相关的，而不是将一颗灵魂硬塞到躯壳里去。当海明威从炮弹片中发现世界的破裂，他颇像哲学家，但他永远也不能将这种情绪化的人生顿悟提炼为海德格尔或萨特式的概念体系，当海明威以《老人与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理应是驰名全球的大艺术家时，但批评界却高度评价他话中有话，文学里面有哲学。
说作家对世界的总体体悟不是“主题先行”，还因为审美性总体体悟并非是单篇作品的主题，毋宁说它是贯穿作家的文学生涯的连绵起伏的倾向主线或艺术母题。从海明威早期《我们的时代》小说集的第一篇《印第安人营地》到晚年《老人与海》，我们发现作家对人生的总体体悟（集中体现为对死亡的现代意识）基本没变，但思想、艺术容量不可同日而语。真正献身艺术的作家是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生命的。列夫托尔斯泰写《复活》花了1o年。罗曼罗兰构思《约翰克利斯朵夫》花了2o年。歌德写《浮士德》花了so年口人有几个10年？20年，60年，普鲁斯特写《逝去的流水年华》多卷本竟然至死没有完成！创作本身几乎就构成了作家的生命、生活和对人生、世界、历史的不倦思索。这就更不宜将作家的思想素质和艺术天赋断然割裂。这是一个多维性的，由人生、思考、体验、创作诸元素浑然际会而又不时激荡的系统精神流程。大师对世界的总体理解或体验往往在长年创作过程中被开掘、蔓延、泛滥得更雄浑。
小辞典
·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
1917年在堪萨斯城当报杜记者，里年远征欧洲，在第一次大战中参加红十字会救护队，负重伤，痊愈后重返疆场，而获美国和意大利授予的勋章。1919年退役。退役后10年，1929年有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问世，堪称是世界战争文学的经典且畅销，作家被誉为1920年代欧美“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1939年始撰著名长篇《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侨居古巴。性喜浪迹天涯，到处钓鱼、游猎、斗牛、拳击，嗜雪茄，酷爱在哈瓦那海湾晒太阳。1952年美国《生活》杂志连载《老人与海》并出版单行本，1954年作家因《老人与海》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文风简洁先练，内A浑厚，他曾自诩其小说只露出“冰山”的“八分之一”，“八分之七”留待读者玩味。截至1980年代，美国每年销售海明威小说均达百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