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之所以能立国，可说是全靠门第，这自然得付出相当的代价。只是这时虽为门第社会，却非封建社会，故东晋立国与东周无殊，而结果稍异，既君权下移于门第，而非诸侯。
东晋门第享有的特权，比之渡江以前的西晋更多，他们可以自由地占山封水，不编户籍；不但随附他们而来的部曲宗党，蒙其庇护，逃避课役，甚至流民、逋逃人犯，亦多寄居大姓为客。他们不必缴纳正常之赋税，服正常之徭役，只需随意损纳。由于这些不编户籍的侨人数目庞大，自然影响到朝廷的收入。东晋朝廷历次下令土断，想把他们纳入编户，自不为侨人所欢迎；而从朝廷的三令五申，也可以考见土断的成效如何了。土断既不能顺利地推行，朝廷既无钱又无兵，一旦有事，还得求这些门第出钱出兵。经济上如此，在政治上，九品中正制更保障了他们出仕的优势。实际上，政权本来就操纵在他们手里。在东晋的100年历史中，门第中人相继执政，把持朝廷，不仅出将入相而已。天子名义上奄有天下，实则这些门第才是真正的主宰。主客易位，君臣易势，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元、明二帝时，王导、王敦相继当权，王氏强盛，有夺天下之心，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及成、康继统，又有庚亮、瘐冰专擅朝政，甚至操废立之柄。穆帝以后，直到简文帝时代，桓温且被修《晋书》之唐史臣讽为“政由桓氏，祭则寡人”。孝武帝时代，则有谢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至安帝初年，桓玄自谓三分有二，知势运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端。
东晋享国百年，政权不出琅邪临沂王氏、颍川鄢陵庚氏、让国龙亢桓氏、陈郡阳夏谢氏四家，政出私门，权去公家。京兆韦华对姚兴说：“晋王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沈约亦称：“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
门第固然取得了政治、经济上的特权，然而朝权、国命岂是容易把持？在动乱不安的时代、危疑飘摇的局面下，随着特权来的，是艰巨无比的责任：维系国家和民族于不堕，真是谈何容易。诚如所谓“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权力和义务是不可分的；当我们条举门第所享有的特权时，也该想想他们肩任之重，他们并不是不劳而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