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热爱读书，他曾经说过，“我从8岁开始喜欢阅读典籍，每天都与讲师大臣讨论典籍，对历史兴旺抒发议论，不敢因为其内容的艰难晦涩而望而却步，不敢因为外界的事物繁多而放弃读书，始终坚持读书，几十年如一日。”由此可见，康熙读书不懈坚持，用功勤奋，在诸多的典籍学说之中，康熙对于程朱理学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朱熹的学说。康熙曾经说过，“一生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所做何事”。
康熙五十一年，也就是1712年，康熙下谕旨说：“我自从小时候便喜欢读书，读书喜欢浏览背诵，经常见到历朝历代的文士学者注释的义理词句中有欠缺的地方，会被后人指责。但是只有宋朝的大儒朱熹对群经进行了注释，阐述了经书中的道理，他所著作和编纂的图书，均是明白精确，道理纯正中和。至今五百多年了，知道朱熹学说的人，没有人敢于妄加议论妄自批评。我认为自从孔子孟子之后，只有朱熹在经书方面的造诣最高。”因此，康熙皇帝将朱熹升配大成殿东序的第十一哲，从此以后，朱熹被抬高到空前的历史地位。
康熙自己曾经写过一段文字，从文字中可以看出康熙全力推崇朱熹的原因。他说，“朱熹的文章中充满了忠君爱国的告诫，文章言论之中充满了浩然正气和宇宙间的大道理。我读朱熹的书，感受到了书中的道理，如果不是通过朱熹的书，我不可能知道天地间自然的道理，不可能会把国家治理各如此兴旺，不可能把道德仁义施行于整个天下，不可能统御天下海内外如此昌盛。”
对于书中的经验和理论，康熙会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应用，凡是对清朝的统治有益的，康熙都会提倡，凡是对于清朝的统治有害的，康熙会曲解书中的道理，使书中的道理符合清朝的统治，这样有利于控制臣民的思想。康熙对于理学中所倡导的忠君思想大力宣传，同时又将元朝统治时期残留下的妥协思想发扬到了极致，作为清朝统治的思想工具，他放弃了理学中对于清朝不利的思想部分，对于理学中反对夷狄的思想干脆避而不谈。通过这一套思想理论作为统治基础，康熙顺理成章地把清朝入关说成了顺应天道，把清朝政权说成了得到天下正气的王者之师。如果有人敢于反抗清朝统治，那就是违背天理，大逆不道。
为了充分地利用理学作为思想的统治工具，同时笼络人心，康熙自己勤奋地阅读朱熹的著作，并且邀请当时的一些理学大师们和他一起共同探讨理学的问题。康熙自己有时候也会亲自对子女讲解理学经典，他还请来了一些理学大师对自己的子女传授理学。康熙规定，对于程朱理学的注解作为各级学校和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这就把程朱理学作为了清朝康熙时期选拔官吏和考核官吏的重要学术标准。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康熙利用理学为整个清廷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名臣，这些人大多数都成为了清朝统治下的忠良之臣。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这也对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熙推崇理学并不全是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的缘故。康熙一生都在追求君子之道，讲究慎独的行为准则，这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存在某种程度的契合。康熙对于理学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经在一篇“理学论”的文章中写道，夫理，语大乾坤莫能载，语小乾坤莫能破。散之万物，归于一中，无过不及。日用平常见于事物者，谓之理。天命而有性，率性而有道，此性命之自然也。圣人修之明之，推之教之，不齐者齐之，太过者抑之，皆循乎天道而尽己之性。非格物致知穷其理之至当者，即理在前而不识也。自宋儒起而有理学之名，至于朱熹能扩而充之，方为理明道备。
后人虽杂出议论，总不能破万古之正理。所以学者当于致知格物中循序渐进，不可躐等。有一事必有一事之理。从此推去，自有所得。求之而失于过，不得其理也；求之而失于不及，亦不得其理也。惟一中即是无私，无私而后得其理之正也乎。大体意思是，理学中蕴含着天地和为人处世的各种道理，只要坚持中正无私，然后可以逐渐明了这些道理，明了这些道理之后便可以存得正大光明。
虽然康熙皇帝大力推崇理学，但是由于理学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停滞不前，因此，理学逐渐衰落了。随着清朝初期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导致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水平，程朱理学逐渐衰落。当时的理学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空谈之风盛行，言行不一致。道学家们一边空谈修身和养心，一边却又成为豪强恶霸欺软怕硬，显示出了人性的虚伪。第二，当时的理学家们尽是一些阿谀奉承道貌岸然之徒，喜欢拍马屁，人前人后言行完全不一致。第三，整个理学发展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没有一点创新，随着整个清朝的发展，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统治工具的手段，逐渐走向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