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班超带着36名随从人员先到了鄯善（今新疆若羌）。鄯善原归附匈奴，因匈奴逼他们纳税进贡，勒索财物，鄯善王很不满意。但是这几十年来，汉朝顾不到西域，他只好勉强听从匈奴命令。这次见汉家天子派使者来，他就挺殷勤地招待了他们，有结交友好之意。可几天后，班超发现鄯善王对待他们的态度忽然冷淡起来，起了疑心，同随从人员说：“你们看得出来吗？鄯善王对咱们跟前几天很不一样，我猜想一定是匈奴的使者到了这儿。”话虽这样说，毕竟只是一种猜想。刚巧鄯善王的仆人送酒食来，班超装做早就知道的样子问道：“匈奴的使者已经来了几天？住在什么地方？”鄯善王和匈奴使者打交道，本来是瞒着班超的。那个仆人给班超一吓，以为他已知晓此事，只好老实地回答说：“来了3天了，他们住的地方离这儿30里地。”班超当即把那个仆人扣留起来，立刻召集36名随从，对他们说：“大家跟我一起来到西域，无非是想立功报国。现在匈奴使者才到几天，鄯善王的态度就变了。要是他把我们都抓起来送给匈奴人，我们的尸骨也不能回乡了。你们看怎么办？”大家都说：“现在情况危急，死活全凭你啦！”班超说：“大丈夫不进老虎巢，怎能掏得到小老虎（即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趁着黑夜赶去匈奴的帐篷周围，一面放火一面进攻。他们不知道咱们究竟有多少人马，一定着慌。只要杀了匈奴的使者，事情就好办了。”大家都说：“好，就这样拼一拼吧！”到了半夜，班超便领着这36个壮士去偷袭匈奴帐篷。那天晚上，正赶着刮大风，北风呼啸，甚是寒冷。班超吩咐其中10人拿着鼓躲在匈奴帐篷后面，20人埋伏在帐篷前面，自己则跟其余6人顺风放火。火一燃烧起来，10人同时擂鼓呐喊，其余20人便大喊大叫地杀进帐篷。匈奴人从梦里惊醒，以为被大军包围，到处乱窜。班超打头冲进帐篷，其余人也跟着他冲杀进去，杀了匈奴使者及其随从，并把其所有帐篷都烧了。当班超他们回到自己营房里时，天刚发白。班超请鄯善王过来。鄯善王一看到匈奴使者已被班超杀了，于是再无其他办法，倒也铁定了心思，就对他表示愿意服从汉朝命令。于是，鄯善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不久，班超又西至于阗（今新疆和田），迫使于阗王杀匈奴使者，归服汉朝。次年入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废黜亲附匈奴的疏勒王。永平十八年，匈奴胁迫车师叛汉，又指使焉耆（今属新疆）攻击东汉西域都护，班超率部坚守。章帝曾召他回国，而他仍一直留驻西北，镇守边陲。班超在西域的日子并不是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风险，跌宕曲折，危机重重。他在西域经营长达30余年，先后经过降伏莎车之战（公元78—公元87年）、逼退月氏之战（公元90—公元91年）、平定焉耆之战（公元94年）。通过这一系列战争，以及他的不懈努力，西域50余国全部归附东汉。不久他担任西域都护，驻守龟兹，永元九年还曾遣甘英出使大秦。和帝为表彰其功勋，封他为定远侯。永元十四年，和帝批准班超回朝，任射声校尉。同年死于洛阳，终年71岁。
(第三节）军事外交的强盛（2）：东西两大帝国“第一次亲密接触”
作为东西方的两大文明古国且经济文化大国——中华帝国（东汉）与罗马帝国，有着各自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明。罗马在汉代被称为“大秦”，意即泰西（极西）之国，又称“海西国”。那么，这两个大国是何时开始进行接触的呢？其中经历着曲折的道路。
永元九年（公元97），汉和帝和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甘）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这段史料说的就是东汉朝廷与罗马帝国尝试的第一次接触。由于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拦，至条支的西海（今西亚波斯湾）而回，没有达到寻求通往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海路的目的，东汉与罗马直接的联系没有成功。但中国使者的到来，引起了红海彼岸其他国家的关注，诸如莫恰（今也门木哈）和阿杜利（今埃塞俄比亚马萨瓦港附近），率先表达了与中国缔结盟约的愿望。公元100年，他们派使者来到东汉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汉和帝也展示了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和东方大朝的风采，厚待两国使者，赐给两国国王代表最高荣誉的紫绶金印，表示了邦交上的极大诚意。
回溯西汉张骞，再看东汉自班超恢复通西域后，他们开通的“丝绸之路”成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要道。这条路东起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至安西分为两路：北路经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西抵大宛；南路经天山南路，至蒲昌海（今罗布泊），又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以南两道，至喀什会合，逾葱岭至大宛。南北两路在今浩罕附近相会，再西行至今撒马尔罕、今马里（中国古称木鹿），再西行至波斯古都埃克巴塔纳（今哈马丹），至安息都城泰西封（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最后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境内安塔基亚）。这条道路历经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盐碱滩等天然险障，它的开通无疑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大伟业。两汉时期的中国人，克服了葱岭皑皑白雪和巍巍雄峰的天险、塔克拉玛干沙漠千里无人区的“死亡地带”，曾使木鹿以东的道路都在自己影响之下。这是对人类历史的一大贡献。
在莫恰和阿杜利与中国缔结盟约的激励下，罗马在半个世纪之后，罗马也正式派使者出访东汉王朝。公元166年（东汉恒帝时期），罗马安东尼朝皇帝马可·奥理略（公元161—公元180年在位）派遣使者，自埃及出发，经由印度洋、太平洋，到达汉朝统治辖下的日南郡登陆，然后北赴洛阳，开创了中国、罗马两大帝国直接通使的纪录。
罗马使者东来的航路，遵循着以南印度洋为枢纽的“海上丝绸之路”。条条大路通罗马；换一句话说，也是条条大路通长安（洛阳）啊！从此，罗马货物通过海路直运南中国的便越来越多。据公元240年左右（三国魏齐王时期）写成的《魏略》，罗马世界的物产，即亚历山大（今埃及）东方贸易的货单，可归成金属制品、珍禽异兽、珠宝、织物、玻璃、香药6大类，共83项，这些货物正是罗马世界向中国的输出品。罗马不仅成批输出货物进中国，也大量进口中国货，主要是衣料、皮货和铁器。
(第四节）外戚、宦官“阴魂不散”
看过上文的知道，外戚宦官政治是西汉王朝的两大隐患，并最终葬送了刘氏政权。时光进入东汉，外戚专权、宦官干政仍然是大汉朝廷的两大政治危机，真是“阴魂不散”，紧紧相随，纠缠不去。刘秀建立东汉，宣称是西汉的中兴，但他没有能力采取行动以防止外戚宦官政治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了这座独木桥上，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更为甚嚣尘上。外戚宦官之争是东汉政坛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其迅速由盛转衰、最终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汉朝廷的执政人物，除了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除了地方的豪强地主，也就是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前者是古老力量，后两者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了东汉王朝的全部宫廷政治史。
根据柏杨的分析，皇帝能力强的时候，外戚宦官是一种助力；皇帝能力弱的时候，他们就自然成了政权的接班人。东汉前期，亦即光武帝、明帝、章帝时，皇帝本人能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外戚与宦官便无用武之地，被压抑得难以出头，似乎销声匿迹了一般。但一进入东汉中期，章帝死后，和帝刘肇继位（公元88－公元105年在位），此后到殇帝刘隆（公元106年）、安帝刘祜（公元107—公元125年）、顺帝刘保（公元126—公元144年）、冲帝刘炳（公元145年）、质帝刘缵（公元146年）、桓帝刘志（公元147—公元167年）、灵帝刘弘（公元168—公元189年）、少帝刘辩（公元189年）、献帝（公元189—公元220年），一直都是外戚、宦官轮流把持着国家最高权力，交替专政，相互倾轧，使朝政陷入极端的黑暗和混乱之中。外戚与宦官是专制主义皇权的左右手，是寄生在皇权肌体上的一对毒瘤。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权力争夺。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政治之所以这么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此时太子多年幼即位（整个东汉，除了开国天子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儿子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也只不过弱冠18岁，最小的是还抱在怀里喂奶的襁褓，如和帝是10岁、殇帝是3个月、安帝是13岁；而且除了献帝外，其他没有一个活到40岁，殇、少、冲、质四帝甚至还没有机会庆祝自己的10岁生日），年轻的太后临朝，在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她不便接触男性大臣，就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的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创造了机会，同时这新寡太后才是外戚集团里的“大姐大”；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为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结纳在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亲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变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可是前一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立了新皇帝（因为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也尽量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接着又有新外戚上台。这种围绕皇权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起伏交替专政，就成了东汉政坛的主要特征。外戚宦官挟持幼帝，独裁专横，大肆搜刮，徇私枉法，党同伐异，导致统治日趋腐朽，政府“仓帑为虚”。
在东汉，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和帝时为太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桓帝的窦皇后（灵帝时为太后），也是该窦氏的后裔；和帝的邓皇后（殇帝、安帝时为太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自我谦抑以外，其余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周而复始，反复循环。顺、冲、质、桓四帝时，外戚梁冀专政近20年，财富积累达30亿，堪称当时世界首富。质帝刘缵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当着梁冀的面，对文武百官说：“真是个跋扈将军！”就因为这句话，堂堂皇帝竟被独裁者梁冀所残忍毒杀，可他不过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而已。此外，少帝时的何太后一家（其兄何进专权，与袁绍杀宦官蹇硕，后又为宦官张让、段硅所杀）、献帝时的伏皇后一家（其父伏完曾密谋反曹操，为后者所杀），也曾有过短时的重大举动。而长期的世家大族执政，还形成了具有垄断性的门阀政治和特权阶层。
这个长时期的外戚宦官斗争，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和帝到桓帝初是第一个阶段，外戚占优势；此后是第二个阶段，宦官先占优势，但最后却彻底失败。在第一阶段，外戚宦官有四次显著的大斗争：第一次是公元92年宦官郑众协助和帝同外戚窦宪（窦太后之兄，打败匈奴的那位）的斗争；这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窦宪被杀，宦官胜利，郑众因功封侯，他们在政治上的弄权也就从此刻开始，这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宦官时代；第二次是安帝和宦官同外戚邓氏的斗争，李闰、江京逼邓太后之兄自杀；第三次是顺帝和宦官孙程、王康等杀外戚阎显（阎太后之兄）；第四次是公元159年桓帝和宦官单超等同外戚梁冀（顺帝妻梁皇后的兄弟、冲帝的舅父）的斗争，梁冀终于被诛。
桓帝以后，宦官在政治上占优势。桓、灵帝时期，政治也更加腐败，甚至公开卖官鬻爵。桓帝既然得到单超、唐衡、徐璜、左棺、具爱这5个宦官的大力帮助，消灭了大独裁者梁冀，收回了皇帝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君臣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发展到类似于黑社会里的弟兄），当然要感激他们5人，于是同日封侯（此5人为一等侯爵，参与行动的另8个宦官则为二等侯爵），宦官仗着与陛下的“咬臂之盟”，在政治上的权力大大增长。这一时期的外戚、宦官斗争，又增加了太学生、士大夫等知识分子反对宦官的新内容。他们反对宦官，主要是反对后者大肆弄权，因而造成政治上的黑暗，要求改革现状，改善朝政；如和帝时的郅寿、乐恢，安帝时的杜根、杨震，顺帝时的张纲、朱穆、皇甫规，桓帝时的李膺，灵帝时的陈蕃等。他们得到了朝臣和外戚的热烈支持。因此，官僚、外戚、太学生（士大夫）又组成了反宦官的联合战线，出现了品评时局、不满权阉的清议派。官僚豪强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斗争日趋激烈；宦官也对他们发动反击，诬蔑他们是想推翻朝廷、图谋不轨的党人，把他们逮捕、打杀、下狱，或禁锢终身永不作官，历史上称作“党锢之祸”（下文我们再详细讲解）。尽管宦官在这一时期很得势，但他们毕竟只是皇帝的奴才，“近水楼台先得月”，有皇权才有他们的权，皇权一衰落，他们的权也就完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刘氏政权得到苟延残喘；但是中央皇权已被削弱，地方世家豪族势力更加强大。宦官想狐假虎威，借皇权欺压世家豪族这招也就不灵了。
公元189年，中原豪强、禁卫军官袁绍（他也算一介文士；与曹操一样，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他们都是“以学阀而变为军阀”，“文士自卫成了武将”，正是这类人最终改变了刘汉的江山）发兵洛阳，不分青红皂白，大肆屠戮，将宫中宦官2000多人全部诛杀，血染高墙，尸堆大殿，便彻底结束了东汉后期数十年宦官擅权的局面。
(第五节）士大夫阶层首度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