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学者从组织结构（Tushman et al，1996），组织惯例（meta-routines）（Adler et al， 1999），组织情境（Gibson et al， 2004），以及高层领导团队的整合角色（Smith et al， 2005）等角度探讨过协同式技术创新的前因要素。展现二元领导行为的CEO，需要具备能够同时驾驭多种角色的能力，西方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出色扮演多重角色的领导比扮演较少角色的领导者具有更高的企业绩效（Denison et al，1995； Hart et al，1993）。业绩表现好的CEO其认知复杂性（Streufert et al， 1986）、行为复杂性更高（Hart et al，1993；Hooijberg et al，1992），并能在处理问题时使用多种参考框架（Dreyfus et al， 1986）来处理所面临的矛盾和冲突。
在管理实践中，企业徘徊在变革与稳定的两难困境中，一方面，CEO担心过多的知识利用活动会束缚组织的创新精神和学习型组织的建立，但另一方面，他也会担心不断地变化和变换，会带来比较高的成本投入和风险，而且，一部分员工也可能因为组织内部的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出现离职倾向。因此，他会通过魅力领导、智力启发、愿景激励和体恤关怀行为来调动组织内员工对于未来愿景和战略目标的积极性和探索精神，有利于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实现，同时通过权变奖励和例外管理行为保证所设定的绩效标准能够实现和得到有效的控制以减少各种试错行为和风险，有利于利用式技术创新成果的实现。展现二元领导行为的CEO会将这两种技术创新活动兼顾起来，运用自己复杂的认知框架来妥善处理两种创新之间的冲突，这类领导者能够充分地发挥自身的平衡能力，在积极探索到新的技术知识的同时，也通过对这些知识的有效整合来将其实现商业化的应用，保持探索性创新活动和利用性创新活动之间的互补和协同，以同时获得两种技术创新的优势和效益，在提高组织适应能力的情况下也不会失去其稳定性，从而提升组织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8a：协同式技术创新在二元领导行为与财务绩效之间承担中介作用
假设8b：协同式技术创新在二元领导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承担中介作用
5.8中庸思维对二元领导行为的影响
西方一些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出色扮演多重角色的领导者比其他领导者能够带来更高的企业绩效。业绩表现好的CEO具有高水平的认知复杂性、行为复杂性，并能在处理问题时使用多种参考框架。借鉴西方的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能够有效解决悖论的领导者其领导效能通常比较高。创新的想法通常来自于同时包含不同的、相互冲突的矛盾体之中。而管理悖论则需要具备分化（求异）和整合（求同）思维，并且能够在这两种思维中保持平衡。综合以上西方的一些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具备中庸思维的CEO，不仅能够从多个角度来全面考虑和衡量所面临的信息和矛盾，能够整合其他人和下属的意见以调和分歧从而找出让大家都比较满意的方案，并且以和谐友好的方式让其他人接受，这样的领导者同时兼备分化（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和整合（整合其他人的意见并且以和谐的方式让大家接受）的思维，因此能够更好地处理所面临的冲突，包括领导角色所带来的冲突，情境所带来的需求上的冲突以及技术创新悖论中的冲突等，基于这个思路，我们从中庸思维来探讨它对二元领导行为的影响关系。
（1）中庸思维的概念。
“中庸”一词首先是由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把中庸作为人的一种德性要求，反对抱有过激的思想和行为，防止在行为上表现得过于极端，倡导凡事做到适可而止。中庸之道作为古代帝王统治中国的文化基础，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庸是儒家学说的根基，同时也是中国文化性格的核心（董根洪， 2000； 雷原，2004）。虽然孔子赋予了中庸“至德”的高度，但是并没有就中庸的概念做出明确的说明。按照张德胜和杨中芳等人（1997， 2001）的定义，中庸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概念包括了儒家所有的价值观和言行，而狭义的中庸仅表现为一种行为趋向。
所谓中庸思维指的是个人在特定情境中思考如何整合外在条件与内在需求，并采取适切行为的思维方式（吴佳辉等，2005）。在既有文献中，与中庸思维概念相近的有认知复杂性、认知需要（need for cogniction）、整合思维等概念，应该承认的是，中庸思维的概念与认知复杂性等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叠部分，然而，作为一个更加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构念，多方思考、整合性和和谐性三个维度比西方的构念更加能够反应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目前西方既有的概念并不能同时兼顾这三种特性。另外中庸思维是一个完整性的思维方式，借用意见表达的情境作为测量中庸思维的共同背景，可以反映这种整体性的思维特征。就此而言，虽然中庸思维与目前既有的概念或有重叠之处，但这些概念无法表达中庸在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内涵（吴佳辉等， 2005）。因此，本文采用本土心理学中符合中国特色的构念来探讨中国情境下的高层领导者的中庸思维的作用机制。
（2）中庸思维的理论基础。
儒家中庸思想源于现有文献“用中”和“尚和”的思想。杨涯人在其著作《先秦中庸源流考》及《中国哲学史》中讲到：“孔子创立中庸，系由周公的‘中德’观念和史伯、晏婴的‘和同’说发展而来。”中庸思维在坚守中正之道时也强调“权”、“变”，即所谓“执经达权”，策略灵活、顺时而变。中庸思维注重考察矛盾的两个方面，力求全面、均衡、灵活和统一。另外，中庸思维还强调“兼”，即“兼陈”、“兼容”，这显示了中庸思维的包容性。孔子认为，“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随时间、条件的不同而变化。《礼记·中庸》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也。”这句话明确提出了“时”与“中”的关系，指出“中”是随时而中，因时而中，是根据时机的变化，审时度势，灵活地、适度地处理问题，而不是不分场合、不讲条件的随意折中，执著于一个凝固不变的“中”，就会走向极端，失去了“中”的意义。因此，中庸之道本质上包含着一种权变的思维。
一般来说，孔子的中庸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过犹不及”的适度性、“执两用中”的整体性、“权变时中”的权变性与“和而不同”的和谐性四个方面（邵爱国， 2002， 2005），其中“过犹不及”是孔子中庸思维的理论核心（朱永新，2005），这意味着任何事都要做到适可而止，不要过于极端和偏激，把握好做事情过程中合理的度。中庸之道主张要研究清楚事物两端的道理，然后再取其“中”而用之，即“执两用中”。两端不仅包括了要考虑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而且还包括考虑量的“过”和“不及”两个方面等因素，坚持以全面的眼光来看问题。这样，为了取得“中”，需要人们坚持整体的原则来看待问题，从而保证做事不过“度”。“中”是指的是“适中”，即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度”，它因时间和场合的变化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