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结果讨论与研究结论
8.1.1研究结果讨论
与基层和中层领导者的领导行为不同，高层领导者的领导方式会对整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产生重要的战略性影响，因此，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和“舵手”的CEO，一直以来都是战略管理、组织理论、领导理论的研究重点。本文从CEO的领导行为入手，借鉴近年来对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要影响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理论，分析CEO展现这两种领导行为对技术创新和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对领导理论领域和技术创新领域的文献进行回顾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对CEO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中，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研究结论，并且对其中介影响机制缺乏具体且深入的探讨。而通过对技术创新领域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当前对协同式技术创新的研究忽略了领导行为的研究视角，在此基础上，本文从CEO的二元领导行为入手，分析其对协同式技术创新和组织绩效的影响关系，以期为协同式技术创新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针对以上的研究缺口，本文在对研究问题没有明确答案和理论解释的情况下，通过对神华煤制油公司的案例分析，发现了在高层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CEO采取完全不同的两种领导方式，并且在企业内部采取二元领导行为来保证愿景的设定和实施能够有机统一和衔接。在对基层员工的影响途径方面，CEO主要是通过领导网络实现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知识的聚合，通过在日常行为和特殊事件中的模范表率行为产生的社会效仿效应来影响员工的认知和行为。从而，对案例的分析和归纳可以得出CEO领导行为影响组织绩效的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高层决策，另一种是通过远距离领导。为了进一步探讨CEO交易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理，我们基于高层决策和远距离领导的双重视角对其中的影响过程进行了机理性分析和解释，对其机理的深入分析和把握是进行假设推演和概念模型提出的基础。
在假设推演过程中，我们同样基于高层决策和远距离领导的双重视角对CEO的交易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利用式技术创新和探索式技术创新、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为了弥补之前研究的不足，我们还同时考虑了具有相反压力的环境动态性和环境竞争性对其中关系的影响。此外，为了探讨协同式技术创新与二元领导行为、组织绩效之间的关联机制，我们也是从双重视角来探讨其中的影响机理，并提出了可资验证的研究假设。最后，作为对现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我们还讨论了二元领导行为的形成前因。为了对以上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我们收集了中国297家企业样本，采用多源数据收集的研究设计，通过由不同调研对象来填写不同变量问卷的方式以克服同源误差，对本文的假设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果，这里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
（1）CEO交易型领导行为、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
现有文献关于CEO的交易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情境，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情境下，鲜有学者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验证。并且从西方的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对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讨论和验证，对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同时考虑了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这两种重要的领导方式，通过实证检验后发现，与假设1一致，CEO的交易型领导行为与财务绩效、市场绩效正相关，变革型领导行为与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也都正相关。这个研究结论与Howell et al（1993，2005）、Geyer et al（1998）、Ensley et al（2006）、Menguc et al（2007）、Steyrer et al（2008）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由于上述的验证是将变革型领导行为和交易型领导行为分开来检验的，而事实上两种领导行为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当这两种领导行为同时共存于一个领导者身上时是否也有利于组织绩效的提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也为了对后续的二元领导行为的研究提供铺垫，我们将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中以检验其“共存”时各自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情况。结果发现，在财务绩效影响方面，这两种领导行为共存时能够提升财务绩效，但是分析其内在动因时发现，财务绩效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变革型领导行为的“贡献”，交易型领导行为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这也深化了对后续二元领导行为的认识，因为在后续的二元领导行为研究时，我们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构念来分析其对技术创新和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而无法深入探析两种领导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而该部分的验证结果则弥补了这个缺陷，与后续的二元领导行为的研究正好互补。
在市场绩效影响方面，变革型和交易型两种领导行为共存时也能够提升市场绩效，但是深入分析后发现，市场绩效的提升既不来自于变革型领导行为的“贡献”，也不来自于交易型领导行为的“贡献”，而是两种领导行为的联合贡献，这说明当一个领导者同时采用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时，能够获得市场绩效的提升，但这并不是因为某一种领导行为的作用，而是两种领导行为共同促进的作用，这说明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相互的协同或互补效应。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两种领导行为“共存”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检验，与后续的二元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间关系的检验并不重复，也不冲突。因为：第一，两种领导行为“共存”与组织绩效间关系的检验，是为了给后续的二元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检验提供铺垫；第二，两种领导行为“共存”只是二元领导行为的前提，两者的本质内涵并不相同。二元领导行为的实现除了需要两种领导行为共存于一个领导者之外，还需要领导者能够平衡两种行为的冲突和矛盾，能够实现两种行为的互补和放大效应。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示两者的区别，两种领导行为共存时获得的是1＋1＝2的产出效应，而二元领导行为则获得的是1＋1＞2的产出效应。因此，两种领导行为的共存只是二元领导行为的前提，两者的本质内涵不相同，借此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也并不完全一致。
（2）利用式技术创新、探索式技术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
虽然之前的学者从理论上论述了探索式、利用式技术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可能并不只是线性相关关系，而可能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但是鲜有学者对这一假设进行过实证验证。与本文的假设2a和假设2c一致，我们发现探索式技术创新、利用式技术创新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从而首次验证了两种创新方式与财务绩效之间并不只是存在线性相关关系，而是存在“过犹不及”的效应。但是，与假设2b和假设2d不一致的是，我们发现探索式、利用式技术创新与市场绩效的倒U型关系并不显著，而是存在显著的正的线性相关关系。本文认为以下三个原因可能对以上的差异做出解释：
第一，与财务绩效本质上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同，市场绩效反映的是企业的扩张和增长能力，表现为市场份额的扩大或者销售利润率的提高。能够带来市场绩效提升的因素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财务绩效的提高，例如，企业通过并购或者联盟可以很快地带来市场份额的扩大和市场绩效的提高，但是往往要经过多年的整合之后才会盈利，因此，两种绩效指标内涵的不同导致了影响结果也可能会有所差异。
第二，财务绩效通常具有某种“硬性”增长上限，而市场绩效则通常具有“软性”增长上限。例如，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其利润率通常都在某行业平均利润率一定的幅度内波动，波动的幅度相差不会太大。但是其市场占有率则没有这种限制，则扩张可能是呈几何指数在增长。并且，新市场是需要不断发现和挖掘的，即使现有市场已经饱和，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市场来发现“蓝海”，或者在现有的市场基础上挖掘顾客的新需求，满足他们新的消费欲望，这样在市场绩效方面可能并不存在一个硬性的增长上限，存在一种可以“近似无限扩张”的趋势。
第三，由于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也需要考虑中国市场的特点。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企业之间竞争的主战场集中在一线城市之间，而对于二线城市或者有着九亿之多农民的农村市场则往往重视不够，仍然存在很大的市场潜力。例如，针对可口可乐公司在一线市场的主导地位，娃哈哈集团在农村市场推出了非常可乐，借此使得公司的市场份额也迅速扩大。因此，中国市场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使得企业所推出的新技术、新产品可以寻找到更多的市场空间。
此外，与两种领导行为的“共存”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检验类似，我们还检验了探索式、利用式技术创新在企业中“共存”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发现其共存时也对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当两种类型的技术创新共存时，每种创新方式对财务和市场绩效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二元领导行为与两种领导行为的共存的区别类似，协同式技术创新与两种类型的技术创新共存具有本质的区别。两种技术创新的共存只是协同式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两种技术创新方式实现1+1＞2的互补和放大效应，才能称为协同式技术创新。
（3）利用式、探索式技术创新在CEO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之前对CEO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研究中，出现了两种相冲突的理论观点，即一种观点认为CEO的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种认为两者的关系并不显著。这种理论观点的冲突与之前战略管理领域中高层领导者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冲突类似，例如以Hannan et al（1977）为代表的种群生态学派的学者们认为，组织绩效很大程度上是受组织惯性力量的驱动，以及外部环境和很多其他因素的制约，是这些外部因素推动着组织的发展，CEO或高层领导团队对组织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后来以Hambrick（1984）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高层领导者可以通过战略选择和战略决策来影响组织绩效，高层领导者的年龄、性别、认知、从业经验等特征能够通过战略选择的方式来决定组织绩效。针对以上的理论冲突，Hambrick et al（1996）提出决策自主权的概念来调和两种冲突的观点，最后得出在决策自主权小的组织中，高层领导者受环境制约比较大，其本身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没有显著作用，而在决策自主权大的组织中，高层领导者则可以通过发挥决策自主权，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来提升组织绩效。
与之前关于高层领导者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冲突类似，CEO的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也存在相互矛盾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冲突结论的原因在于现有文献忽略了对其中介机制的探讨，因为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链条太长”，可能需要借助中介变量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Waldman et al，2004）。尽管之前有学者（Garcia-Morales et al， 2007； Aragon-Cprrea et al， 2007）尝试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研究其中介机制，但是并没有指出什么类型的技术创新可能起着中介作用，而目前的学术界更加注重对技术创新“类型”而不是整体构念的研究。本文进一步深化了之前的研究，不仅验证了探索式技术创新在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承担中介作用，而且还检验了利用式技术创新在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从而指出，变革型领导行为是通过探索式技术创新的作用来获得新的资源和知识来增强其竞争优势以提升组织绩效的，从而通过该中介变量的引入缩短了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链条，使得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同时，作为对之前理论的补充，我们还验证了利用式技术创新在CEO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也承担中介作用。
（4）不同环境条件下CEO交易型、变革型领导行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从CEO变革型领导行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来看，与假设4a一致的是，我们发现在环境动态性高而竞争性低的外部环境中，变革型领导行为能够增强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但是在对该项检验过程中却得出了两个比较有意思的额外发现，其一是在环境动态性和竞争性程度都高的外部环境中，变革型领导行为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最大，这可能是由于动态性和竞争性“双高”的外部环境给企业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和危机感，为了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企业需要变革型CEO的涌现，以通过大刀阔斧的变革和创新来带领企业摆脱危机。之前的研究也显示，危机是变革型领导者涌现的必要条件，但是本文的结论进一步深化了该认识，发现危机强度越高，变革型CEO越容易涌现，并且他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