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额外发现在于，在动态性和竞争性“双低”的外部环境中，变革型领导行为反而也能够增强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这似乎与已有的理论有所冲突。然而，仔细分析后发现，“危机”或者危机感只是变革型领导者涌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我们发现在动态性和竞争性“双高”的极度危机的情境中能够促使变革型领导者的涌现，但是在动态性和竞争性“双低”的极度不危机的情境下反而也能够诱发变革型领导者的涌现。针对这种矛盾，我们借鉴战略领域中的环境决定主义和战略选择视角来进行说明。在极度危机的情境下，作为环境决定的产物，变革型CEO“被迫”进行大幅度的组织变革和探索式技术创新以帮助组织摆脱危机。但是在极度不危机的情境下，为了保持和增强魅力，变革型CEO需要“主动”克服组织惰性和发动变革来“创造”危机感帮助组织实现路径突破，在此过程中提高自己的领导魅力。因此，我们将前一种变革型CEO称为“危机诱发始”型领导，后一种变革型CEO称为“危机创造”型领导。从而，本文的结论进一步丰富和补充了对变革型领导者涌现条件的认识和了解。
与假设4a不一致的是，我们发现在动态性低而竞争性高的外部环境中，CEO的交易型领导行为并不能增强对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处于经济转型过程的中国企业，可能从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动荡和竞争的复杂环境，并且在过去三十年间，在“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指导下，企业的技术创新还是以利用式创新为主，更多是通过技术购买和模仿等方式来发展，表现出更多的利用式技术创新的特征，所以企业可能已经逐渐适应了在动态和竞争共存的复杂情境中进行利用式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环境的变化对其打破这种创新惯性影响可能不是特别大，虽然近年来我国提出了自主技术创新的相关政策，但是过去所形成的技术创新路径和惯例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本文的概念作为一种带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为了完整检验其调节效应，我们还检验了变革型领导行为、环境动态性和环境竞争性的三维交换对财务绩效、市场绩效的影响。与其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影响类似，我们发现在动态性和竞争性都高的外部环境中，变革型领导行为对财务绩效、市场绩效的影响程度最高；在动态性和竞争性都低的外部环境中，其也能够增强对财务绩效、市场绩效的影响程度。这进一步印证了之前所提出的“危机诱始”型领导这“危机创造”型领导的结论。并且还发现，变革型领导行为并不只提升组织绩效，在动态性低而竞争性高的外部环境中，它还能够阻碍组织绩效，这说明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依赖于所处的环境，并不存在绝对的正相关关系。
（5）二元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
Tushman et al（2002， 2007）虽然在两栖型组织（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建设中提到过二元领导行为，并将其作为实现这种组织的一个前因要素，但是他们的论述重点并不在于领导行为本身，而只是把领导行为其中的一个要素提出来与其他要素一起来论述。并且在后续研究中，鲜有实证研究对该构念进行定量化操作，本文以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的交互来代表二元领导行为，并论证且验证了它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与假设5b一致，我们发现CEO的二元领导行为能够提升市场绩效，但是与假设5a不一致的是，这种二元领导行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却不显著。
再次需要说明的是，之前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共存”时对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二元领导行为则只与市场绩效正相关，与财务绩效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之前已经对两者的内涵做过区别，在此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二元领导行为的发挥离不开领导者对两种领导方式的有效平衡，否则很难实现1＋1＞2的放大效应。二元领导行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之所以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CEO虽然同时展现了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但是却没有能够有效地平衡好两种领导行为之间的冲突，从而最后没有发挥出每种领导行为的优势，反而可能变成了一种抵消，产生1＋1＜2的衰减效应，甚至有可能降低企业的财务绩效。
另外，财务绩效代表着企业的盈利能力，而市场绩效则代表企业的增长能力。通常由于高层领导者决策的失误，使其信息在企业内部的传播或通过股票市场的散播，造成盈利能力明显下降。而市场绩效则通常会存在一个时滞，即顾客需求和偏好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不会造成市场绩效的显著下降。例如，有些企业虽然好多年盈利能力很差甚至亏损，但是市场份额还在不断扩大或保持不变。因此，可能由于CEO二元领导行为难以有效平衡两种领导行为的冲突而导致某些错误的决策，在短期内可能会对财务绩效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却不会在短期内降低市场占有率，而本文的绩效测量指标无法反映这种长期的影响。
（6）协同式技术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
与假设6b一致，我们发现协同式技术创新能够提升市场绩效，这个结论与西方现有的研究结果一致（He et al， 2004；Lubatkin et al，2006），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发现在组织采取扩张者（prospector）和防御者（defender）战略的情况下，协同式技术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反而存在负相关关系（Menguc et al， 2008）。仔细分析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He et al（2004）用销售额增长率来测量组织绩效，他测量的其实是市场绩效。Lubatkin et al（2006）和Menguc et al（2008）则是以一个既包括财务指标又包括市场指标的总绩效指标来测量组织绩效。因此，严格来说，本文的结论与He et al （2004）的结论一致，由于其他两位学者的绩效是一个总的组织绩效值，夹在财务和市场两类指标中，所以结果之间的比较需要进一步商榷。
与假设6a不一致的是，我们发现协同式技术创新与财务绩效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企业从事探索式和利用式技术创新并保持两者之间的协同性并不能带来财务绩效的提升，而会对市场绩效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同时从事两种创新需要企业较多的资源投入和资金支持，而由于两种创新的风险性和挑战性，使得从新产品的上市到最终盈利，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将新技术成功商业化并转化为新产品来满足顾客需求，可以很快获得市场份额，但是很多时候企业往往为了打开市场，以牺牲利润为代价，在前几年内保持很低的利润率，而本文的财务绩效的测量又属于横截面数据，很难反映这种长期的财务变化趋势，因此，在短期内可能协同式技术创新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但是从长期来看可能就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了，在未来研究中我们将尝试纵贯数据对该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7）协同式技术创新在二元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与假设7一致，我们发现二元领导行为与协同式技术创新正相关。在关于协同式技术创新的实现方式上，之前的学者分别从组织结构因素、组织情境因素和战略管理因素三个角度论述过协同式技术创新前因影响因素。本文不仅从理论上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二元领导行为的内涵和理论基础，并且将它对协同式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运用中国数据首次验证了二元领导行为与协同式技术创新的相关关系，从而为协同式技术创新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与假设8a不一致的是，协同式技术创新在二元领导行为与财务绩效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其原因是二元领导行为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不符合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按照传统的检验方法，可以判断它不承担中介作用；与假设8b一致的是，我们发现协同式技术创新在二元领导行为与市场绩效之间承担完全中介的作用，即二元领导行为对市场绩效的影响完全通过协同式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从而进一步明晰了二元领导行为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机制和中间的黑箱子。
（8）中庸思维对二元领导行为的影响。
中庸思维是一个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构念，西方现有文献中并没有对此构念进行过研究，但是与它比较类似的西方构念有认知复杂性和认知需要等，但是西方的构念无法准确测量领导者面对冲突时的矛盾管理思维，而二元领导行为的形成通常需要领导者具备妥善平衡两种行为或者多种角色冲突的能力，而中庸思维水平高的领导者，不仅能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具备分化的思维框架，同时还能够整合其他人的观点，以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方式处理所面临的冲突，也具备整合的思维框架。而Smith et al（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同时兼备分化和整合思考框架的领导者更善于处理悖论和矛盾，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高水平的中庸思维也因能够处理行为和角色的矛盾来有利于二元领导行为的形成。
与假设9a不一致的是，我们发现中庸思维与二元领导行为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是在考虑了所有制的调节作用后发现，国有企业中CEO的中庸思维有利于二元领导行为的形成，而非国有企业中CEO的中庸思维则不利于二元领导行为的形成。所有制差异的背后实际上暗含着制度的差异，在国有企业中，受现有制度的约束，领导者在决策过程中往往除了需要考虑经济绩效指标外，还需要考虑社会绩效指标，政治绩效指标等因素，思维框架更加复杂，这种复杂的思考过程容易在行为表现上也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决策过程中CEO的决策标准往往比较单一，是以经济绩效指标为主，思考框架也比较简单和单一，这种思考方式和思维框架很难表现出复杂的行为。因此，在国有企业中，CEO的中庸思维有利于二元领导行为的形成，但是在非国有企业中，它却不利于二元领导行为的形成。
另外，本文额外得到了一个中国情境下的独特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我们发现CEO的教育水平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之前西方高层梯队理论指出高层团队成员的教育水平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关系，因为领导者所受的教育水平越高，其认知能力和认知复杂性越高，从而越容易及时感知创新机会和风险，及早进行技术引入和实施。但是本文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CEO教育水平的提高虽然提高了其认知复杂性程度，但是同时认知复杂性水平高的CEO其风险厌恶程度也相对较高，在技术创新决策过程中往往倾向于选择风险性低而稳健性高的利用式创新方案，而可能放弃了对探索式技术创新的资源投入。因此，CEO教育水平反而与探索式技术创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8.1.2主要研究结论
针对中基层领导者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的研究，近年来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然而针对高层领导者，尤其是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却相对较少。与中基层领导行为不同，CEO的领导行为不仅会影响高层领导团队成员的高层决策过程，而且会通过远距离领导过程来影响基层员工的行为。然而，现有研究对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对组织绩效的中介影响机制尚缺乏深入的探讨，这可能也是现有研究出现相互冲突的研究结论的原因。针对这一研究缺口，本文在对技术创新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从高层决策和远距离领导过程两个角度探讨了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通过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理，并且针对现有文献对探索式和利用式两类不同技术创新之间如何实现协同的研究缺口，以期从CEO领导行为的角度为实现协同式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为了弥补以上的研究不足，我们在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演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并运用中国境内297家企业样本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了验证，通过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以及对数据结果的讨论，我们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探索式技术创新和利用式技术创新会对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本文的研究发现，在财务绩效方面，虽然探索式和利用式技术创新能够提高财务绩效，但是过多的“探索”和“利用”活动却会降低财务绩效，首次验证了最近学者们（Gupta et al， 2006）所提出的探索式和利用式技术创新与财务绩效之间可能呈倒U型关系的假设，即存在“过犹不及”效应。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又进一步扩展了现有研究的认识，在将组织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发现探索式和利用式技术创新与市场绩效之间并不存在倒U型关系，而只存在正的线性相关关系，即过多的“探索”和“利用”活动并不会带来市场绩效的降低。具体的原因解释详见本文的研究结果讨论部分，这里不再赘述。
第二，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对组织绩效的中介影响机制存在差异。
针对现有文献对CEO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中介机制缺乏深入分析的研究缺陷，我们在对技术创新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指出CEO的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探索式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来影响组织绩效，而交易型领导行为则是通过利用式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影响组织绩效。从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都可以提升组织绩效，但是其中间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因此，之前学者们的研究结果出现相互冲突的研究结论的原因可能是CEO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链条太远”，缺乏对中介机制的探讨而直接分析其影响关系。
第三，CEO的变革型领导行为与探索式技术创新、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会因所处环境特征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