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离开索伦塔回到布达佩斯以后，曾经多次写信给阿兰尼，邀请他来作客。特别是在裴多菲结婚以后，那种邀请的心情更加真切。一八四七年九月九日裴多菲给阿兰尼写信说：“我在惊惶失措地准备迎接你来佩斯——来我家作客。直到今天我仍然是一个穷光蛋，然而你来了，我们三个人（指裴多菲、阿兰尼、裴多菲夫人——笔者）在一起就更加困难了。……我们三个人挤在一起，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三个人吃两盘子食品。如果饭菜不够了，我就说我不饿……那就让你们俩吃个饱。”裴多菲的这些话虽然带有嬉戏的成分，却也说明他们之间的友谊多么深厚。裴多菲的开朗的性格、坚强的政治信念，以及对未来人生的渴望，在他给阿兰尼的信中反映得特别完整。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爱国战争爆发后，裴多菲将他妻子森德莱·尤丽亚和儿子卓尔坦安顿在阿兰尼的家里，从此裴多菲就走上永别的战场。这是何等激动人心啊！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裴多菲战死，直到晚年阿兰尼的心情还不能平静，一直轸怀裴多菲的友谊。
与森德莱·尤丽亚结识
一八四六年秋天，裴多菲在艾尔多特的一个舞会上结识了森德莱·尤丽亚。裴多菲向她求婚，尤丽亚允许了，但是遭到她父亲的拒绝。尤丽亚的父亲森德莱·依格诺茨是一个死守陈规旧例的庄园主，他极力反对女儿嫁给像裴多菲这样一个流浪诗人。他无法理解年轻一代的思想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更无法理解他女儿在婚姻问题上的先进思想。若是同裴多菲绪成亲戚，怎能门当户对呢！裴多菲同他的岳父始终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后来在他许多的作品中，留下了他岳父的残暴、愚昧、落后等地主阶级的形象。
裴多菲与尤丽亚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裴多菲写了许多爱情诗献给她。诗中充满着追求、赞美、怀疑与渴望，例如《给尤丽亚》、《我是一个热恋的人》、《我见到东方最艳丽的花枝》以及采用民歌体写成的《小树颤抖着……》，等等，都是裴多菲与尤丽亚初识时留下的优秀的爱情诗篇。
一八四七年九月八日裴多菲与尤丽亚在艾尔多特村举行结婚仪式。从一人四六年九月裴多菲与尤丽亚结识，到一八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裴多菲战死时为止，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诗人写给他妻子的爱情诗总共一百零二首。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是健康的，充满着强烈的政治内容与青年人渴望新时代诞生的气息。例如他的最著名的爱情诗《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就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革命箴言诗。
裴多菲与尤丽亚结婚后，取道科尔多、索伦塔，直奔布达佩斯。他们在首都定居后，裴多菲的生活颇为安定，诗歌创作量达到了最高潮。这一年里，他写了一百五十七首抒情诗，三首长篇叙事诗：《萨尔沟城堡》、《法官》、《傻瓜伊斯托克》以及由二十封书信组成的《旅行书简》和两个短篇小说。
裴多菲曾经说过：“爱情是我写诗的源泉。”他同尤丽亚结婚后，他觉得他自己无比幸福。他不仅有一个美丽而善良的妻子，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志趣和意愿相同，有着共同的理想与生活目的。正如他在《致尤丽亚》（1847年）一诗中写道：“我不仅爱她外形的苗条，更爱她心灵的美丽。”尤丽亚背叛了她的庄园主家庭，同穷苦诗人结了婚。她勤奋好学，用心思索，追随裴多菲进行诗歌与散文的创作。特别是在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日子里，她成了裴多菲的得力助手。从《自由与爱情》（1847年）开始，裴多菲献给他妻子的每一首爱情诗，都在引导她向革命迈进，使她跨越原来阶级的局限，努力理解全人类解放的重大意义。裴多菲献给尤丽亚的充满强烈政治内容的爱情诗，对她的思想转化起过巨大的作用。在佩斯起义的日子里，裴多菲以有这样一个革命伴侣而感到骄傲。她走在裴多菲的思想和行动计划的前面，“像一面军旗在队伍前面迎风招展。”这就使裴多菲在革命年代毫无顾虑地投身于革命战争，例如，在《旗帜》、《告别》、《我的妻子和我的宝剑》等爱情诗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虽然在裴多菲与尤丽亚度蜜月期间，他们的内心充满着无限的幸福与欢乐，但是在诗人的心灵中却也积聚着忧郁和沉闷。例如在他的最著名的抒情诗《九月的最后一天》中，就充满着无限的忧伤。他预料他自己必将死在战场上，而且预示在他死后，他的妻子很快地会忘掉他。裴多菲的预料完全正确。他在战场上阵亡差十天不到一年，森德莱·尤丽亚脱掉黑纱，嫁给布达佩斯大学一位名叫霍尔瓦特·阿尔帕德教授。
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
三月十五日在匈牙利首都佩斯，爆发了有学生参加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市民起义。领导这次起义的就是爱国诗人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裴多菲。
这次革命的目的是废除封建制度和把匈牙利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三月十五日清晨，一万多名革命群众冒雨集合在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了他在三月十三日即维也纳起义的当天晚上写成的战斗诗篇《民族之歌》。裴多菲领导的起义队伍，以匈牙利三色旗为前导，向全国最大的兰德纳印刷所前进，以人民的名义夺取了印刷机器。他们冲破书报检查，印出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和由约卡伊·莫尔起草的、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十二条》。起义队伍冲向布达监狱，释放了因创办《工人报》而被囚禁的政治犯谭启奇·米哈依。
裴多菲在《民族之歌》中，提出了那个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做奴隶，还是做自由人？”他这样激昂地高呼：
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
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
愿意做自由人，还是做奴隶！
你们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
奥地利皇室的统治与国内封建帝制的压榨，迫使农民多次起义，以反抗外国侵略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一五一四年在多热·久尔吉领导下的，首先在特兰西瓦尼亚，后又遍及匈牙利全国的农民起义，震撼欧洲各国，它为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打下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三月十五日，起义的游行队伍一直延续到深夜。整个布达佩斯沸腾起来了。条条街道，装上了彩灯和彩旗，到处悬挂着裴多菲的画像。
起义的当天晚上，在佩斯的民族剧院上演了考托诺·尤若夫的反抗德国统治的著名悲剧《邦克总督》。裴多菲的《民族之歌》已被谱上曲，全场响起一阵悲壮的歌声，使出席者纷纷泪下。歌声刚一停止，群众要求刚从狱中被释放的谭启奇·米哈依登台演说。裴多菲在三月十五日《日记抄》中写道：“匈牙利的自由啊，在你诞生的这一天，我向你致敬！我曾经为你祈祷过和斗争过，现在我第一个表示欢迎你。我的快乐是那样无边……”裴多菲认为，一个民族没有独立与自由，牛马般地生活下去，那是耻辱。一八四八年在匈牙利历史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程度。裴多菲和匈牙利劳动人民一样，目睹祖国长期遭受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帝国的侵略和奴役，而他们自己却受尽折磨，为什么不能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呢？裴多菲认为，夺取政权，以掌握民族命运的时机已经到来，重整旗鼓，高举农民起义领袖多热·久尔吉和拉科治·费伦茨的大旗，向革命迈进的时机已经到来；手持军刀，走向宝座，砍断国王头颅的时机已经到来。所以裴多菲在三月二十一日写给阿兰尼的信中说：“我认为，革命是一种暴力改造！”他在三月十七日《日记抄》中又写道：“凡是我们要求的，应该用武力取得。”裴多菲在革命必须走武装道路这一点上，他同自由妥协派作家们完全不同。
裴多菲领导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影响着整个匈牙利的各个阶层。革命浪潮冲击着偏僻落后的村庄和农舍。三月十八日宣布废除农奴制，西北地区的农民自动起来平分了庄园主的土地。在贝克什州和乔纳第州，起义群众占领了伯爵老爷们的牧场，并且冲进文书管理所，烧毁了全部地契和公文，并把土地平分给贫苦农民。裴多菲高度赞扬农民起义的英勇行为。他把人民起义的浪潮比喻成洪水，歌颂洪水的力量，让洪水奔腾、咆哮，冲毁腐朽的封建制度。
裴多菲看得十分清楚，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只是准备阶段。他把这次起义称作“思想革命”，残酷的流血斗争还在后面。决战临近时，他的诗歌的音调变得一首比一首更加猛烈和热情，洋溢着对祖国火一般的热情和对革命前途的无比关怀。他把诗歌作为武器，直接投入战斗，实现了他曾经宣布过的“每一首歌，就是一个战斗的青年”（《穿破衣服的士兵》）的愿望。裴多菲坚定不移地同敌人进行斗争。三月二十日，他同小说家约卡伊·莫尔创办了《生活景象》杂志，三月十九日他同革命民主主义者巴尔菲创办了宣传激进的革命思想的杂志《三月十五日》，四月二日，谭启奇·米哈依的《工人报》也复刊了。裴多菲的诗歌与政论文章，不断地在这三个刊物上发表。
一八四八年五月裴多菲出席了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家代表大会。他在会议上热情地发表演说，抨击巴江尼反动政府的投降主义政策。他无情地揭露那些“说得多，做得少”的自由主义空谈家们的反动本质。他坚定地接受了落在他身上的一切考验，坚持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政治信念。在佩斯起义取得最初胜利的时候，一些自由主义的妥协分子建议派出一个由二百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去维也纳，企图上书奥地利皇室，要求奥皇回到宪法的轨道上来。但是裴多菲坚决反对这种投降主义的作法。他认为统治者的凶残，用祈求的办法是改变不了的，民族矛盾必须以武装斗争来解决。
裴多菲领导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影响逐渐扩大。在布达佩斯街头，到处耸立起一排排的街垒，起义群众持枪进行巷战。在裴多菲的推动下，革命的浪潮席卷匈牙利全国。这一时期，他写下了最著名的革命诗篇《大海沸腾了》，高度赞扬起义群众的革命行动：
大海沸腾了，
人民的大海；
那可怕的威力，
掀起滔天骇浪，
震动着天和地。
本篇写于佩斯起义后不久，大约在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之间。这正是裴多菲领导的佩斯起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时期。他在《大海沸腾了》一诗中，表现了他对革命前途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起义人民力量的信任。诗人不仅把匈牙利人民起义比喻成“沸腾的大海”，而且也包括了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在起义的日子里，裴多菲的心境是那样欢快和激昂：
你们见过这舞蹈？
你们听过这音乐？
假如你们没见过，
现在就应该懂得：
人民是多么欢乐！
正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起义的日子里，匈牙利劳动人民创造了被那些自由主义者们的狭隘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裴多菲不仅有革命热忱，而且有冷静的头脑和实际的战斗经历。他以唯物主义和辩证的观点，分析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斗争的发展前途。他指出一条人民起义的真理：“船在水上航行，水在船下翻腾，可是水永远是主人翁。”在匈牙利北部地区，特别是别克什州的农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受到全国和邻国的进步阶层的大力赞扬。他们放火烧掉大贵族地主的庄园和粮仓，占领并平分了土地。仅在一八四八年四月至五月的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就发生了二十四次农民暴动。
裴多菲在三月十七日《日记抄》中，总结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经验时写道：“这就是三月十五日。它的功绩将永远被写入匈牙利历史的篇章。假如事情仅限于此，那么这也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但是作为一个开端，它是良好的，英勇的。一个婴儿在开始迈开最初几步路的时候，比一个成年人走上多少里的路程，要更加困难得多啊！”在起义的日子里，裴多菲预测到革命发展的曲折道路。由于欧洲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有夭折的可能。但是他始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将革命推向前进。他认为，奴隶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整个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一条血河”。裴多菲对这点认识得十分清楚。
在民族解放战争中
裴多菲发动的一八四八年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到了同年秋天，便发展成为由科苏特领导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爆发后，裴多菲一手拿笔，一手紧握军刀，参加了消灭俄奥侵略军的大血战。
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一日，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奉奥皇命令，率军进攻匈牙利，妄图以武力消灭由裴多菲领导的三月十五日佩斯起义的成果。九月底，匈牙利民族的叛徒朗伯格伯爵来到布达佩斯，宣布解散匈牙利国民议会。与此同时，奥皇任命他为匈牙利军队的最高统帅和全权代理总督。鉴于敌军以强大的武力进攻，科苏特动员全民武装，从此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开始了。
九月二十八日，佩斯全城到处传播朗伯格即将到来的消息，起义群众有的捣毁军火库，取出武器，武装自己，有的用棍棒、铁叉武装起来。当天下午二时，朗伯格的四轮快马车通过多瑙河上的链锁桥头时，起义群众高呼“绞死叛徒！”、
“祖国在危急中！”、“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并把朗伯格从车子上拖下来，当场用匕首割下了他的头颅。裴多菲为了赞扬革命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写下他最著名的诗篇《把国王吊上绞架！》：
杀死了朗伯格，吊死了拉图尔，
别的暴君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
人民啊，这才显出了你们的力量，
你们干得太好了，干得实在漂亮！
可是，你们还要干他最后一下——
把国王吊上绞架！
十月六日，维也纳的起义群众把奥地利陆军大臣拉图尔捉住，在陆军部门前的路灯杆子上把他吊死。革命人民的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使裴多菲等革命家受到鼓舞与教育。维也纳人民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革命口号的推动下，极力支援裴多菲发动的三月十五日起义与科苏特领导的爱国战争。裴多菲认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就是至高无上的国王，所以他把斗争的锋芒始终指向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
你们想把树上的枝桠一气折下，
可是春天一到，又抽出了新芽；
你们要连根拔，你们要连根拔——
把国王吊上绞架！
裴多菲号召起义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要连根拔”、“要干他最后一下——把国王吊上绞架！”
接着裴多菲又写下《愤怒的箭头射出去！》。它的战斗性和艺术性完全可以同《把国王吊上绞架！》相媲美：
愤怒的箭头射出去！
把我面前的宝座射穿；
我一箭射在天鹅绒上，
它痛得发抖，喷吐灰烟。
万岁，共和国！
万岁，共和国！
像这样很短的抒情诗，在革命战争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诗人将全都的仇恨凝结在箭头上，向辉煌的宝座射去。裴多菲的这一箭，曾经代表了亿万人民共同的愿望、意志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