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中国的洋人，不论是外交官、商人还是传教士，都是旧秩序的维护者。也许这同他们自身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中间也出现过一些叛逆者，如《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作者密勒。斯诺应是另一叛逆者。只是他的着重点不在于揭发列强在华的劣迹，而是对中国人在摆脱落后现状所作的努力，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他最初住在上海，在那里，他结识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阿Q正传》的作者鲁迅。他对中国的兴趣不限于政治经济。尤其在同鲁迅接触以后，他对中国新文艺运动有了点认识。在姚莘农的协助下，他翻译了七篇鲁迅的小说，是作者亲自选的。
我们相识后不久，他就了解到1930年我曾与威廉·阿兰合编《中国简报》一事。他一直想选译一些鲁迅以外的现代中国作家的小说，要我像帮阿兰那样来帮他。为此，我还把英文系的杨刚也介绍给他。这样，我们三人就开始了工作。每一次我同杨刚向他推荐我们认为有代表性的作品，他总一边听一边记，做出译不译的抉择。我留意到他并不喜欢当时《现代》杂志上一些流线型的小说。他要的是揭露型、谴责型的。
除茅盾、丁玲和萧军各选了两篇外，还选了柔石、郭沫若、巴金、沈从文、孙席珍、郁达夫、张天翼和沙汀各一篇。这些小说分别由杨刚和我译成英文，经他润色——有时是用打字机重新打一遍再定稿。我经常站在他身后，看他修改我们的译稿。对我来说，这比任何翻译课都更有启发性。
1933年转学燕京，我的工读方式改为课余写小说了。我的第一篇小说《蚕》发表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接着，我每月都写上一两篇。后来，《水星》和《文学季刊》也相继发表我的东西了。我就是这么走上文学道路的。
文学史家为了省事，往往把三十年代的一些作家分作京派和海派。事实上，由于巴金、郑振铎和靳以北来，这个界限模糊了。我认为自己很幸运，正是在京海两派在抗日这一大前提下汇合为一的时期开始了文学生涯。1926年在北新书局学徒时我曾去八道湾给周氏二兄弟送过稿酬，三十年代并没迈过周作人的门槛。我经常去的是三座门十四号。那是《水星》和《文学季刊》的编辑部，住着巴金、靳以。在那里，不时地会遇到郑振铎、卞之琳和何其芳。
我从1933年就认识了巴金，当时他住在燕京大学蔚秀园夏云家里。按说我和他结识的时间，要比沈从文晚三年。我佩服沈从文的学问文章，在文学道路上也得到过他的指引提携。巴金对我的感染则在更广泛的方面。他那悲天悯人的情操，他那不凭词藻而用心灵直接同读者对话的胸怀，不断地激励着我，感染着我。五十五年了，巴金对我始终如一位爱护弟弟的兄长。我落难时，他从没觉得受了我什么牵累。他对我的友谊是恒温的。
那时斯诺也很关心我的写作。他听说我以救世军为题材写过短篇小说《皈依》，就立即要我译出来，收在《活的中国》里。出书后，他还告诉我美国评论家撰文时特别提到我那篇，想必是由于其中涉及中国人对西方传入的文化的反应。他也要杨刚交一篇。她那篇是直接用英文写的，题目叫《日记拾遗》，以狱内外的革命斗争为题材，署名“失名”。后经她本人译成中文，刊载在《国闻周报》（1935年11月）上，题目改为《肉刑》。
斯诺曾把这些译文发表在《亚细亚》杂志上。一回，他要塞给我一个装满钞票的信封，说是分给我的稿费。我坚决不肯收，并且告诉他，我从这项工作中所得到的，远多于付出的。1935年7月我毕业时，他同海伦送了我鼓鼓囊囊的一皮箱英文书，是包括《萧伯纳全集》在内的欧美名著。那是我生平头一批藏书。1937年我把它们寄存在汉口法租界一个朋友家里。接着，自然就毁于战火中了。
除了写小说，我还于1933年的暑假在平绥线上旅行了一次。朋友孟仰贤那时是平绥铁路上的一名货运员。他经常随车押送货物，便把我作为“黄鱼”捎上。我们呆在列车最后一节的守车上。沿途是张家口、大同、卓资山、归绥这些大站，分别停上一两天。这就给我机会四处转转。当时，那一带遍地种着鸦片，城里净是暗娼。我就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写了第一篇报告文学《平绥琐记》。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学生运动，抗议日本在占领东北以后，又进一步侵占华北，还要像在满洲国那样，建立傀儡政权。事实上，他们已把冀东抢到了手。斯诺和海伦积极参加了那次运动，走在游行示威的行列前面。当时，我已经在天津工作着了。第二天我赶回北平，斯诺夫妇对镇压者无比愤慨。我陪他们一道去慰问医院里那些受伤的同学。当局对那次运动的消息严加封锁，斯诺却把事实真相传播到全世界。
我从燕京毕业进了《大公报》后，继续和斯诺保持着联系。1936年春天，我去访问冯玉祥。他是被******从泰山上请下来，在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然而他反对蒋的先安内后攘外——也即是先镇压共产党而后抗日的政策。在访问中，将军对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暴行作了严正的谴责，对一二·九学生运动，则大力赞扬，并认为应该马上把关入监狱的学生领袖释放出来。同时，他也谈了谈对拉丁化文字的支持。
我连夜赶写了访问记，寄回天津。我的通讯向来是随到随登，那一次却压了很久才见报。关于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以及对学运的支持，一古脑儿被新闻检查官砍掉了，只剩下关于拉丁化文字的部分。我自然十分气愤。
一天，刚好在上海见到斯诺，我就把这事讲给他听。他要我当场写封信，介绍他去会见冯将军。过不久，我在上海一家英文报上读到东京向南京政府抗议的消息，说中国军委副主席冯玉祥在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作了极不友好的表示。
1944年，在刚刚解放的巴黎，我同斯诺最后一次晤面。那时我们同是随军记者。我正要随着美国第七军向莱茵挺进，他则是苏联准许在东线采访的六个美国记者之一。那次他是来巴黎逛逛的。我们都穿着军装，佩戴着随军记者的肩章，在专门接待记者的斯克里勃旅馆下榻。我们是在走廊里偶然撞见的。他老远就喊我的名字——在那里，我是唯一的中国记者。我们在酒吧间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指了指坐在一旁喝酒的一个高个子，告诉我那就是海明威。
谈话间，他对中国表示了无限依恋，并祝愿战后的中国能走上民主之路。
1970年我在湖北五七干校时，在《人民日报》头版上看到斯诺同******、******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后来读到他六十年代初访问中国之后所写的《大河彼岸》一书。在《民主****》那一章中，他写道：
在被从原单位遣送到人民公社去劳动的“****分子”中间，有留英的小说家及编辑萧乾。他是我在燕京大学时期结交下的老友。他不幸当上了《文艺报》的编辑，那家刊物曾发表了一些攻击党内文化领袖及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席间，我遇到老舍（《骆驼祥子》作者，原名舒舍予）。战时，他的书曾在美国被评为每月最佳著作。他总算躲过这一麻烦，如今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了。我向他问起萧乾的近况。他回答说：“萧乾正在人民公社快活地劳动着，他对写作已经毫无兴趣。”对于这一性格的改变，我是难以想象的。老舍坚持说，作家协会只有极少数会员被遣送到农场去劳动。（第389页）
在1970年的再版本中，斯诺在这段话下面意味深长地加了这么个脚注：
就是这位老舍，1966年被红卫兵攻击为修正主义者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他自杀了。
作为新闻记者，斯诺的高明在于不满足于表面的一些公告或数字。他看到了一般记者所容易忽略的事物的本质。在中国，那就是民心。他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
1932年1月28日，当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本侵略者进行抵抗时，他看到中国人民只要在捍卫国家的斗争中团结起来，是永远也不可战胜的。早在1936年6月，他就在《星期六邮报》上预言：“日本不久要招来一场行将震撼全世界的抵抗。”远在1944年4月9日，他就在该报上预言，殖民主义必将灭亡，并认为无论中国或南斯拉夫都不会成为莫斯科的卫星国。1948年当南斯拉夫果然对莫斯科宣告独立时，他又在同年12月18日的该报上预言，从长远看，旧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民族利益从属于克里姆林宫。中国将是第一个拒绝接受莫斯科指挥的大国。
斯诺从来就不是热门新闻的追逐者。他总是认真观察，并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