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京读国文专修班时，我结识了后来对我起过不小影响的杨刚（当时叫杨缤），她是英文系的学生。我们是在包贵思教授家里举行的读诗会上相遇的。包贵思来自新英格兰，每逢星期五，总举行这种读诗会。她坐在靠近壁炉的沙发上，旁边是一盏落地灯。她那瘦削的肩膀上老是披着一条深色围巾，用尖细的嗓音时抑时扬地朗读维多利亚时代（如田尼逊）的诗歌。有时读累了，就喊学生来接着读下去。
杨缤这个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姑娘，192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这并没影响到她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爱好。她一向坐在包贵思身边，有时感情饱满地接着朗读，有时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反驳包老师的阐述。
我呢，照例羞怯怯地坐在僻远的角落里，倾听他们的朗读，轻易不去插嘴。
杨刚得悉我曾于1926年因参加C.Y.被捕，就主动同我接近。当时燕京学生会的交通部有一种校内邮政，并发行一种简易邮票。我住男生二楼，她住女校三院。为了引导我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她给我写了上百封信。每信开头都称我作“弟弟”，接着不是正面宣扬革命大道理，就是驳斥我的某些荒谬论点。
那时，我只向往着漂洋过海去南洋，对革命早已冷淡了。她一本本地借给我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书，可我怎么硬了头皮读，也读不进去。
记得一次在圆明园散步。她责问我：“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
我嫌那译文的句子太长，内容太抽象。我赌气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
她问道：“你就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
我说：“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冒险性。”
她警告说：“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
我告诉她，我决心做个不带地图的旅人。
阶级斗争真残酷啊！这个一生都带着地图走路的革命者，在1957年10月，竟被迫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除了革命，我同杨刚也常谈对文学的看法。她十分关心我的生活。1930年，当我表示了还是希望进大学本科，从头读起时，她就帮我进了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她的一位堂兄当时在那里当注册科主任。
这是新由美国本笃会办起的一家大学，我进的是英文系。系主任矮矮胖胖，戴副近视眼镜，是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一位因失恋而出家的爱尔兰裔神父。不久之后，他就把我邀作他的助手，帮他改改卷子。他还鼓励我为英文的《辅仁学报》翻译点现代中国文学作品。我先后翻译并发表了郭沫若的《王昭君》、田汉的《湖上悲剧》和熊佛西的《艺术家》。在他的启发下，我读了不少美国爱尔兰裔作家的创作，特别是奥尼尔的戏剧。
由于既当上系主任助理，偶尔又教教外国人中国话，我手头充裕了。那时，我最要好的朋友是陈紘，我们都醉心于好莱坞的影片。有时一个星期天我们骑车去三家不同的电影院赶三场电影。有些电影（如纳尔逊·艾迪和简妮特·麦唐纳主演的《璇宫艳史》）我们足足看了五六遍——有个同学甚至看了二十遍。看完电影还去把主题歌的谱子买来，用口琴吹奏，片子里有些俏皮的对话也能背得滚瓜烂熟。
系主任学问渊博，文才好。他不时地邀我晚间去，听他诵读自己写的一些情诗，随读随潸然泪下。他是个感情丰富然而不很平衡的人，经常无缘无故地会发起脾气。
1932年夏天，燕大同学林观德要回福州任一家教会中学的教务长。他邀我去当教员，我没答应。几天后，那位系主任又无端地对我暴跳如雷。我马上去给林观德打了个电话，表示同意跟他走。当我把这意思告诉系主任时，他一再向我道歉，要但我打消去意。但我还是坚决去了福州。
这是我离开北京，奔赴中国东南角的第三次旅行了。轮船驶抵马尾后，我们换乘小驳船，穿过闽江那九十九湾。朋友指着岸边崖石上一些窟窿告诉我说，那就是当年民族英雄刘永福同法国入侵者开展炮战的遗迹。
也许由于有那九十九湾，巨轮开不进来。在沿海城市中，福州是最有中国气派的。同样是脏乱，可迥然不同于香港。
大凡沿海城市，其风景区总是洋人的聚集地。厦门的鼓浪屿和汕头的角石，都是山明水秀、风光旖旎的所在。福州也是这样。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英华中学，就座落于福州南台对面的仓前山上，景色宜人，濒临碧水粼粼的闽江。
这里，我又一次当上了国语老师。
第一天开教员会，两位同事悄悄让我看他们头上和脖颈上的疤痕，劝我给学生判分数不要太苛，不然也会遭毒手。我对他们的叮嘱表示感谢，心下却不以为然。第一学期我就给班上几个学生判了不及格的分数。
学校的校规十分严。星期天（主日）只准默祷，不许玩球。我新来乍到，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规矩。一个星期天，我和一帮同我年纪相仿的学生玩起篮球。我照例当后卫，而且是个十分尽职的后卫，盯人盯得好紧。我们正在场上奔跑争夺时，忽然虔诚的牧师出现了，绷着脸硬把球从我们手里夺走。学生说，倘若不是我这个新从北方来的老师也在场，说不定还要挨罚呢！
一天，在教员休息室遇到一位教英文的美国女教师。她涨红了脸，似乎在生闷气。看到我，她说：“也许北方的中国人不会这样吧。”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教课时，她问学生们：“我是你们的老师吗？”他们齐声说：“是。”可当她接着问，“我是你们的朋友吗”时，他们却一齐说：“不是。”她问我：“在中国北方，学生们也会这么回答吗？”我告诉她：“也会的。因为在中国人的概念里，师生辈份不同，而朋友就是同辈了。”她又问：“那么，父母和子女也不能是朋友喽？”我点点头，她却连连摇起头来。
福州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我经常在黄昏时分去榕树林散步，那里遍地是一种吐白沫的野草，远看煞是悦目。假日还常同学生一道去西禅寺吃龙眼。进寺之后，只消交两角钱，龙眼可以吃个饱，临走还准许带上一书包。
最难忘还是那次在鼓山罗汉台上野营的情景。我们五人带了帐篷、炊具和福州特产的干面条。罗汉台下面就是闽江。六个晚上我们都是在皎洁的月色下度过的。一个同学弹吉他，我那时正在学拉音乐锯。我们打柴煮面条吃，然后就倚着山石，放声歌唱。
拉音乐锯，除了手上用功夫，两腿还得微颤。一次，学校举行游艺会，节目上有我表演音乐锯。我原以为只是本校师生，可上台以后，看到台上坐了一排合唱队的女生，弄得我心慌意乱。表演时，腿一颤就再也不可收拾了。我是满头大汗走下台的。
这年寒假，我搭船去汕头看望朋友。是条货轮，在厦门停泊几个小时上货。我上岸去逛。走进一座公园，里边有个用松树圈成的迷宫。我走进去三转两转，就出不来了。这时，站在高处的游人望着我在里头到处碰壁，十分开心。可是开船的时间越来越逼近了，最后多亏上边的一位好心人指点，才从松树缝中爬了出来。如果开列我一生的冒失账，这肯定是难忘的一笔。
一放暑假，我就又买船票北返了。我从辅仁转学到燕京，成了新闻系三年级的学生。
燕京新闻系当时不啻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分校，系主任弗农·纳什以及系里的几位教授都来自密苏里。《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就是其中的一位。
1928年，这位美国青年从堪萨斯城来到中国，原计划只呆上六个星期。由于在中国大西北旅行时得悉五百万人死于旱灾，也看到新与旧两种势力的斗争；目睹中国的落后，也发现进步的萌芽，他改变了主意，呆下去了——而且一呆就是十三年。其间有两年，他除了任驻华记者之外，还兼了燕大新闻系的课。很幸运，那适值我在大学度过的最后两年。
第一天上课，他就很不一般。他微笑着对我们说：“我不是来教的，而是来学的。”从接触中，我发现这不是位戴着有色眼镜、怀着偏见的洋人。他确实通过和人的交往，真正认识中国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