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到十八岁，除了一次秋季远足去长城，我还没出过北京城圈儿呢。如今，一下子就远走高飞去中国的东南角——广东汕头，既无从想象那地方是个什么样子，更不知去了干什么。对于未来，我感到迷惘，也感到好奇，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出去的愿望。
临行，那位张姓同学看到我脚上的皮鞋已磨出洞来，就把家里新给他买的一双皮鞋送给了我。我不好意思接受，他就说：“穿上这个吧，别去广东给咱们北京现眼。”另外一个同学又送了我一件虽然已残旧却浆洗得笔挺干净的蓝布衫。我的全部家当是个蓝包袱。就这样，他们把我送到东车站。那位越南华侨赵澄已经等在站口了。
火车要开三天才抵上海。兴奋啊，过黄河大桥时，我把前额紧紧贴在窗玻璃上，对那浑黄的河水出神。在浦口登上开往下关的渡船后，意识到如今是漂在长江上了，更是激动不已。我想到它们不但曾在地理书上出现，而且也贯串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到上海后，我们住进大自鸣钟附近一家客栈，等开往汕头的船。从书本上读到过租界，这回身临其境了。我生平还不曾见过这么高这么多的大楼，有拱顶的，有尖塔式的，有方方正正的，也有多角形的。高楼大厦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街上，五彩缤纷的霓虹灯照出诱人的广告，成排的汽车像硬壳虫般沿着临江大道爬行着。不论走到哪里，招牌上写的都是洋行、洋行、洋行：纽约的，横滨的，阿姆斯特丹的，好像全世界精明的商人全聚到这里来了。黄浦江上横里竖里泊着外国军舰和商船。然而在中国的江河上，却见不到中国的船。提着警棍沿街巡逻的净是红头阿三。
我们在一条专跑沿海的太古轮船上买到两个四等舱的床位。它停泊在一艘外国军舰旁边。船要次晨才拔锚。这时，甲板上一片杂乱。一长串苦力正背着一箱箱货物往舱口装运。
出吴淞口后，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大海了，原来波涛这么汹涌，海面这么广漠无边！都说海底有个龙宫，里边住着龙王爷。我纳闷他究竟是位慈祥老头儿呢，还是个暴君！
到了第三天，成群的海鸥在船头盘旋起来，接着，远处出现了陆地。轮船从两座岛屿之间驶进港口，右岸便是汕头市。沿着海滨，泊着成百条渔船，有的桅杆顶上飘扬着一面面小红旗。
上岸后，朋友把我暂时安顿在一家小水果店里。他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知道母亲已去世，便匆匆赶潮阳乡下奔丧去了。
那爿水果店只有一间门面。楼下是店堂，楼上住人，到处弥漫着果香。店主是位高颧骨的中年汉子，手里总托着一只波波作响的水烟袋，边说话边喷着白烟。他将过道上那张木床指给我看，我连连会意地点点头。从此，我就开始了一种奇特的、用手势比划交谈的生活。到吃饭时候，他就用左右食指作往嘴里扒饭状。然而生活中不少是无法用手势来表示的，我们就只好相互瞪着眼睛干着急。这时我才知道，同是中国人，却还有着语言不通的问题。
水果店是在一条小巷里，门前川流不息地过着人力车和自行车，不断地传来叮当的铃声，夹杂着清脆的木屐声。偶尔还走过食品小贩，挑着担子，敲着梆子，嗄着声儿叫卖着。约摸掌灯时分，还传来一阵悠扬的笛音，勾起了我的乡愁。
我多么想念北京，以及我那些知心朋友，想念东直门一带我熟稔的大街小巷，巴不得重新过上人家懂得我、我也听得懂人家的话的日子。
灯下，我给一个同学写了这么一封信：
五官中，没有比耳朵和嘴更宝贵的了。如今我才知道，没有它们就失去了同人交谈的可能。这里，我成天听人们在咭哩呱啦地说着，却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兴许议论的正是我。小自“吃饭”、“点灯”，大至自己的抱负，不论表达什么，全凭手势。人简直还不如只鹦鹉！走时，我曾说要去南洋。可我现在恨不得立刻插翅回到我梦绕情牵的古城。在这里，我成了没有根的浮萍。
于是，我把自己的名字也真地改成了若萍。
朋友办完母亲丧事，赶回汕头。这一天，我真如见到了亲人。他把我带出北京时，并没考虑到下一步。如今，他要走了，得先给我谋个差事。
他就像个推销员那样带着我这个“商品”到处转悠。倒是有一家店铺缺个账房先生。可一听说我一句潮州话也不会，便马上摇头。
后来，朋友打听出对海角石一家教会学校想聘个国语教员，就托人去介绍我的情况。学校听说是刚从讲标准国语的北京来的，倒挺高兴，就问起我的学历，表示希望至少是专科毕业的。朋友信口开河，告以我念过北京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其实，那正是他所上的学校。我就凭借着假冒的学历，得到了这个位子。
这样，我就搬到蜈蚣岭那青翠可人的山谷来了，当上月薪二十五块钱的国语教员。不想就在这里，我尝到了初恋的滋味——一场很甜美、结果却很惨的恋爱。
我在北新书局看过一些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爱情小说，一颗心也为书中的一些情节和对话而颤动过。但我同异性没有过接触。一次圣诞节，看女校演戏，曾为一个扮演天使的姑娘所倾倒。然而连她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她更无从晓得观众中有我这么个崇拜者。
这家学校分高中初中。我每周担任二十来节课，从初一教到高三，学生中甚至有比我年长的。上课用的是赵元任的《国语课本》，从勹夊冂匚教起。为了使课堂不至于太沉闷，并启发学生对国语产生感情，我还特别选了黎锦晖编的一些小歌剧，作为辅助教材。
那些歌剧曲调优美，是以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编成的。其中既有纯粹的中国曲调（如《朝天子》），又有用西方民歌（如《我怎能离开你》）改编而成的。歌词下面还有注音字母，十分适宜国语教学。
起初，有些学生对于学另一种中国话并不热心，个别人甚至很反感。他们更想学的是广州话，因为从日后就业来说，对他们更有实际用途。然而那些小歌剧很快就帮助我克服了他们区域性的成见。《月明之夜》开头描写夜静人稀，月亮里的嫦娥多么寂寞凄凉。她从天上降临人间，结尾的合唱是：
小朋友，我的好朋友，
大家都是好朋友。
鼓吹人人相亲相爱的乌托邦理想。
《麻雀与小孩》开头描绘老麻雀教小麻雀飞翔的本领，接着是小朋友同麻雀之间的对话，宣传的也是博爱思想。
当学生们对国语从冷漠变得热烈起来时，我就帮他们组织起一个以提倡国语为宗旨的“天籁团”。就在这个团排演一出独幕剧的过程中，我同一位名叫萧曙雯的女生之间产生了超出师生关系的感情。
满清政府由于怕边远省分发生暴乱，就在南方许多大城市郊外驻扎绿营兵。它是由满族子弟组成的，并且接受朝廷的直接指挥。曙雯的祖父是由北方开去的绿营成员，因而家里一直有说北京话的传统。何况她又是班上最活泼伶俐的学生，很自然地就被选为主角了。
事情发生在话剧演完之后的庆功会上。一出戏演成功了，参与者紧张地劳累了一段时候，都愿再欢聚一下。记得那晚月色朦胧，晚会是在学校草坪上开的。学生们一个个上来唱歌，跳舞，讲笑话。快结束时，有人提议我也来表演点什么。这很突然，我事先没有准备，就唱了老姐姐教我的《小白菜》。那是一首描绘孤儿生活惨景的小曲。
不料我还没唱完，就听到了嘤嘤的啜泣声。哭着的正是萧曙雯。事后我才知道她自己也是个孤儿。她那位当中医的爸爸续弦后，她在家里成了个受气包。小学毕业后，由于交不起学费，就去一家百货公司当店员。一天，原来的小学校长遇到她，满口答应供她念初中。那时她就是在校长的资助下求学的。
最能把两颗心拴在一起的，莫如共同的遭遇了。我们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情。照广东习俗，同姓男女是绝对不能成为配偶的，因此，同姓就成了我们的天然保护色。我们曾偷偷在月下去海滨散步，一路互吐着情愫。在山脚乱石间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就坐在那嶙峋的岩石上拥抱和亲吻。南方姑娘喜欢打赤脚。有一次我伸手去摸她那白嫩的脚，说：“真可惜，北方姑娘总把这么美的部分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她微嗔地说：“碰上你这样的男人，就应该用布包起来才好。”
我们时常一道对那些停泊在港湾里的轮船出神，希望有一天能乘上一条，漂得远远的，去闯南洋——那是我们心中的乐园。
西洋人说爱情是“甜蜜的折磨”，是“傻子的智慧”。对我来说，它更像一颗好吃而扎手的毛栗，或蜜糖裹着的苦果。很快，我就尝到它的苦味了。
首先是离别。我从北京出走时，和同学也有些依依不舍之情，对古城也颇留恋，然而那毕竟不同于跟情人的分手——哪怕是短暂的。进入六月，我们在海滨散步时，再也不是无忧无虑的了。然而我又不能不走。用假学历担任教职的事我再也干不下去了。我心中有鬼，时时刻怕人戳穿。同事中，常有人盘问我燕大的事。有一次，一个正在北京上那个专修班的校友回来了。他们兴奋地告诉我，中午可以在饭厅见到他。我听了，急得浑身大汗。最后，我只好装作得了什么急症，没去饭厅，饿了一顿。我拿定主意，一定得回去进那个专修班，圆上这个谎。那样，我还可以取得同她去南洋教书的资格哩。她也决心转学韩山师范，同样去取得教师的资格，好一道远走南洋。
然而一张血盆大口一直隐藏在那里，准备吞噬她。原来那位校长决不是个慷慨的慈善家，他早就存心要霸占她。回到北京后，我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国文专修班，但在他的指使下，所有我寄给曙雯的信都被扣留了，他也不准她写信给我。左盼右盼也盼不到回信，我预感到了不祥。1930年初夏，我丢下学业，借钱买船票，只身返回汕头，辗转设法在潮阳乡下一家小学里找到了她。那个歹人正以求婚者和债主的双重身份对她施加压力。这情形她没有据实告诉我，只是无限怅惘地面对着我。我硬把她的行李搬到汕头，买了两个人的船票，约好一道北行。
然而上船那天早晨，她失踪了，只留下一张劝我立即北归的短信。我认定她变了心，足足咒骂了她好几年。1937年，我动手写了《梦之谷》。在这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的结尾，我把她描绘成一个没有灵魂、无情无义的女人。
半个世纪后的1987年2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完学路过汕头时，才晓得当时那个居心不善的校长曾威胁她说：“要是你们两个人一道上船，我就把那小子干掉。”他是那里的地头蛇，当天在码头上确实做好了这样的布置。曙雯为了不让我为她送命，才违心地写了那封绝情绝义的信。我在小说中错怪了她，其实她完全是由于爱我而丢弃我的。
这是我在刚进入青年时期就饮下的一杯苦酒。
很快我就发现燕大这个专修班不合我的口味。金石学、音韵学、古代批评史等课程，都需要一定的国学根底，而我几乎没有。
这一年，我为现代文学所吸引，讲者是清华来的客座教授杨振声。上半年讲的是本国文学，下半年讲外国文学。这位老师本人是五四运动中的闯将，写过长篇小说《玉君》。他身材颀长，讲话慢而有条理。也许由于留学时专攻教育心理学的关系，他讲课娓娓动听，十分引人入胜。通过他的讲授，我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创作获得了一个轮廓的印象。同时他还引导我去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以及英国的托马斯·哈代的作品。
此外，我还去旁听了英文系的“英国小说”。包贵思也是一位极富有启发性的教授。她把重点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和狄更斯上，却也介绍了像乔伊斯和维吉尼亚·伍尔芙那样的现代派作家。
燕京大学那时有个学生辅导委员会，其职务之一是替穷学生找工作。我就是靠勤工俭学维持下来的。按规定，无论干什么，每小时都是两毛五分。
我为教授住宅周围推过草坪，也负责看过三个苏格兰娃娃。有时还给访华的外国人当过向导，马昆德就是其中的一位。最有意思的要算是以北京人的资格教外国人中国话了。我教过捷克汉学家普萨克和《乾隆传》的作者孟特夫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同一个美国青年威廉·阿兰的合作。
我和他结识也是从教中国话开始的。他是个二十四五岁的美国青年，带着妈妈给他的一笔钱来见识一下世界。他来到中国就迷上了这个古老的国家。我在教课之余，常同他谈中国新文艺运动，把从杨振声老师那里贩来的讲给他听，他越听越兴奋。那时上海有个英文的《密勒氏评论周报》，办得很成功，他决心把袋里的钱，全部投到一份起名《中国简报》（《China in Brief》）的刊物上。我负责其中介绍当代中国文学部分。阿兰还常请教清华哲学教授贺麟。我选择了鲁迅、茅盾、郭沫若、闻一多、郁达夫等人的作品片断，并为沈从文出了个专辑，其中除了作品介绍之外，还有一篇颇长的访问记，称他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
当时，住在北京的不是外交官就是传教士。他们的兴趣在高尔夫球和赛马上。谁会对现代中国文学感兴趣！所以刊物仅仅出了八期，阿兰袋里那点钱就赔光了。他没能周游世界就回了老家。《中国简报》问世数年后，斯诺才动手编译他那本《活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