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着结束了我那段惬意的日子，结束了下来数月医疗创伤的和风细雨。开始在看谁更革命、看谁在阶级斗争中占上风的比赛中，来进行改造了。
这时，一方面劳动量加重了，我吃不消，另一方面又有了抵触情绪，我破罐破摔起来。秋收后背稻捆，不分年纪，少背一捆就挨克。田里闲聊，一句错话马上就汇报上去，接着就开会，上纲上线大举批判。记得有一天，我竟一连说了三回错话，而且上头都是转眼就知道了，随即批起来。同来农场的，反右前大都是党员。如今党籍虽已丢掉，有些人的优越感倒未必就全消失。我这个党外的和另外一位三十年代入党、从延安来的老干部，经常是批斗的靶子。一时，场里也贴起大字报来，同来的年轻****在这场批斗中，大都成了****。
1959年年底，由一位摇身一变已成为****的女****给大家做鉴定。只见她在灯下披着件草绿棉袄，大笔一挥，就为每个人定下政治终身。写到我时，她瞪了我一眼，撇撇嘴，接着就把能想到的狠毒字眼全用上了，甚至把我在挠秧时穿一条套裤，也说成是“恶意丑化社会主义”。
这鉴定并非等闲，赏罚旋即见分晓。少数改造表现好的，首先是那位披大棉袄做鉴定的，春节可以回家探亲。大多数都得留场继续改造。
在阶级斗争中，侠义之道是谈不上的。旧时御史得罪了皇上而被贬流放，离家时还会有好友陪送一程。北京城打麻雀的那晚，可没人敢那么送我。同样，我也不指望在农场谁出来替我说句好话。那只会为他带来麻烦。然而，明明处于可以欺负旁人的地位而不这么做的人还是有的，对他们，我至今仍是由衷感激的。
农场东北角有一栋高房子，里头饲养着一匹伊犁种马，据说值好几万元。有两名懂马性的农业工人日夜轮班侍候。除了喂料饮水之外，每天还要定时牵它出去遛步。
名马身子高大，昂首阔步，气势不凡。尤其到了配马季节，对它更加精心照料，队长甚至分场长都时常光顾，问寒问暖。
每逢走过这匹伊犁马的身边，我就琢磨我这个****分子的价值究竟抵得上它的千分之几。我对“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这句话有所保留了。也要看指谁，指什么身份和地位的人。在这匹名马面前，我深切感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
我的破罐破摔，突出地表现在吃上。从这一点也最能看出是加紧还是放松改造。下地途中，经过村子，我有时就偷偷溜进小铺，拄着锹，慌慌张张从兜里摸出两三毛钱。接着，一只腌鸡蛋三口两口就跟一盅白酒一块儿吞下了肚。好几回把我噎得好苦。
冀东是产鸟的地方。下地路上，常瞥见一种红顶雪白身子的大鸟，远远地在田埂上歪着头朝我们望。先以为是鹤，后来才晓得叫鹳，羽毛十分丰美。
一天，村里老乡用土枪打死了一只，偷偷拿到我们住处来卖。当时在改造中力争上游的，就坚决掉过头去，说要是给队部知道了，肯定不答应。有个人馋涎欲滴地说：“豁出去吃了再检讨，谁跟我合买？”我自然参加了。鸟真大，我们三人足足吃了好几顿，每人还分了一瓶鹳油。
开会批判是逃不掉的了。批得次数多了，身上好像长了一层厚茧，满不在乎了。一是批来批去，左不过是那些话。二是反正也已落到这步田地了，再往下跌，还能跌到哪里！
1959年国庆期间洁若来看我，告诉我那时城里的供应比农场要差多了。她给我带来月饼和香肠，都是排大队花大钱才买到的。那时我用一只搪瓷小脸盆打饭，她眼睁睁地看我给自己打来冒尖一盆大米饭，不一会儿就扒拉光了，感到吃惊。
当时干的是重活，体力消耗很大。就这么填肚皮，挑水挑到半道，有时还饿得心慌。一回往地里给大家送开水，好不容易挑到了，撂下时头一晕，桶倒了，水洒个精光！
农场有座米厂，由一位软心肠的青年经管。我有时跑进去，从机器旁边抓起一把米糠就往嘴里塞。他笑吟吟地望着我的狼狈相，从不阻拦。米糠沾我一脸，大概活像马戏团里的小丑。
最没出息是这么回事，我每想起它来就臊得慌。记得是1960年春天，那时劳动由田间改为室内了，生产一种菌肥。活儿虽轻，有时可得熬夜。要通宵定时测量菌肥的温度。
应该补记一下。1959年发生一件大事：农场摘了一批人的帽子。其中当然不会有我，可这件事却在我心里透了点光亮：不一定非“十年八年”不可了。我们分队里也摘了几位，其中一位就是在菌肥创办上立了大功的。他们摘帽后，形势又微妙了，我们之间，地位悬殊了：成了革命干部同****分子的关系。
一晚，我值夜班看菌肥。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屋角生了个炉子。一位已摘了帽子的，将自己养的肥母鸡宰了，炖在炉上，要我顺便替他照看，一再嘱咐我可别炖糊了。于是，我把炉口加上个铁盖，这样火力就弱了。炖到午夜，锅里开始咕嘟起来。他还放了桂皮什么的，香味扑鼻，简直令人销魂。我是吃罢晚饭就来上夜班的，恰好带着碗筷，就给自己找了个“看看熟没熟”的理由，尝了一口。漫漫长夜度过，及至那位摘了帽子的来取他的炖鸡时，只见一大锅汤里几乎只剩下骨头架子了。
偷吃已经够严重了，吃的又是已摘帽者的鸡，批判会上光检讨“馋”是过不了关的。于是，我就暴露活思想，说看到只许摘了帽子的人养鸡，不许我养，心里不服气。这下更糟了，上纲上到对农场，对改造，心怀不满，偷吃鸡是阶级报复。
1959年春节，我们这批被评为顽固抗拒改造的，不准回北京探亲。可有些家住得远的农场工人也没回去。那时还兴舞会。那位管改造的队长宣布在食堂举行新春晚会，要****里会点乐器的，组成个乐队伴奏。问了半天，只有一位会拉点胡琴。也不知道是谁说，秋收后曾听见我藏在稻垛子后边吹过口琴，要我也来凑分子。为了表现积极，也为了苦中取乐，我欣然从命。
在土坯搭成、四面透风的食堂里，我们二人用胡琴和口琴组成了天下最蹩脚的乐队。好在来跳舞的既没有绅士贵族，也没有名门小姐。唯一的女宾是穿着灰色列宁服的队长夫人，其余的全是场里的男职工。没有乐谱，只看我们记得什么曲子了——而且还得两个人都会的才成。我们演奏了《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甚至二十年代流行过的黄色曲子《毛毛雨》。二人都对《风流寡妇》的调子最熟悉，所以每逢想不出新的来，就用它来应付。
好在跳舞的人多少也是来凑凑热闹的。他们不懂音乐，也不讲究舞步，只不过在那里转来转去，所以节奏什么的，都无所谓。
舞间，为了让我们二人歇口气，还由队长扯开嗓门唱了几段评剧——《陈士美不认妻》。
年初一发给我们白面和肉馅，居然也吃上了顿饺子。应该说，尽管顶着“顽固分子”的罪名，在农场过的那个春节还是别有风趣的。
三年间，我只在1960年回京一次。那次并非由于改造得好，而是上边决定全体一律回京过年。临离农场之前，每人发给一张条子，上面写明返场日期，并且关照到京后，首先要向主管派出所报到。回来之前，再去派出所盖章签字。我虽未正式坐牢，却从这手续中，感到一种“假释”的味道。
我没来得及写信通知洁若，就匆匆上了火车。一颗心早已飞向北京，却不知道下了车该到哪儿去。
原来我已没有“家”了。1958年夏天街道大办工厂，我们搬去的那个大院子被征用了。原机关给找了个只够堆家具的地方，说等我回来再解决。洁若的下放锻炼结束后，便和她母亲、姐姐挤在一起住，好在老二、老三都全托，只是周末才回来。
我不愿去出版社找洁若，怕给她丢脸。从车站便直奔岳母家。1957年以后，我没有进过北城这个大院。真不巧，岳母住的两间小屋上了锁。我向南屋那家打听，迎出来的是一位老大娘。过去她对我这位“姑爷”挺和气，而今却像看见了个刚放出来的劳改犯，上上下下打量我一遍，说了句“不知道”，便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
我灵机一动，到胡同里去给洁若打了个公用电话，幸而是她自己接的，说她晚上有学习会，没法请假，要我给她弟弟打电话。
撂下电话，我到街上转悠了一阵，再去时，岳母和三姐均已回来了。饭后，内弟下班后也赶了来。原来他也有一把我们那个“家”的钥匙，有时帮助洁若去打扫一下。
这个堆家具的地方在鼓楼以东一条小巷里。记得小时有位同学的外婆就住在路东的一个红门里。我常跟同学去那里玩。老太太吃素念佛。每次去，总见她跪在佛堂蒲团上。我喜欢闻那阵阵的檀香，也爱听那清脆的木鱼声。如今，那里已变成了街道工厂。
学朴摸着黑把门打开，走进一间低矫的平顶房，冷得像冰窖。所幸是北屋，又有个天窗，洁若和学朴每月来交房租时总顺便收拾收拾，所以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又脏又潮。桌椅板凳虽堆积如山，却保留了床和炉子的位置，连烟囱事先都已装好。学朴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早已用那宝贝阳泉煤烧起一炉旺火。及至洁若推门进来，我们三个就喝上茶了。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洁若安排我到堂弟家去看望我的老姐姐和大孩子铁柱。
老姐姐是我半个母亲。她本来耳朵就聋，这几年见不到我，她心里大概也明白出了事。她还像我幼小的时候那样，摸摸我的头，抚摸着我的周身，呜呜哭了起来。哭得好辛酸，给了我不祥的预感。我回农场后不久，就接到噩耗：她因受到刺激，很快就离开了人世。洁若的信中详细叙述她怎样和堂弟夫妇一道为这位慈祥善良的老人办理后事。我整整哭了一宿，哭她没享到我一天的福！
将近两年不见了，铁柱长出了半个头。六年级了，他是全班最后一个戴上红领巾的，这当然和我的政治情况有关系。经洁若催促，他也经常给我写信，大抵是描述周末和弟弟妹妹出去玩的情景。洁若说，她已安排上半年完成劳动任务（当时机关干部每年至少要下乡劳动一个月），暑假干脆带他到这个堆房来过，也许他的情绪会变得好一些。
回到堆房，洁若已把荔子接回来了。她从个娃娃出脱得成个小姑娘了，圆圆的脸蛋儿，头上还扎了个红绸结。看我走进来，洁若要她“叫爸爸”，她却滴溜着眼睛，望了我好半天，才小声叫出来。洁若说，有一回，她带荔子去王府井，遇见一个熟人，便站下来说话。荔子突然抱住那人的腿，显得挺亲热的样子。事后洁若问她：“你刚才是怎么回事？”她说：“我以为那是爸爸哩。”如今，爸爸真回来了，她大概怕再上当，这回得有把握才叫了。在她刚懂事时我的突然消失，给她心坎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洁若追忆自那以后，荔子那欢快活泼的天性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小小年纪就变得有时神色迷惘，有时闷闷不乐。
极大的憾事是没见到桐儿。怎么交涉也不成。他不满两岁就进了一家私立托儿所。自从被评上了东城区的红旗单位，那家托儿所为了保证一个孩子也不感冒，改为整个冬季不许接回家。
洁若劝我去大酱园子看看那里的领导。最初，我实在鼓不起这份勇气，但她认为，既然我的命运掌握在那些人手里，就还是去看看的好。
我们都太天真，太不自量了。批倒批臭之后，人家早把我一脚踢出去了。大年下的，都在关上门享受着天伦之乐。我去敲门时，听到里边无线电播放着歌曲，全家老少一片欢笑声。及至一开门，人家见到寒伧狼狈的我，先冷了半截。勉强让进去之后，无线电停了，一家人都躲到另一间屋去了。只剩下大干部，方方正正地坐在他那把硬木太师椅上，劈头就问我劳动得怎么样。我把路上想好的话说了一遍，表示尽管改造得不好，对自己还是乐观的。现在中央连像王耀武那样的国民党战犯都释放了，我相信自己总比他们会……
那位大干部铁青着脸，半腰里就把我打住，恶狠狠地说：“你就是文艺界的王耀武！”
凉了。我立刻后悔此番自讨没趣，找上门来挨他的骂。
没再说下去了。我赶忙退了出来，一路上怪自己没骨气。也怪洁若不该出这么个馊主意，害得我平白无故地受这么一场侮辱。
一周的假期很快就满了，无论沦落到哪里，只要有洁若，有孩子，就连那样一个堆房，也算是个“家”。为了赶十一点的夜车，九点半我就动身了。洁若冒着凛冽的西北风，非赶到电车站来送我不可。我想到街门和房门还虚掩着，一个人睡在床上的老二醒了会受惊，就死命地逼她回去。
1961年元旦，洁若又到农场来看我。炼完钢铁、吃完食堂之后，连首都北京都只有上层少数人能吃饱，大家都在“瓜菜代”了。她跑遍了城，想给我买点营养品，结果只买到些高档的药酒和果汁。她悄悄地告诉我，有人透露给她，出版社要我回城翻译一部英国古典名著。她打算在我回来之前，把房子换到便于上班的地方。我那时已学会什么都装在肚子里，谁也不信任了。同时，对她捎来的消息，也深表怀疑。
初夏，我同一位老农看菜园子。白天给畦里灌水，打打农药，夜晚轮流值班。除了开会学习，一般不在小组里，心里挺舒畅。
一天，我正挎着个篮子在摘茄子，队长忽然亲自到菜园子里来喊我，说北京来调了，要我马上回小组去做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