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校既然军管，自然全按部队编制。我们机关是大队下面的一个连，下再设排和班。领导名单早由工宣队拟好，下来就公布了。我和洁若同连同排但不同班。最初的一年半，只能男女分住。
当晚，房东就喊闺女给打来热腾腾的洗脚水。由于口音不同，相互谈话多少要打点折扣，可那份纯朴热情跟冀东的农民毫无二致。又能同老乡一道生活了，我从心坎上感到欣悦。
很快就发现，这村庄离铁路虽然只有五公里，却真够得上一穷二白。他们一年到头辛苦耕作，秋收后工分算下来，一家除了口粮，简直拿不到什么现钱。没有电，家家户户晚上都点个小碟儿做的油灯。连几岁的娃娃也要牵根麻绳放水牯，似乎也没看见提着书包去上学的。孩子们对我们从北京带来的任何东西，都像第一次见到那样表示浓厚兴趣。全家大小都围了我那台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看，既好奇，又羡慕。
村里有个风俗，死了人不马上埋，尸首停在敞开的棺材里，乡亲们通宵达旦地在旁守着。到后第三天晚上，房东说他的一位叔祖死了，同我商量可不可以把收音机带去，给守灵的乡亲们解解闷。我当然去了。一间黑洞洞的祠堂般的大屋子里坐满了人。我打开收音机，把它摆在掀起的棺盖上。守灵的老乡们一边吧嗒着烟袋锅子一边听，他们开心，似乎也慰藉了死者的幽灵。
原以为就这么同老乡们住下去了，不久才知道，那仅仅是权宜之计。下来首项任务就是搞基建，计划盖一大片住房，做永不回城的准备。
工地距过路胡有六七里，在滨湖的高坡上。房子盖齐，下一步就围湖造田了。
因此，每天早饭后我们就排队去工地，头几个月差不多成天都同砖瓦水泥打交道。湖还没围起，砖依然能从水路运到湖边，然后卸下来，用大车拉到工地上。
卸砖用的夹子，一夹就是四块，递砖是排成一字长蛇阵，挨个儿往下传。年轻力壮的干起来从容不迫，年老体弱的难免就气喘吁吁。活儿往往按政治条件来分配，像我那样的摘帽****以及其他有这样那样问题的，自然比革命群众还得多干些。遇到运砖瓦木料的船半夜才到达湖边，连长照例就站在门外，喊名字。喊到的即便已经入睡或生点小病，也得乖乖爬起来去当差。湖北雨水多，湖边路窄泥泞。已经干了一天活再爬起来，有时真吃不消。一次排长派我下河捞泥，那是特壮劳力才能胜任的重活。洁若马上以我没带水田靴为理由，替我搪住了，事后她还在会上挨了批。
有一天派我去大队部仓库领油毡。一看，管仓库的是一本大型外文字典的编纂者。他因患癌症，锯掉了右腿，竟然也得下来。看他老远拿着钥匙一拐拐地走来，我大吃一惊。每逢我干得吃力而要发牢骚时，就用他来鞭策自己。
房子由北往南盖，按平方米计算的建筑费，越降越低。起初全用砖，后改为一半用土坯，最后索性统统用土坯盖了——土话叫作“干打垒”。据说可以用“干打垒”盖几层楼房。房子随盖随往里搬人。直到老弱病残搬到另一个地区后，洁若和我才分到尽南头那排中的一间，桐儿也搬进来，我们三口团聚，又算是有了个家。
人们对太阳的感情因时令而异。寒冬时喜欢，酷暑时怕。从没听说过谁怕月亮。嫦娥的神话多美！人们还喜用圆月象征家庭团圆。表明人类对月亮的深厚感情。然而在咸宁的期间，我最怕月亮了，尤其怕月圆。因为那时军宣队就会半夜里忽然吹哨“拉练”。拉练是正规部队里为了战备而进行的一种特殊训练。躺在被窝里的战士听到哨声，要在几分钟之内整装跑步到操场，站好队形。走五七道路的干部，在军宣队管理下，不分年龄，一概也得经受这种特殊训练。我往往是最后一个站上队的，一边看齐一边还在系鞋带。所以走起五七道路，人反常了。盼天黑，怕月圆：月亮一圆，就恐慌起来，只敢和衣而眠，梦中还竖起耳朵听着随时可能吹起的哨子。
下来之后，我们两个孩子的发展大不相同。儿子还在小学，先在咸宁住宿，继续读书，偶尔乘大卡车回到连里，和父母共度周末。只比他大一岁九个月的姐姐，只因为已上了初中，下火车的第二天，就被编入了劳动大军。
荔子思想单纯，素性好强。自从亲眼看到家被抄。父亲挨斗之后，她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狠抓政治。首先就是要学为革命奋不顾身的雷锋和王杰。连里什么活儿重，抢什么干。连里为了拉电线，在湖中竖水泥电杆柱子的时候，这个刚十四五岁的姑娘竟然成天泡在冰凉的湖水里，同五七战士一道死命地干。下工后，旁人换洗干净休息了，她却又去伺候连里一位绰号“圣人”的一家数口。“圣人”难得找到这么个小女仆，就贴大字报赞扬她是“活雷锋”。
“圣人”是位国学家。年轻时熟读诗书，生平最得意是几首歌颂大炼钢铁吃食堂的打油诗。他又是全连背诵《老三篇》的名手。他个子高大，嗓音宏亮，背时抑扬顿挫，表情生动，充满了无产阶级感情。一下子像位活张思德，一下子又像是老愚公再世。“圣人”不但擅长舞文弄墨，还手巧心细，精于修理。下来之前他早有准备，还特置了一套修理工具。初到咸宁，听说军宣队首长的表不走了，他赶忙把活计张罗到手，连夜在油灯下给修好，又亲自捧到连部。于是，当我们风里雨里趟着沼泽地，赤脚下稻田时，连部却分配他坐在宿舍旁的一间草棚里，专管修理。要是连里有头有脸的人的手电筒什么的坏了，不用催促，他会马上给修好。一般五七战士送来的，就要看“圣人”的兴致了。
小荔自从听到这位“圣人”朗诵《老三篇》，就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于是，主动搬去和“圣人”的几位千金同住一屋，为她们洗洗涮涮。住在隔壁的几个女干部愤愤不平地对洁若说：“你的女儿太老实，白天劳动，下工后还要为那么多人洗衣到深夜，身体要拖垮的呀！”有一次，洁若正在吃晚饭，旧领导班子的一个女党员来找她说：“这几个女孩子真不像话。我刚刚看见萧荔在塘里给她们洗衣刷鞋。她们自己吃饱了，也不去替换一下，让她回来吃饭，还在那里嘻嘻哈哈！”
原来包括这位女党员的女儿在内的其他几个女孩子也找到了窍门，都来利用小荔的劳动力了。但女党员作为走资派被揪斗了几年，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敢管。“圣人”告诉小荔，学雷锋贵在持久和彻底，不可听了流言蜚语就有所松懈。我们那个苦行僧的女儿听了，服务得就更周到了。
桐儿却绝不认为只因为父母在****中被揪斗，就该由他来赎罪。他小学毕业时，连队办的向阳中学开始正规化了，所以他几乎没耽误功课。他写的一篇关于中国民歌的长文，受到国语老师的赞赏，还跟着我学起英文来。他没当成长白山的猎手，却成为那一带的捕蛇能手。三年里，他足足捕了两百多条蛇，并特别喜欢徒手去捉毒蛇。一回，他给眼镜蛇咬破了手指，偷偷去医务室打针吃药才好。他有时晚间提了几只牛蛙回屋，于是，一家三口就打起牙祭。
五个连几百口子住在一个山头上，吃水是大问题。幸好坡下就是湖水，尽管那是几十头水牯的浴池，也得把水绞上来食用。这样，就请来一位柴油机师傅，他需要个助手。试了几个人都没入选，他单单看中了我这个笨货。于是，我由班上抽出来，当上这个美差。
以前，早饭后一听连长吹口哨，我也像旁人一样，就扛了农具去站队。然后由连长带头喊上几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随大队向地里走去。如今，我却站在湖边柴油机席棚外，看着大队走过。
有时，大队过去后不久，就见连长扛着鱼网到湖边来打鱼了，随身还带着连里的一位女干部。这位凭出身和武斗本事由基层升成领导的连长，最喜打鱼。由连里出一大笔钱买了张鱼网，供他散心。打到了他可以改善生活，打不到也别有一番乐趣。
一天他正要下网，只见山后拥出百十口子农民。原来自从湖里的鱼改归县里经营后，附近社员好不服气，就由生产队队长带头下来抢鱼。连长见势不妙，赶紧收网奔回。
随着围湖造田局势的展开，干校同当地农民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农民口粮以外仅有的一点副业收入，靠的就是这个湖。湖里可以捕到鱼虾，还产莲藕。湖水一干，干校在高处种上高粱，低处开成水田。于是，半夜里成车地偷走玉米的事发生了，甚至猪圈里也丢了肥猪。
这时，中央办公厅设在江西的干校打起四自给（粮油肉菜）的旗帜，并号召当年要把干校投资挣回来，并做到转年开销和工资全部自给。这明明是抛开劳动锻炼的原旨，硬逼着我们这批耍了一辈子笔杆的人去靠土地生存。我们连自然也不甘人后，响应号召，把劳动量加强到吃不消的程度。
我是将满六十时下干校的，但不知怎地，派活时总是被当作壮劳力使用。要求我一个人挑两满桶粪，而比我年轻两岁的，只消两个人抬半桶。雨天或假日派公差，也总短不了我。有一次洁若站在山墙下递灰浆，看我挑两大桶灰浆，趔趔趄趄走来，便央求排长，让她跟我换了工。但我们二人并不经常在一起干活，我逐渐感到体力不支了。
我们连一次双抢，第一天黎明前下湖，第三天中午回来。五十来个小时不分体力年龄，昼夜奋战。我干的算是轻活：把打谷机吐出的稻草拉到草垛上。夜间两班倒，拉一小时，哨子一吹，就歪倒在草垛上喘口气。哨子又一吹，就爬起来再拉。第三天上午，我和另外两个也已到六十的终于垮了下来。下工时，大队长从我们身边走过，对我们睬也不睬。还是一位五七战士的爱人——从外单位来的一位好心的女同志，扶我回去的。
武汉第二医院的大夫听了心音，看了心电图，不住地摇头。他皱着眉头，在我的病历上写了“冠心病”三个字。
对我，那不啻是一纸判决书。
那以后，要我改值夜班。那阵子连里正死了人。洁若说，高低也要我活着回去。于是，她白天下地，晚上还经常帮我值班。
这时一位从延安来的诗人以老干部身份替大家求情了。这下子军宣队领导暴跳如雷，认为他抗拒劳动，是大逆不道，就死命找他的碴儿。五一节他在墙报上写了一首诗。内有“身在咸宁，心在北京”之句，显然是在表达他多么想念党中央。这下辫子给军宣队抓住了，便批判他不安心劳动。后来北京调他回去，调令也被扣住。这位可敬的诗人始终也没能回首都。他一肚子委屈，躺在床上喝闷酒抽烟，燃着了被头。套句托尔斯泰的话：人诞生时的情况大致都差不多，死法可就千变万化了——尤其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
诗人就这么饮恨而死。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在当年的向阳湖畔为他竖立起一座诗碑，在表彰这位有恻隐之心的共产党员的同时，也纪念那段难忘的日子。
七、终于又有了家
五七干校原来的设想似乎是让我们终老于斯。所以除了房子，还盖了仓库、学校、商店什么的。1971年6月，调上去一批。自然是出身好，响当当的。同时，地方上也要人了，武汉就挑去了几位。1972年年底，大多数人调回了北京，情绪上引起了一次大波动。世上最可怕莫如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的问：“哪天才轮到我？”像我那样的暗自问的则是：“要调的都调回去了，剩下的将怎么办？”
原来的那位连长自然调回去了，新连长是位女作家。她为人耿直，生活刻苦，很讲原则。她是从延安来的，本应是响当当的一位。可是在她主持一个文学刊物期间，犯了个大错误——爱才，而且重用的是位有才的****。不然，她也不至于还留在那里陪着我们这些残渣余孽。
有一天，她把我找到连部去谈话，说干校总部下了通知，要年满六十的一律办退休，让我考虑一下。口气之间，似乎还有商量的余地。当晚，我给她写了封长信，讲的不完全是我个人的问题。我说，办退休也应看工种，不应光以年龄而定。体力劳动，如矿工，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胜任了，只能退下来。可是搞文学艺术的，人到六十岁正是成熟期。我还举了几个外国文学家、音乐家的例子。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么一封信，真是无的放矢！难怪第二天她说，我写的是一篇退体论。
表格我还是填了，来不及去县城拍半身相，只好请人在猪圈前为我赶照了张头像。这时，我准备回北京了。至于回京后住在哪里，干什么，自是一片渺茫。更不用说何时以及如何同洁若团聚了。反正自从1957年当上次等公民，我已经习惯于过一天算一天了。
不久，连部又找我谈话。说************来了信，经调查，我在京根本没有住处，所以不接受我回京退休。
原来我们举家去咸宁之后，三姐常韦就被赶到我们原住的小东屋。洁若于1972年夏天送桐儿回京读书，顺便又把小东屋换成把着门洞的一间小南屋，地点在北新桥以南，好让孩子进附近的一所较好的中学。当时入学考试制度早已取消，中学也改为按地区入学。
这时，老大铁柱在江西山沟里插队，女儿荔子已经分配回北京当售票员，住在电车公司宿舍里，那间小南屋勉强够三姨和桐儿住，没有我的落脚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