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内迁重庆，全国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四川的成都和重庆两地。当时许多全国知名画家，如徐悲鸿、董寿平、傅抱石、蒋兆和等人到四川以后，由于爱国心的驱使，都想拿起自己的画笔为武器，画出鼓舞全国军民奋力抗日的画卷来。但是，由于日寇占领了江南，安徽宣纸的来源断绝，画家也不能作画了。到1939年秋末冬初，张大干作画用的“大风纸”告罄。“大风纸”是张大干在安徽泾县特制的宣纸。这种纸，表面与其他宣纸一般无二，但如果把纸对着光亮，就能看见纸里面有暗花纹。暗花纹有两种，一种是纸的两头有暗云纹，一种是满纸有暗花草纹。对于热爱书画的张大干来说，没有纸，无异于失去了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据说，为解决画纸的问题，张大干特地找来成都书画用品老店“诗婢家”的老板郑伯英商议对策。郑伯英建议大千先生试用夹江纸作画，看看效果如何，并立即派人把夹江纸送到了大干先生的临时寓所。大干先生试用夹江纸作画以后，认为在无纸作画的困境中，以夹江纸权作应急之物并无不可，但当时的夹江纸只宜于一般书写和制作民间宗教祭祀用品，色泽以微黄的“本色”为主，而且全部用竹子做原料，拉力不够。因此，如果要把夹江纸制作成符合书画艺术要求的书画纸，还要引进先进的造纸工艺，而且必须对旧的生产流程进行必要的改进。
为此，张大干两次到夹江深入纸乡两月余。他在马村乡石堰村，同槽户石国梁（著名槽户石子清长子）等共同研制书画纸，提高了夹江书画纸的质量。夹江一带的造纸早有盛名，夹江县西北部山岭沟壑间，被誉为“书画纸之乡”。夹江书画纸历史悠久，曾与清康熙年间被定为贡纸、“文闱卷纸”。
在石国梁的陪同下，张大干深入各个造纸工棚，向造纸工人们详细地了解了夹江纸的原料、配料、制作工艺和生产的全过程。在这里，张大干与纸工共同研究造纸技术，亲自设计纹帘，改进幅尺，提高纸的质量。为了使纸色变得洁白，张大干让石国梁彻底改变传统的发酵方法使纸浆自然脱青，建议采用从英、德等进口的漂白粉。因为张大千知道这些国家生产的漂白粉质量好，只用少量的漂白粉就可以取得显著的漂白效果。为了使夹江纸成为中国书画艺术家的新宠，张大干还根据前人和自己的艺术实践，为夹江纸制定了比宣纸略宽的纸幅规格：4尺×2尺和5尺×2.5尺两种。另外，他还遵循古代工艺，渗入纤维制成有云纹暗花和有“大风堂”（大干先生画室名）字样的书画纸和莲花笺。
经过张大千的改进，夹江纸的质量得以大大提高，这种纸以嫩竹为主要原料，洁白如雪，纸质细嫩，浸润吸水性能好，宜书宜画，亦适用于墓碑拓片，易于裱褙。其受色、着墨和浸润性能堪与安徽宣纸媲美。他特意为这批改进过的夹江纸定名为“蜀笺”，让纸工在每张纸的两端距边缘四寸处各做一个透光即显的暗记，一处暗记为“蜀笺”二字，另一处暗记是“大风堂监制”五字。
造出第一批“蜀笺”以后，张大干仅仅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就画出了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等各种题材的国画作品一百多件。不久，张大干在成都举办了一次大型的个人画展，全部作品都是清一色用“蜀笺”画的。这些书画纸被运到抗战大后方的主要城市重庆、成都、昆明等地销售，更是深受书画艺术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称之为“高级国画纸”。
1943年春天，张大干带着画友、子侄、学生等人去敦煌临摹国代壁画，在“蜀笺”上重现了敦煌艺术的风采和无穷魅力。返回四川以后，张大千又在青城山上用“蜀笺”创作了大批绘画作品。直到晚年，去国万里，客居巴西，张大千对于当年制作“蜀笺”一事，一直难以忘怀。一次在清理旧物时，张大干发现了一张未用过的“蜀笺”，非常高兴，当即在这张“蜀笺”上画了一幅荷花，并在画上题字，点名这幅画是用“蜀笺”画的。
夹江书画纸具有“肌细、油嫩、铁板（绵韧）、洁白、做手（整选）”五种特色，谓之“五皮齐”。夹江国画纸1998年产量高达3690吨，居全国之冠，出口日本、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张大干对夹江纸作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使夹江纸由一般书写和民间宗教用纸提升为书画用纸。为了纪念张大千对夹江造纸业的巨大贡献，夹江县政府于1983年11月决定，将夹江高级国画纸命名为“大干书画纸”。并在马村乡石堰村立“大千纸坊”一座，以永远铭记这位伟大的国画大师为夹江纸业作出的贡献。
白鹿宣纸的传说
宣纸有名的品种很多，从古至今的种种知名种类，用一本小书似乎也不能尽数。每一种纸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由工艺人历尽种种艰辛才得以制成，又在文人墨客的手中发扬光大，白鹿宣纸就是其中的一种。
白鹿宣又名白乐宣，其旧时规格为长一丈二尺，所以又成“丈二宣”。其名来历的传说尤为美丽动人。
相传有一年，由于百日大旱，润溪止流，使沿溪纸厂全部停息。这时，有个名叫白乐的年轻愿为大家去找泉水，他虽历经千辛万苦，泉水仍然是杳无踪影，年轻人并没有放弃，他坚持不懈地寻找。一天，正当年轻人因疲乏不堪而在一块山石上沉沉睡去之时，在梦中忽然看到一个仙女在为他指点迷津。梦醒后，年轻人赶紧来到天台山顶，见山东崖有一块大石，形状十分像鹿，两只“鹿眼”间距一丈二。他先刺破自己手臂，用鲜血滴于石鹿的双眼上，然后又用仙女给的湿手绢给石鹿揩眼，只见两股清泉顺“眼”涌流出来。当白乐鲜血快要流尽正要倒下时，仙女突然出现，把一枝灵芝草放进白乐的嘴里，白乐又睁开了眼睛，从此便和那位仙女永远守护在那两股清泉旁。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白乐，就将—丈二规格的宣纸起名为白鹿。宣纸帘上锈有姿态各异的鹿在奔跑，纸成后迎光透望，隐隐可现。这虽然只是传说，有后人的许多美好想象，但宣纸工人在帘上作鹿确是实实在在的，今天我们仍然在使用这种纸。
白鹿宣纸的制作特别考究，选料严格，制作精巧，属特种净皮宣纸类。现在产白鹿宣纸规格为长138厘米，宽69厘米。纸张的暗纹内隐约可见有八只梅花鹿，四大四小，在纸上奋蹄疾奔，犹如一幅优美动人的草原逐鹿图。白鹿宣纸具有受墨柔和、清晰透明、文藻精细、厚薄均匀、密如新革、莹润如玉等特色，是现今一种高质量的书画用纸。
鲁迅与郑振铎搜集笺谱
《北平笺谱》和根据明代版本翻刻的《十竹斋笺谱》是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和荣宝斋对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重要贡献。
笺，就是纸的意思。笺纸，也叫诗笺、信笺，是印有浅淡精美图饰，用于传抄诗作和写信的纸，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百花园里的一朵醇香的小花。把最精美的笺纸集结成册，谓之笺谱。笺的制作历史非常悠久，唐代有薛涛笺，宋代有芦雁笺，元代有清江笺、观音笺。虽然最早的笺纸只注重实用性，上面并无考究的装潢和图案，但大约从明代中期开始，金陵一带发明了一种“板拱花”的彩印技术，笺纸的观赏性也越来越强。笺纸成为许多文人书房中的最爱，鲁迅先生曾称旧时供写信用的笺谱“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一大纪念”。郑振铎先生也说，他闲时最爱做的事，便是“带着愉悦的心情在翻笺样簿”。
笺纸历史悠久，明代极盛。但入清以后，渐呈衰颓之势，至光绪年间，已零落不堪。宣统以来，由于文人作画入笺，为制笺艺术带来了清新的风格。那时的制笺文人画取代了作坊里俚俗的作品。刻印高手众多，风格细腻流畅，用色匀称研雅，并选用上好宣纸，使用木板水印技术。印制笺谱的店铺，在京城有二十多家，琉璃厂地著名的就有荣宝斋、清秘阁、松寿堂、松古堂、松华斋、淳菁阁、懿文斋等。更有画坛大家齐白石、林琴南、吴昌硕、陈师曾、王梦白、陈半丁、姚华、张大干、王雪涛等人作的笺画，其内容有山水、花鸟、人物、草虫等，使笺达到了精美绝伦的程度，形成了名画、名店、名刻、名印四绝的盛况。但为时不久，笺的制作又渐趋衰败。
笺发展到极致，因为它的精美，已完完全全成了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品。于是有人便把它结集、装订成册，就成了笺谱。笺谱既可于文房清玩、欣赏，又是研究、借鉴的珍贵绘画资料。最著名的笺谱有《芥子园笺谱》、《十竹斋笺谱》、《诗婢家诗笺谱》、《博古图书页子》、《百花诗笺》等。在笺即将走向衰落之时，鲁迅、郑振铎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这在历史长河中稍纵即逝的艺术火花，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毅然担当起抢救这一优秀文化遗产的重任。
鲁迅先生酷爱传统艺术，喜欢木刻画，尤其喜欢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笺纸，对制笺艺术的命运更是关注。他1912至1926年居住在北京期间，经常来琉璃厂文化街，先后购物三千多件，其中就有不少笺纸。
郑振铎先生也曾在北平得到不少笺纸，觉得印刷十分精致，自己舍不得用，当做礼品赠送朋友，作为案头清玩。早在1930年郑振铎在燕京大学执教期间，他家住在南池子，授课之外的闲暇时间，常到琉璃厂南各纸店“觅宝”。有一天，他来到一家叫淳菁阁的店铺。在那里，他惊奇地发现了许多清隽绝伦的信笺。特别是画家陈师父所作的，虽寥寥数笔，而笔触却是那样的潇洒不俗，让他爱不释手。那些由吴待秋、金拱北等名画家所作的姚华的唐画壁砖笺、西域古迹笺等，也令他喜爱至极，顿感中国明清以来用木刻水印方式印制的这种小型信笺的珍贵。“像这样一片园地，前人尚未涉及呢，我舍不得放弃一幅。”郑振铎感慨万千，他在北平教书的这段时间里，足迹遍及琉璃厂的每个店肆，只要见到笺纸佳品总是驻足以顾，设法求购。他曾在《访笺杂记》中这样记述他访笺的感受：“很高兴地发现了齐白石的人物笺四幅，说是仿八大山人的，神情色调都臻上乘，也富于繁颐的趣味。清道人、姚茫父（姚华）、王梦白诸人的罗汉笺、古佛笺等，都还不坏。”
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经过苦心搜寻，从琉璃厂等地的南纸店中购买了各类笺纸达四五百种之多，并于1933年编辑了《北平笺谱》，委托荣宝斋出版，后来又委托荣宝斋翻刻明代的《十竹斋笺谱》。
《北平笺谱》共收木刻套印彩笺310幅，瓷青纸书衣，线状，六册一函。书衣题签由沈兼士先生写，印有沈尹默先生写的“北平笺谱”四字楷书，内有清末民初的优秀笺画。鲁迅先生以满腔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在序中写道：“镂像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始于中国。及近年则印绘画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女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信笺亦渐失旧型，复无新意，故搜索市廛，拔其尤异，印造成书，名日《北平笺谱》。”
这两部书的出版和翻刻，耗费了鲁迅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巨大的经历和心血。当时鲁迅住在上海，所有出版事宜都是通过他与郑振铎频繁的书信往来和郑振铎奔走于京沪之间完成的。为讨论这两部书的出版，鲁迅从1933年2月到1935年9月给郑振铎写了将近五十封信。他们为此而往来的书信当在百封左右。
笺纸作为纸中的工艺用纸，现在已极少人使用，但他确是我国文房中的艳丽奇葩。它的精巧设计和上乘品质使它成为了文房用具中的珍品。正是因为鲁迅和郑振铎两位先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珍视和保护，才使我们得以欣赏到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使笺纸避免了如古代许多名纸一般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
沈从文爱古纸
沈从文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他以《边城》为代表的众多小说和散文，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最杰出的作品。同时，沈从文也是一个成功的文化研究者，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和了解，使他将后半生的研究和创作热情均倾注于我国的古代服饰和文物当中。沈从文对中国古代服装的了解，大家都有目共睹，其实他对古纸的感情和认知程度也是十分深刻的。
解放初期北京琉璃厂润古斋曾出售多卷古纸，要价颇高。但也因为其价格高昂，谁也不买。这些纸属于古纸中的珍品，也为了这些代表着中国精美工艺和灿烂文化的古纸能为更多的人所欣赏，能被更深入地了解，沈从文于是高价购进了许多古纸，而最终将这些纸捐给一些博物馆和文物单位。他记得送给故宫的较为名贵的纸有明代玉版仿澄心堂纸、加重雨雪宣、清代道光雨雪宣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珍贵品种。沈从文说，他原来收集有许多纸样品，后来有散佚了，不由得让人扼腕叹息。
沈从文关心文物，有“爱文物如命”的嗜好。与鲁迅等许多著名文人一样，他更喜爱古纸，致力于搜集古纸，并对之怀有深深的欣赏和迷恋。他认为我国古代把艺术纸和普通纸分开，有些纸应是传世珍品，希望它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和保护。沈从文对中国的造纸业也期望甚殷，他希望类似于南唐的澄心堂纸和清朝武英殿特质宣纸的中国古纸，能够在现代重新面世，为现代人所使用。
郭沫若为宣纸题词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长期担任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对发展中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郭老书写文章喜用宣纸，常想到宣纸产地泾县看看。
1964年秋天，郭老携同夫人于立群专程到安徽参观地处乌溪的泾县宣纸厂，到达江城芜湖市稍事休息后，即乘车向泾县进发。当车行至半途时，突然有人送来中央急电，请郭老回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于是只好停止参观泾县宣纸厂的计划。对郭老因急事返京而未能到来，泾县宣纸厂上下感到十分惋惜，于是立即给郭老写信，希望郭老为宣纸厂题字留念。郭老接信后，欣然命笔，饱蘸浓墨，写下了“宣纸是中国劳动人们所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38个字。除了这幅题词外，郭老还为泾县宣纸厂产品样本封面书写下“中国宣纸样本”六个大字。泾县宣纸厂将这些题词视为厂宝，引以为豪。郭老的题词经北京荣宝斋精心装裱后，悬挂在厂会议室的中央，庄重严肃，夺目耀眼。自那以后，无数国内外来厂参观的宾客见到这幅题词时，各个凝神静观，赞叹不已，拍照者有之，临摹者有之。特别是一些知名人士和书画家，对郭老的书法艺术更是仰慕。北京荣宝斋书画装裱店和安徽省博物馆等单位曾先后多次“水印”这幅真迹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