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到了里斯本后，通过打探询问，出乎意料的是，我竟找到了当年的老朋友，就是第一次把我从非洲海岸救起的那位船长。他现在已经年迈，不再出海了，让他那已步入中年的儿子接管了他的大船，继续做巴西的生意。老人已认不出我了，实际上，我也几乎认不出他了。但我不久辨认出了他，当我告诉他我是谁时，他也认出了我。
旧友相逢，我们很热情地叙谈了一番，接着，我便向他问起了我的种植园及合伙人。老人告诉我，他已有九年不在巴西了。但他可以向我保证，他离开时，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但我委托的那两个同他一起的代理人都已经去世了。不过，他相信我可以得到一份关于种植园收益的详细账目。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已经出事淹死了，于是我的几位代理人便把我那部分种植园收入报告给了税收官。税收官已经预先作了安排，如果
我不再回来申请的话，我的财产三分之一给国王，三分之二给圣奥古斯汀修道院，用来救济穷人和向印第安人传教；但如果我回来，或是任何我的遗产继承人申请的话，财产就可归还，只是年年上交作慈善用的那一部分不能返还了。但他向我保证，政府征管田税的官员，修道院的司事一直都监督着种植园的收益。我的合伙人，每年都要交一份详细的收入报告，并把我的那一部分一并支出上交。
我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发展到了什么程度，问是否值得我去照料一下，以及到那里后，要正当得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财产是否会遇到什么麻烦。
他说，他不能准确地告诉我种植园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但他知道，我那合伙人仅拥有其中的一半股份便已成为一名巨富。而且，就他细细想来，国王的那三分之一部分，好像是给了一些修道院或宗教机构，听说每年总计也达200葡金之多，至于我是否能够平稳地收回种植园的所有权，那是不成问题的。我的合伙人现在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所有权，我的名字也早已注册在国家的登记簿上。他还告诉我，我那两个代理人的后代都是非常公正而诚实的人，而且都很富有。他相信他们不仅能帮助我，得到我的财产，而且会直接给我大笔本属于我的现金，因为那是他们的父辈在掌管种植园时支出的我每年的收入。据他回忆，把它交出去，大约有12年了。
我对这件事情未免有些烦躁不安，便询问老船长，既然我的代理人知道我已立下遗嘱，让这位葡萄牙船长做我的全权继承人，他们又怎么可以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他告诉我事实确实如此，但鉴于没有我死亡的确切证明，在没有弄清我是否死亡的情况下，他便不能作为我遗嘱的执行人。此外，他也不愿参与这远隔重洋的事。事实上他已注册过我的遗嘱，并声明了他的继承权。只要他能拿出我死亡的证明，那么他早已理所当然地可以接管我的糖厂了，并交由他现在在巴西的儿子去管理了。
“但是，”老人又说，“我还要告诉你一条消息，听起来不能像其他的消息那样容易让你接受。就是，我们认为你已经去世了，人们都这样认为时，你的合伙人和代理人确实曾把你开始七八年的利润交给我，我也都接受了。但是那个时期种植园正需要增加设备，建立糖厂，购买奴隶，所以利润没有后几年这样大。”老人接着说，“我将把我所收到的利润以及我是怎样处理的列一个详尽的账目给你。”
和这位老朋友进一步交谈了几天后，他便把种植园头六年的收入账目给了我，上面有我的合伙人及代理人的签字，而且交的都是货物，有成捆的卷烟，成段的蔗糖，还有糖厂产的糖蜜等。通过账目，可以看出，收入每年都有显著增长，但正如前面所说，由于支出很多，所以起初数目不大。但老人让我知道，他总共还欠我470葡萄牙金币，还有60箱蔗糖，30捆烟叶损失在他的船上。那是大约我离开11年后，因为他回里斯本时船只出了事的缘故。
然后这善良的老人又向我诉说起他不幸的遭遇，讲起他怎样不得已而动用了我的财产，在一条新船上入了股。“可是，老朋友，”他说道，“你需要时，钱还是有的。等我儿子回来，我会还给你的。”
说着，老人又拿出一条旧布包，给了我160个葡萄牙金币，并把他儿子开到巴西去的那只船上的股权出让单拿出来。他在船上有四分之一股权，他儿子也有四分之一股权。
我为老人的善良诚实大受感动，不能自己。我想起了他曾为我做过的所有事情，想起他怎样把我从海上救起，想起他不论何时总是对我那样慷慨大度，尤其是现在还是我真挚的朋友。我听了他的话，忍不住抽泣起来。于是，我开始问他，以他目前的处境，能否立即抽出这么多钱，这样是否会把他的生活搞得很紧张。他说当然会紧张点，但这毕竟是我的钱，而我比他更需要钱。
老人说的一切都充满友爱，使我听得热泪盈眶。到最后，我只要了100葡币，并要了纸笔给他写了收据。然后，我把剩余的钱都给了他，告诉他如果我能收回种植园，我将把这100元也全给他。实际上，我后来确实这样做了。至于他在他儿子船上那部分股权的出让单，我怎么也不肯收下。我想如果我需要钱，这个诚实的人一定会付给我的。如果我能收回他认为我有理由收回的种植园，我绝对不会再向他要一分钱。
这之后，老人家又问我是否要他替我想个办法收回我的种植园，我告诉他，我想自己过去一趟处理这件事。他说如果愿意这样做也行，如 果不愿这样，也有许多办法确保我的权利，并可以立刻把利润拨给我使用，因为里斯本的河里正停着许多要开往巴西的船只。他让我把名字到公证处登记，附上他的证词，宣誓声明我仍活着，并且就是当初领取土地开垦种植园的那个人。
这很快被一位公证人正式地证明了，加上一份获准书，他又写了一封亲笔信，便让我把这些证明材料一起交给了当地一位同他熟识的商人，然后安置我呆在他家静候回音。
再没有比这份委托书办得更为公道合理的事了。过了不到七个月，我便收到了一个来自我的合伙人后代的大包裹，我也是因为他们的缘故航海的。包裹里包了下述几种特殊的信件和文件。
首先，是我种植园产量的流水账，从他们的父亲和老葡萄牙船长结完账后六年时间，结算后我共获利1174葡币。
第二，是政府接管以前，由他们当作一个下落不明的人的财产，保管的四年多的账目，随着种植园价值的逐年上涨，共有3241葡萄牙 币。
第三，是圣奥古斯汀修道院长14年来所获利润的账目。除了安排在医院方面的钱以外，他很诚实地宣布，共收到了872葡萄牙金币，是应该记入我的账目的。至于国王的那一部分当然是无法返还了。
还有我合伙人的一封信。他亲切地祝贺我仍旧活着，并向我汇报了我们产业的发展情况，每年都出产什么，并着重谈了谈现在我们有多少亩田，怎样种植，庄园里有多少奴隶，并做了22个十字架来祈祷，告诉我他念了许多声平安，感谢圣母玛丽亚我仍然活着，并热情地邀请我过去收回自己的产业。同时请示我，如果我自己不过去应该把我的种植园交给谁，最后，又表达了他及家人对我的深厚友情，并拿七张精美的豹皮作为礼物送给我。这些豹皮可能是从他派往非洲去的其他船只那儿得来的，而他们的航行，显然要比我好得多。他还送给了我五箱上等的蜜饯，及100块比葡萄牙金币略小、没有铸造过的金块。
在同一批船队上，我的两位代理人的后代还给我运来了1200箱糖，800捆烟叶及账上剩余的全部金币。
确实，可以说，我后来的境遇比开始要好出许多。当我看到这些信件，尤其是看到我名下的所有财产时，我心中的那份紧张简直无以言表。因为巴西的船只是结队而来的，给我带来信件的那批船只也同时带来了我的货物。在这些信件传到我手上之前，我的货物早已安全地停在河边上，而我却因此一下子变得面色苍白，如病了一般。如果不是老船长跑回去给我取了些甜酒来，我想我很可能被这突如其来的喜悦弄得失去了理性，甚至会突然死去。
尽管如此，在这之后我还是难受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请来了一位医生。在弄清了我生病的原因后，他便给我放了放血，这才使我得以解脱并逐渐转好。但我深信，如果不用这种方法使我激动的情绪发泄一下的话，我早就死了。
现在，突然之间，我成了5000英镑现金的主人，而且，在巴西拥有一份不动产，每年确保另有1000多英镑的收入，就像英国的不动产一样。可以说，我现在的处境，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弄不清自己该怎样去享受它。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最初的恩人即那位好心的老船长。他在我起初遇难时是那么慈悲，并自始至终地对我那么友善、诚恳。我让他看了我收到的所有东西，告诉他，除了安排万物的上天外，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他，现在我有机会来报答他，我应该百倍地报答他。于是，我首先把他给我的那100葡萄牙金币还给了他，然后请来了一位公证人，叫他起草文件，把老船长承认欠我的那470葡萄牙金币，以最安全、最可靠的方式加以免除。之后我又请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指认老船长做我种植园年息的受益人，并让我的合伙人向他报账，把我应得的利润，交给原有的船队带给他。同时在委托书上附加了一条，即老船长有生之年，每年从我的财产中拿出100葡萄牙金币送给他，他去世后，每年送给他儿子50葡萄牙金币。这样，我算是报答了老人家了。
现在我必须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了，想一想该怎样处理上帝给我的这份产业。说句实话，比起我在那孤寂小岛上的生活，我现在确实应该更加小心了。在小岛上，除了我有的，我什么都不需要；除了我需要的，我什么都没有。而现在我的担子却很重，我得把财产处理好。我不但没有山洞可以藏我的钱币，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上锁把钱放在那里，直到发霉生锈都没有人去动它。相反，我现在不知道该把钱放到哪里，交给谁可以信赖。我的老东家，老船长，是个诚实的人，只有他我可以托付。
其次，我在巴西的种植园似乎得要我自己去一趟。可是现在，我无法处理好我的财产，不能把它交付给妥善的人，我又怎么能去那里呢。首先，我想到我的老朋友，那位寡妇，她很诚实，又很正直。她年纪已大，还很穷困，而且据我所知还欠着债。因此，我别无它法，只有自己带上财产，先回英国去一趟。
尽管如此，我还是过了好几个月才决定了这件事情。现在我已经彻底报答了从前的恩人，即老船长，使他心满意足。于是我开始想念起那可怜的寡妇来。她的丈夫是我内弟的一位恩人，而她自己也力所能及做我忠实的管家和导师。所以我首先要做的事便是找一位里斯本商人给他在伦敦的关系人写信，不仅要替她把欠账付清，并要他务必找到她，替我给她100英镑现金；还要同她谈谈，使她在贫穷中得到安慰，告诉她只要我活着，我将继续接济她。与此同时，我又给两个乡下的姐姐每人送去100英镑。她们虽然不太贫困，但日子却也不太好过，一个结了婚成了寡妇；另一个有丈夫，但丈夫对她却不太好。
在我所有的亲戚熟人中，我还找不出一个人来让我把我的巨大的财产加以托付，使我把这里的一切置之身后，能抽开身去巴西。而这件事，真叫我犯难。
我曾经一度下决心到巴西去，决定在那里安家，因为我以前曾加入过巴西国籍。但是，我头脑中对宗教还有些顾虑，这一点使我没有动身，我将在下边详谈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有立刻动身去巴西，却不是由于宗教的缘故，因为我以前已经毫无顾忌地加入了那里的宗教，一直是其中一员，现在当然更不用顾忌什么了。只是近来我比以前多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当我想到不论生死都是他们中的一员时，我不禁有些后悔自己做了一名天主教徒，不应该以这种异教徒的身份死去。找到一些可靠的亲戚。基于这种想法，我着手准备带着我的全部财富到英国去。
正准备回家，又恰逢到巴西去的船队要出发，我决定先写几封信，把从巴西那里得到的公正而诚实的报告给予答复。首先，我给圣奥古斯汀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办事公正。他们提到的尚未处理的872葡萄金币，我决定都捐献出去，其中500个金币捐给修道院，372个金币按院长的旨意捐给穷人，并请教士为我祈祷。
我写的第二封感谢信是给我的两位代理人的后人，对他们办事如此公正诚实大为称赞。本想送给他们些礼物，但他们又什么都不需要。
最后，我给我的合伙人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在发展我们的种植园上所作出的勤勉努力，和他分配我们种植园资金上所表现的正直无私；并告诉他关于将来我那部分财产管理，按照我授予老船长的权利，请他把我应该得到的利润都交老船长处理，直到他再接到我改动的通知为止；而且告诉他，我不仅打算去看望他，并且想在那里了此余生。除了这封信件，我听船长的儿子说他已有妻女，就准备了一份精美的礼物——一些意大利丝绸，送给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另外，这份礼物中还有两匹英国上等呢料，这是我能从里斯本买到的最好的呢子，还有五匹黑粗呢，一些价钱不匪的佛兰德花边等。
我把事情做了这样的处理后，卖掉了我的货物，又把我的财产换成了汇票。可下一个难题是，我不知道走哪条路去英国。我本来对海路很熟悉，可这时却对走海路到英国生出一种奇怪的反感，虽然我说不出反感的理由，可这种阻力却逐日增强，甚至有一次我把行李都搬上船准备要走了，还是临时改变了主意。而且不止一次这样，连着两三次都是如此。我在这两只船上的任何一只，结果都将是很悲惨的。至于乘坐哪一只更悲惨，就很难说清了。
这时，我心里乱得很，便向老船长诉说了这一切。他坚决劝我不要走海路，告诉我：其一，可以走陆路到科罗那，在那里穿过比斯开湾到罗希尔，从那里走陆路可以既舒服又安全地到巴黎，然后再到加来和多维尔；其二，可以先到马德里，然后走陆路穿越法国。
总之，除了从加来到多维尔这一段海路我不反对外，对走海路已经厌倦透了，于是，我下决心所有的路程全都走陆路。因为我并不着急，又不在乎花钱，走陆路倒是愉快许多。为了使旅程更愉快，老船长给我带来了一位英国绅士，是里斯本一位商人的儿子，他很乐意同我一块旅行。之后，我们又选择了两位英国商人，两名年轻的葡萄牙绅士，后者只到巴黎。这样我们一共是六个人，还有五个仆人。五位仆人中，那两位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两个人只用一个仆人。至于我，除了星期五外，我又找了一名英国水手做我旅程的仆人。因为星期五作为一个异乡人，做不了我旅行中的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