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是北平人，青年时代就学于清华大学文学系，后又赴美深造，研习英美文学。1926年他学成回国，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过教，帐下多出高徒。他课余不忘根本，从事写作活动，还翻译过沙士比亚戏剧八种。
抗战爆发，平津沦陷，梁实秋避往华中，于1938年春在武汉被选为国民参政员。不久武汉亦失守，梁实秋又辗转来重庆，应教育部之约，编写中小学教科书。是年冬，他接编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民》，发表《编者的话》一文，其中的要点，是认为文学乃基本的人性的发扬，谈不到什么阶级斗争。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等人，立即撰文予以批判，引起一场关于“文学与抗战有无关系”的论争。
其后，教科书编写组与国立编译馆合并，迁往北碚，梁实秋亦随迁，于1939年在那里与龚业雅合伙购置平房一幢，取名为“雅舍”。自此，他但凡写文章，都以“雅舍”为名，终生未改。
躲离了喧嚣的闹市区，梁实秋的心境不由得松弛下来，仿佛找到一处泊船的良港。他退出了《中央日报》，也退出了争论，心平气和去做他的学问。他翻译了沙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下篇）、长篇小说《呼啸山庄》、中篇小说《吉尔菲先生的情史》，极受青年读者的喜爱。
其妻程季淑病居北平，未能来大后方，因而梁实秋的生活极其简单，粗茶淡饭则知足。他把钱花在购书上，几年中，“雅舍”内处处皆书，随处摊放，偶有客来，一时竟找不到落座之处。
梁实秋既为参政员，自然要轮到出公差。
1940年1月，他奉派参加华北慰劳视察团，向前线进发，两个月中，访问了七个集团军司令部。原定行程中有延安一站，惟因他发表过《编者的话》，边区方面拒绝让他入境，且声称如果他真的要来，则只能以高粱酒、玉米面招待。
梁实秋很扫兴，改而去中条山战场巡视。此行，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士兵的辛劳，同时也看到了敌占区民众的困苦生活。联系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社会现象，对于未来的局面，他也开始产生隐隐的担忧。
抗战方殷，国事正多艰难，他不敢颓唐，自认应以所学之长，报效国家。回到重庆后，他自动加码，除了继续翻译外国作品外，还以“子佳”为笔名，在《星期评论》及《世纪评论》两刊上撰写专栏文章，开辟的栏目命名为《雅舍小品》。
梁实秋的文章大多一气呵成，底稿极少涂改，但他在动笔前总是反复推敲，斟酌再三，务去繁缛枝节。这严于律己的文风，直到他的晚年仍未稍弃。
由于有了被延安拒之门外的教训，梁实秋的作品从此极少与政治沾边，多为直抒人生的胸臆，其中有不少是关于故乡、朋友、往事的回忆。但这已不是一种简单的怀旧，实际上表达了他对战乱年代的焦虑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
他写文章很投入，因而交际不广，惟有三五知己却时相过从，丝毫不吝惜时间。
他的朋友中有冰心夫妇、老舍、朱光潜、王云五等人，都是宽袍大袖、浑身书卷气之辈。只要这些文友来访，他必定要放下手头的工作，喜滋滋地参与高谈阔论，偷得半日清闲。有的时候，他还给远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的闻一多、吴晗写封信，他们也是老朋友。
其时大后方物资匾乏，生活清苦，各公教单位都奉命设立消费合作社，也就是要搞点“创收”。不知国立编译馆的同仁是怎么想的，竟然公推梁实秋为消费合作社的理事会主席，委托他为全馆员工谋福利。梁实秋虽然学富五车，做生意却是大大的外行，没办法，他只好另请一位经纪人代劳，自己在旁监账。
每到月初，从重庆开来的粮船抵达北碚码头，主管部门发出通知，公教人员便一窝蜂似的往嘉陵江边跑，排队领取配给的口粮。这种时候，戴着一副厚眼镜的梁实秋也乐呵呵地跟去，热心地为大家张罗。每次均分口粮后会剩下一些，他就去市场卖掉它们，以所得之款分给众人。他照例秉公行事，从来不占任何便宜，自然也深得同仁的信任。
有了米还得去领油，还得去搞布。幸而物资局局长是梁实秋的老同学，对他多方关照，除了平价供应油和布，还以平价多供应一些毛巾、牙刷、肥皂之类的日用品，使他的消费合作社办得红红火火，年终还能给大家分点红利。编译馆的人都说，真没想到梁夫子还有这一手。
梁实秋在重庆住了8年多，1946年才返因北平，出任北师大英文系主任。1949年6月他移居台湾，历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87年11月病逝于台北。他一身著述涉猎甚广，包括文学评论、翻译、教育等等，但尤以其所作散文脍炙人口，畅销不衰。他是大师，是巨匠，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天空中，他堪称一颗耀眼的星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