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著名作家老舍从武汉来到重庆，不久，他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分会，把家也迁到那里。文协的事占用了他不少时间和精力，但他一天也未放下手里的笔。
大敌当前，老舍在此期间写的大多是短小的作品，宣传抗日的思想。他在北碚编成的小说集《火车集》，收有小说《我这一辈子》、《火车》等，都或多或少地提出了在日寇入侵的紧要关头，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号召全体民众起来参加抗战。
他的作品变化不仅表现在题材方面，也表现在形式方面。为了力求通俗易懂，他曾出版了一个集子叫《三四一》，因为其中包括三个大鼓书词、四个二簧和一个用文言写的故事。在追求新形式中，老舍开始动笔写长篇叙事诗《剑北篇》，诗的主题来自他在1937年5月参加慰劳西北抗战将士时长途旅行中的见闻。他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但对文艺的各种形式都愿试一试。”当时重庆的话剧演出十分活跃，老舍对此也尤为重视。他创作的第一个话剧叫《残雾》，描写的是一个高级官员的 家庭，不顾国难当头，醉心于财富和权力。第二个戏是与宋之的合写的《国家至上》，反映了回、汉两个民族为抗战的共同事业，抛弃前嫌而服从大局的故事。这出戏是应****救国协会之请写的，由张瑞芳扮演女主角，在重庆、成都、西安、桂林演出时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
1940年7月，老舍中断了《剑北篇》的写作，接受朋友们的建议，开始创作剧本《张自忠》。剧本写成后请吴组缃读过，并根据他的意见改动过五次。
1941年初，因生活条件太差，老舍患贫血病躺倒在床，直到夏天他才写成剧本《面子问题》，这是一出讽刺官吏虚荣心的喜剧。
剧本《归去来兮》和《谁先到了重庆》，是老舍在1942年创作的。前者写的是一个家庭分为两个阵营，以对比的手法，塑造了营私者和忠诚者的典型形象，显然参考了古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老舍自己很喜欢这出戏。后者写的是在北平敌占区的两兄弟，历经千难万险，最后都跑到重庆参军报效国家的故事。
1943年夏天，老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火葬》，以敌占区游击队的活动为题材。他后来认为这本书是失败的，主要是由于他缺乏经验和知识，不了解敌后根据地的生活。老舍虽然承认《火葬》写得不理想，却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不应写战争。他说：“今天的世界已极明显地分为两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们也有强辞夺理的一片道理好讲。因此，在抵抗暴力与建设民主政治的这一半，也必须阐扬作战的目的，而压倒侵略者的愚弄与谎言。”
剧本《桃李春风》完成于1943年7月，是老舍与女作家赵清阁合写的。内容写的是一位教师为帮助学生牺牲了一切，最后得到了学生的回报。该剧共4幕，前两幕出自于老舍的手笔。
此后，老舍转入到中断多年的小说创作，全部是短篇，于1944年结集出版，名为《贫血集》。他特意在序言中指出，以此为书名是用以表明抗战文化人生活的困苦。
1944年4月，老舍创作期满20周年，重庆文艺界人士在“百龄”餐厅为他举行盛大茶话会，陪都各界人士数百人到会，其中有郭沫若、沈钧儒、柳亚子、邵力子、邓初民、马寅初、常任侠、冯雪峰等人，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也派专人前往祝贺。《新华日报》还发表短评，高度评价他为抗战文艺作出的重大贡献。茅盾在茶话会上代表各界祝辞，对老舍在建立和推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给予评价说：“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努力和耐心，恐怕我们联合全体爱国文化工作者的伟大目的，不会建立得这么快和顺利，也不会在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中坚持到现在。
其他来宾也先后发言，盛赞老舍在文艺生涯中取得的种种实绩，称他为民众的艺术家。老舍深受感动，泣不成声，致答辞时只说了短短一句话：“朋友们对我太好了，我这下半辈子只有像木匠和拉车的一样，继续写下去，写下去？？”
抗战后期，老舍集中精力，撰写他最长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描写北平一个家庭从20世纪初到当时的生活情况。早在30年代，他就想写这么一部家庭传记式的小说，以概括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但均因缺乏时间而一再拖延下来。
就在风景如画的嘉陵江畔，《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写成了，第二部《偷生》也完成了大纲，第三部《饥荒》是在美国写的。应美国******的邀请，老舍和曹禺于1946年春一同赴美国讲学。
作家老舍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以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宣传全民抗战，服务国家社会，他的业绩值得后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