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五年，隆科多家中私藏“玉牒”底本事发，六月，被押解回京。十月，隆科多狱成，定四十一款大罪，论死。雍正免其死，下令于畅春园外筑屋三间永行监禁。
一年后，雍正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囚所。不管是谁，只要不是傻子，都会从一开始便看到这事的结局，看到这其中的重重圈套，步步险情。
隆科多不是傻子，他早已清楚“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已至之时”。但当时，康熙辞世的当时，他别无选择。年羹尧却有弱点，弱点在于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权力（军权！），太相信自己与雍正的旧情，弱点在于他不明白自己的力量和权力包括生命，都是皇帝给的，除了毫无用处的旧情，皇帝什么都可以收回。
年羹尧最后似乎明白了一点，向雍正奏道：“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条、哪一件皆可问死罪而有余。除了皈命竭诚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生路。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
但是，没用。雍正只是在命年羹尧自尽时，作了一番长长的解释，说看到年羹尧罪行时“不禁坠泪”，末尾道：“即你苟活人世，自己想想看，负恩悖逆至此，还有脸与世人相见吗？今宽你殊死之罪，令你自裁，又赦你父兄子孙伯叔等多人死罪，此皆朕委曲矜全，莫大之恩，你非草木，虽死亦当感涕也。”
雍正并非在安慰年羹尧，而是在安慰自己。他必须灭口。
其二，“集权”说，这是基于雍正正当即位的说法。
这种看法认为不存在雍正夺嫡的事实，隆科多和年羹尧也与雍正即位无关，隆科多、年羹尧获罪完全是由于他们结党营私、擅作威福、权倾朝野、尾大不掉，威胁了雍正的皇权统治。雍正在疑雾重重之中即位。造谣、诬蔑、暗箭、明枪，反对势力十分猖獗。雍正在坐上皇位的那一刻起，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孤家寡人。
他渴望辅佐良才，股肱之臣。恰巧，有这样两个合适人选。隆科多，先朝皇考重臣，国舅，统领步军，执掌吏部、理藩院，皇考临终时唯一的承领末命大臣，他在非常时刻从大局出发，毅然拥戴雍正承继了大统；年羹尧，雍亲王藩邸旧人，妻舅，进士出身的儒将，文武双全，战功卓著，先朝曾任四川巡抚、川陕总督、定西将军，他在非常时刻统帅重兵，坐镇西北，拱卫了京师。
一内一外，雍正把自己的希望押在这两个人身上，把自己能使出的所有手段用在了这两个人身上。不料，这两个人借雍正的殊宠，极力发展自己的势力，朝野内外遍植党羽。由他们引荐任命的官吏称作“年选”、“佟选”，与先朝吴三桂之“西选”合称“三选”。并招权纳贿，违法乱纪，僭越、专擅、贪污、欺罔，无所不用其极。雍正一一优容待之。
然而事情总有极限，越过极限，则忍无可忍。雍正强烈感到事情的“越限”，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第二次入京进见的三十余天后。雍正原本热切地盼望与年羹尧君臣相见的这一天，不止一次批道：“大功告成，西边平静，君臣庆会，亦人间乐事。”“大功告成多日，君臣庆会在迩，临书不胜欣喜！”“一路平安到来，君臣庆会，何快如之！”
这一天终于来了，雍正亲临郊外迎接，公卿皆跪接于广宁门外。遥望黄龙大纛、五色龙旗、金瓜银钺的骑驾卤簿之后，万马军中，年大将军如同天神下界，轩然而至。百官伏谒，年羹尧毫不动容，竟自策马而过。有王公下马问候，年羹尧仅颔首而已。到得雍正天子御前，年羹尧大大咧咧地箕踞而坐，无人臣之礼。这些，雍正都可以容忍。他不能容忍的是：朝野内外竟汹汹传言，说大政皆出于隆科多、年羹尧，雍正在二人面前只是个言听计从的傀儡。笑话！自古皇帝专权，大政皆出于己，不容任何人觊觎、侵犯。
雍正的身世更使他养成了极其要强、褊狭多疑、从而加倍专行独断的帝王性格。雍正事必躬亲过问，手定大政。为怕本章转奏，有遗漏迟缓之处，他创立了密折制度。群臣密折直达御前，雍正口讲手批，不辞劳苦，经常达于午夜。夜阑人静，一烛相对，万里之外洞若观火，天下大事全在胸中。即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反映出雍正的这种帝王性格。
据说，有一次雍正观戏，戏文唱的是常州刺使刘担打子的故事，曲技皆佳。雍正高兴，赐戏子食。戏子恃宠，随口问道：“敢问今日常州府为何人？”雍正顿时变脸，大怒道：“尔一戏子，安可擅问官守！”立毙杖下。雍正的绝对权威何容侵犯！雍正乃真命天子，何需他人指点！他不能容忍的是：隆科多和年羹尧竟然在他眼前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另立中心。年羹尧返京后，荐升他的心腹陕西西安布政使胡期恒为甘肃巡抚。胡期恒的布政使，也是年羹尧所荐。
后年羹尧事败，雍正特召胡期恒面考，大发雷霆道：“观其人甚属卑鄙！所奏之言甚属荒唐悖谬！”严斥年羹尧：“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东西，也是你年羹尧混奏保举作巡抚的人么？岂有此理！”年羹尧权势显赫，工部郎中岳周竟要走年羹尧的路子，出手两万两现银，请托年羹尧保举他顶胡期恒之缺，作西安布政使。
岳周本应即行正法，却因“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改为斩监候！更严重的是，岳周自己无钱，他赔补工部郎中任上亏空的数千两银及此两万两白银，均是允禩相助的！年羹尧并与允禟密通书信，隆科多又包庇允禩心腹，他们究竟要做什么？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苦心经营的耳目网、情报网，竟然在隆科多、年羹尧处失灵，派出监视年羹尧的御前缇骑侍卫，竟成了为其摆队坠蹬、前引后随的随从！越对统治的稳定性担心，便越要强化统治。雍正一向得意而自信自己的严密措施，朝中大事乃至闾阎细事，无不立闻。状元王云锦元旦早朝后与亲友打牌，忽然少了一张牌，于是罢而饮酒。
翌日上朝，雍正问他昨日做了什么，他答：“打牌饮酒。”雍正笑道：“不欺暗室，真状元也。”从袖中拿出一张牌给他，正是昨日丢的那张。有引见官吏某人，想买顶新帽入觐，向路人打听帽店。次日入朝，免冠谢恩。雍正笑道：“仔细脏了你的新帽。”其人愕然。按察使王士俊赴任时得一健仆，供役甚谨。后王将入京陛见，此仆先来辞行，王问其故，仆答道：“你数年来无大过错，我将入都面圣，为你打个前站。”王士俊方知他乃雍正某侍卫。
一日当朝，雍正问刑部官员刑部大门有无匾额。部员皆答：“有。”雍正立命左右抬出刑部匾额，原来头天夜里他命人密取匿之，因责道：“是匾在此已久，汝辈皆不知，平素出入时疏忽可知。”雍正自己也常亲出察访，以杜隐情。这里有个故事：雍正六年上元节夜，内阁供事多数回家，只一姓蓝的独在阁中饮酒。正饮中，忽然有一伟丈夫走进来。蓝某以为内廷值宿官，遂与之喝酒聊天。“你居何官？”伟丈夫问。“不是官，是个供事。”蓝某答。“供事何职？”
伟丈夫问。“收发文牍。”蓝某答。“同事几人？”伟丈夫问。“四十余人。”蓝某答。“他们呢？”
伟丈夫问。“今日过节，放假回家了。”蓝某答。“你怎么不回家？”伟丈夫问。“朝廷公事繁多，若人人自便，万一有事找不到人，算谁的？”蓝某答。伟丈夫点点头，又问：“当此差，有什么好处呢？”蓝某道：“将来差满，也许能注一小官。”伟丈夫道：“当个小官就高兴了？”
蓝某道：“要运气好，选广东一河泊所官，就太高兴了！”伟丈夫道：“为什么河泊所官就那么好呢？”蓝某道：“你可不知道，河泊所官近海，舟楫往来，多有馈送。”伟丈夫微笑，又点点头，喝了几杯酒，告辞。第二天，雍正视朝，问广东有无河泊所官，答：“有。”即命授内阁供事蓝某。蓝某闻命，咋舌久之。疑心如此之重的雍正怎会容忍隆科多、年羹尧的欺罔。是可忍，孰不可忍！雍正不能不采取决断措施。他将年、隆罪状公布于朝，撤了年羹尧抚远大将军，调任杭州。破鼓万人捶。揭发年羹尧罪状的奏章雪片似的飞来，不少触目惊心，也有的诡秘离奇。
如有说年羹尧与静一道人、邹鲁等图谋不轨。那邹鲁供：“小的对年羹尧说：‘位及三公掌天下兵权，大贵极矣，或者还要封王。’年羹尧说：‘封王还不止，只看五六年后，我又是一个光景。到分九鼎时，我已有川陕两省，据天下上流，更兼兵马强壮，谁人敢当？’静一道人对我说，丙午年三月初一日正宜起手，你看此日如何？’小的对他说：‘从奇门上论起来是好的。’”雍正当然看得出有真有假，但冷笑耳。
六月二十一日，年羹尧启程赴杭州，沿途官员密报，说他是“一车两马，仆从数人”。雍正大怒道：“此其故作困苦怨望之状，其资财产业多在各处藏匿，各省督抚等严查。出首者免罪，隐漏者照逆党例正法，未能查出之督抚一并从重治罪。”
直隶总督李维钧随奏：“年羹尧未动身前骡驮车载出关者已不计其数，起身后尚有一千驮未行，现仍在西安、三原、泾阳等处捉取骡车。”
署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自本年正月至五月，年羹尧共用骑、驮、轿之骡子共二千二百二十二头，骡车共二百三十三辆。运送物资前往京师、直隶、湖广、江南、宁夏、山西、兰州、山东等地，骡车每辆载重一千三百斤，进京者五十九辆，往保定者一百四十辆，另有四十辆声言进京，后去襄阳。”
七月七日，镇海将军何天培报：“年羹尧六月二十日渡江过江口，前往丹阳，前后船只甚多，陆续而往，不知其数，船窗皆闭，船中人等故为藏匿，并无一人出面。甚属诡秘。”
七月九日，署浙江巡抚甘国奎报：“年羹尧于七月初二到任，仍似大将军气象，其所坐之船，前到者已三十余艘，闻未到者尚有四十余艘。其家人到杭者已不下千人，后来者尚未知其数，所住衙门人已住满。”后署浙江巡抚福敏又报：“年羹尧到浙之日，随从尚有千余人，马匹亦多，署中难容，另造房屋百余间居住。传说，年羹尧以闲散章京闲坐杭州涌金门，卖薪贩菜的行人百姓均不敢出其门，谓：‘年大将军在也。’”
随着奏报传说纷沓而至，雍正的脸色愈见阴沉，天杀之意遂决。至于隆科多，满朝文武并无人敢碰。传说，一日，河南巡抚田文镜府中来了一位绍兴师爷邬先生。
邬先生对田文镜道：“公想作寻常督抚，还是名督抚？”
田文镜道：“必作名督抚。”
邬先生道：“名督抚须佐以名幕宾。”
田文镜道：“谁？”
邬先生道：“邬某。”
田文镜道：“如何相佐？”
邬先生道：“邬某将为公草拟一疏上奏。”
田文镜道：“何疏？”
邬先生道：“疏中一字不可令公见，疏上，公事成矣。”
田文镜心知其异，首肯。疏稿早已拟好，署田文镜名即上，原来正是参劾隆科多之疏。隆科多果获罪，田文镜自此宠眷日隆。有人说邬先生乃雍正之人。又有传说雍正左右有文觉禅师参与了诛杀年、隆的决策。内幕究竟如何？不得而知。不管雍正采取了何种手段，年、隆必死。雍正必须集权。
“灭口”说与“集权”说，着眼点都集中在雍正诛杀年羹尧、隆科多的缘由。而无论哪一种缘由的说法，都忽略了一点：雍正不顾前后偌大反差、眼都不眨地诛杀两名重臣，是因为他自信自己天子、释主的地位，自信自己有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信自己行使的是“天杀”之权。杀年羹尧之前京城出了一件怪事。一只不知从何而来的野虎，十二月初三从东便门上城，跑到前门，下马道，直入年羹尧家，上了房。四日天明，九门提督率兵放枪，老虎从房上跳下，窜入年家后花园。官兵追上用枪扎死。相传年羹尧出生时有白虎之兆，为此，雍正兴奋激动之极，在臣工奏折上批道：“年羹尧究竟杀不杀，朕意实未决。然竟出了这样的奇事！
对年羹尧，朕正法之意实决矣。上天如此明彰显示，实令朕愈加凛畏也。朕实惊喜之至！奇！
从古罕闻之事也！”雍正再次参悟了正果，证实了自身，验明了结果。佛在心中，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他“果然”是天命所归、代天行事的真龙天子。
信仰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