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艰难地从天安门走回史家胡同的家里，女儿妞妞早已睡着了，她进去看了看熟睡中的妞妞，心里一阵苦涩。妞妞那时才五岁，睡得那样香甜，怎知道这苦难的人生滋味……洪君彦已被北大关进牛棚，不准回家……
章士钊还在看书，很吃惊女儿章含之怎么深夜突然归来。她此时已完全清醒，只说晚上无事，回来看看。
可是正在这时，门铃大响，从里院都能听到门外嘈杂的人声。章含之惊魂未定，听到这闹声就知道一定是灾祸临头，心怦怦地加速跳动。章士钊却镇静地叫保姆彭嫂出去看看怎么回事。还未等彭嫂回来，一群男男女女“新北大”的红卫兵就押着洪君彦冲进了院子里。他们把他剃了阴阳头，勒令他低头站在院中，数落着他的罪行。最后，就点到了章士钊头上，说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岳父就是当年被鲁迅痛打的落水狗章士钊，所以他们今天来清算这只落水狗对人民欠下的债等等。
奚夫人被吓得浑身哆嗦，章含之安慰着她，可是自己也十分惊慌。只有章士钊依然保持着他的仪态，并不显出任何的慌张。随后，红卫兵勒令章士钊站在院子当中，他不肯低头，一个女红卫兵对他挥舞着皮带。随后他们又有几个人宣读了一些口号式的批判，就开始闯进客厅抄家。这些幼稚无知的年轻人被一股狂热的躁动所推动，竟变得失去理智和人性，他们冲进章士钊家的每一个房间，肆意践踏着书籍和家用什物……
红卫兵造完反，带了大批的“战利品”（以书籍、信件为主）撤退了，临走前到处贴封条，书架、书橱、书桌，连沙发上也恶作剧地横贴了好几张封条，并且警告如果坐沙发，封条断了，他们就回来批斗。
北大红卫兵走后，章含之赶快扶父亲章士钊走进卧室，让他躺下。此时她满腔的愤怒、辛酸、委屈，再也忍耐不住了，扑通跪在父亲床前，把头埋在他手臂中痛哭起来。章士钊轻轻拍着她的头，细声地说，“不要难过，他们迟早会来的！”
后来，章士钊说他累了，要歇一会儿……
半个小时过去了，章士钊自己颤悠悠地从卧室出来。章含之急忙过去，问他要什么，她替他拿。他摇摇手似乎无力回答。他端坐在写字台前，说：“拿纸笔来。”
章含之不知父亲要干什么，说：“休息吧，明天再写！”
章士钊不动声色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他在信中告诉毛泽东，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了他的家并斗了他。当时章含之以为这封信是不会有回音了的，没想到，信送出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未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到严厉批评，已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晚上回家，当章含之听到总理的指示时，激动得泪流满面。
九月一日，章士钊又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复信，信的内容如下：
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
为盼！顺祝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同一天，周恩来指示301医院接收章士钊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
原来毛泽东把章士钊的信转给周恩来时作了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总理不仅立即对章士钊的安全采取了十分周密的措施，而且趁毛主席作此批示之际，亲自拟定了以下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六
当天这些事情结束时已是午夜，章含之已无法回学校了。当时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有一种“豁出去”的心情。不过第二天回学校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章含之的同宿舍的同事也没有告发她一夜未归，使她感觉到人们的善意。
由于周恩来总理第二天指示接走章士钊，保护起来，并且派便衣警卫保护章士钊的家属，章含之对家里的担心就好多了，她只需集中对付学校的局面。
转眼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继反对工作组以及毛泽东的第一张大字报之后，这篇社论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号召群众要集中火力揪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这篇社论精神的支配下，诸如章含之这些次要的“黑帮爪牙”相对来说得到了一些解脱，造反派集中火力去斗争所谓“黑帮分子”，他们基本处于被孤立之后无人过问的状况……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狂热的串联风。开始时是外地红卫兵来北京，成批成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北京。毛泽东多次在天安门接见这些红卫兵，使他们受到极大鼓励，来势就更猛了。到了十月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往外地去，去播撒“革命火种”。到了十一月份，学校中学生都快走空了。
北外教师中的“黑帮黑线人物”终于开始互相间的“串联”了。革命造反派都走了，他们也“自己解放自己”了。后来，他们商议是否去作些试探，也许会允许出去“革命串联”。
于是，章含之他们选择了当时外国语学院两大红卫兵组织中比较温和的“红旗大队”，找到其总部去申述自己是如何支持革命大串联，因而希望能参加这个革命行动，获得“红旗大队”的介绍信，出去串联。他们居然得到了“红旗大队”的同意，为他们七八个英语系被批判的教师开了介绍信。章含之等人很高兴，终于摆脱了“黑帮爪牙”的阴影，同时也可以出去走一趟，换一换环境了。
章含之等人拿到介绍信后，集中在章家商议去哪里“串联”。更确切地说是到哪里去旅游，而且凭着红卫兵总部的一纸介绍，是免费旅游。他们决定去四川，上峨眉山，也许那里还有一方净土。
那天晚上七八点钟，章含之等人出发去火车站。但还未接近车站，他们就被那景象惊呆了——北京火车站是真正的“人山人海”。从车站广场一直到马路，真是数不清的人头攒动，大概有十多万人！他们根本无法靠近车站，也弄不清哪个队伍去哪个方向。每一个排得七歪八扭的乱哄哄的队伍都起码有上万人，一直延伸到大马路东单方向，他们这些在井井有条的校园中生活惯的文弱书生根本无法参加这个行列。
章含之等人一行十分沮丧，只好又回到家里。几经磋商，决定再去车站看看。
章含之等人到了火车站，他们设法靠近车站西侧的旁门，惊喜地发现那旁门没有上锁，居然也没有人发现。他们轻轻推开旁门，溜到里面，更大的惊喜是发现自己竟直接到了一个站台，而站台上却空无一人，停着一辆列车，这实在是“天助我也”。
他们正在找人打听这列车开向何方，此时走过来一个列车员，告诉他们这是开往上海的列车，还要等个把小时才上“旅客”。列车员对当时的极端混乱也很厌烦，看他们是几个文文雅雅的知识分子便问他们去哪里。章含之等人是上海人，于是就用上海话与列车员攀谈，乡音马上使这些人更接近了。
列车员慷慨地说：“趁他们还没上车，我先放你们上去吧！等他们（红卫兵）一冲进来，你们就休想上得去了。”
列车员为章含之他们开了车厢门，他们上去看竟然是硬卧车厢！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运气。不过这卧铺车厢后来也就不成为卧铺车厢了。每节车厢超载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一个卧铺位上挤着四五个人，他们当然也只能挤在下面的铺位上。不过有个位子坐就算是很奢侈了，更多的人是坐在过道的地上，实在困了就钻到座位下面去睡一会儿。
发生在“文革”中的这疯狂的大串联，恐怕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包括一部分红卫兵，都是免费旅游：不仅路费全免，连吃、住也免。那时全国设了无数的红卫兵接待站。章含之等人凭着“红旗大队”的介绍信也就都入住到这些接待站了。
到了上海以后，章含之等人又去了杭州，住在一个大学里。昔日的教室都变成了男、女宿舍。十多个人住在一个房间，统统打地铺。
章含之住在杭州的接待站时，有一天晚上，两个来自不同地方的红卫兵吵起架来。而她们绝妙的吵架方式是全都不用自己的语言，而是背诵毛主席语录，唇枪舌剑，一来一回，其娴熟程度实在令她目瞪口呆。
章含之等人最后的“串联”地是宁波。去宁波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安宁之地，章含之回忆说：宁波“那里的深山里有一个著名的古刹天童寺。我们想象，那儿也许还是一方净土，还能寻找到佛祖所赐的安宁。于是，清晨从宁波上船，初冬的天气在南方还是很温和的。小船悠悠闲闲地随河而下，两岸一片青葱。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们坐在船头，背靠船舱，清新的空气，周围一片宁静，只听到群鸟的啾啾声。船桨激起河水涟漪，那时的水没有污染，清清河水能照出人的倒影。难以想象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席卷全中国时，这里还能有这般诗情画意的地方。我们随着小船的摇荡哼起了几乎已经忘怀的那些英语抒情歌曲。半年多来压抑在心头的郁闷似乎已化为乌有。
“小船到达一个码头，我们上了岸。走在那乡间的小道上，真想大喊大叫：‘这才是生活！’不久，我们来到一座佛塔前。那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有几间简朴的用房。院子中间是一座可以盘旋而上的有大约五六层楼高的塔，名为五佛塔。当时周围十分宁静，我们想进院去参观宝塔。但一进院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尊堆在院墙边的东倒西歪的破损的菩萨塑像。这景象顿时破坏了我一个上午的好情绪。暴力竟也还是施展到了这幽秘的山间！此时，一位面色红润的看上去四十岁上下的和尚从屋里迎出来。我们向他问好，并问可不可以到塔上看看。他说可以。我们登上塔顶，远眺周围秀丽的山村景色，真是美不胜收。下来后，我们与僧人闲谈，问他菩萨像为何倒在墙边。他双手合十说：‘罪过！罪过！作孽啊！他们未了一帮人，把菩萨都砸了，还不许修复！’我们无言相应，只能默然。
“后来我们得知这僧人貌似四十出头，却实际已是六十开外。他是二十岁那年从广东慕天童寺之名，徒步数月，到天童寺剃度。这五佛塔归天童寺管辖，他被派来管理。粮食、蔬菜统统由天童寺运来。我们感叹这出家人毕竟六根清净，所以一点不显老态。
“我们进入了山间小道，此时的景色更美了。山路两边都是青松翠竹。周围空无一人，阵阵微风吹来，竹叶发出沙沙的动人响声，真像在仙境中一般。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山间小镇，有一家杂货小店和两间山村饭店。那已是中午过后，饭店里仍有顾客饮酒，杂货店外坐着三三两两的闲谈的人们。那一派平和气象，丝毫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气氛。我们虽然听不大懂他们的方言，但肯定他们不是在谈‘文化大革命’，不是在打派仗，不是在辩论谁是黑帮，而是友好的闲谈。谈到高兴处可以听到他们开怀大笑。
“我们从清晨离开宁波，此时已是饥肠辘辘。看见这饭店和食客们桌上的菜肴更勾起了我们的胃口。这一顿午餐大概是我记忆中最鲜美的。那摆脱长时期惶恐、失望、压抑后的轻松，那泛舟河上，漫步林间小道的情趣都使我一时间忘却了这山林小镇外疯狂的世界。
“那一天，我们从码头到天童寺大约走了二十多里路。到达天童寺时已是傍晚时分。此时，天气阴沉起来，并下起了蒙蒙细雨。山林在雨中别有一番滋味，只是加上那傍晚渐暗的天色，使人产生了一股淡淡的忧伤和惆怅。
快近天童寺前，我们听到一阵阵吟唱声随风飘来。开始，我以为是僧人们在吟诵晚间功课，他们唱的是佛经。后来听出他们来回重复的是同一句唱词。再仔细一听，原来他们是在唱毛主席语录歌中的‘张思德同志’那一首。而他们来回重复唱的是那半句：‘就是死得其所。’那本应是雄赳赳的革命歌曲，经那些僧人们一唱，加上那寺庙的意境，竟如同背诵佛经一样。我们走到山门口，见那庙里居然也建起了红卫兵接待站，僧人们都集中在一起唱歌。我们登记了住宿就去食堂吃饭，每一个粗糙的陶器罐里下面是饭，上面是一些青菜豆腐，对我们来说，这山庙中的素斋倒是别有风味。
“饭后，趁白昼的一些余光，我们参观了天童寺的佛殿，但很快我的情绪就被一种失望与愤慨所笼罩。大雄宝殿被上了大锁，踮起脚从门上面的玻璃中窥探，见到的是一派惨像。所有的菩萨塑像全部被推倒在地，有一些佛像竟被砍去了脑袋。昔日圣洁的佛殿里堆满破旧杂物，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