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回到学校向工作组报告了见到王世芬的情况，希望他们去找她回来。当天晚上，首都体育馆的工地打电话到学校说有一个女疯子是外国语学院的，在他们那里，要学校去接。工作组想起章含之向他们反映过，于是派了一辆车叫章含之和另外一人去把王世芬接回来。
王世芬当时从本校英语系毕业不久。她来自上海，有着江南姑娘特有的秀丽和十分温和的性格。她平时比较内向，从不多言多语，与大家友好相处。在她发病的当天上午，教学楼里的楼梯拐弯处出现了一张她班上学生贴的大字报，不记得批评她什么，但章含之记得大字报的末尾一句话是：“不管你是李世芬、王世芬，都要揪出来……”大概是这张大字报把娴静温柔的王世芬吓坏了。
当章含之他们赶到首都体育馆工地时见到的王世芬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的铁丝网正在对一群旁观者声嘶力竭地演讲。她不知什么时候记住了那么多当时时髦的口号，什么打倒旧市委，揪出黑帮；什么去新市委请愿之类。
章含之走上前去劝她回去。她向周围的围观者大声呼救，说章含之他们是黑帮，要迫害她。那时的许多人好像都丧失了理性。明明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讲疯话，却竟然有众多的人响应，要跟着王世芬向“新市委”进军，并且阻拦章含之他们把她带走。那真是很叫人伤心又令人害怕的一个夜晚。王世芬双手抓住带刺的铁丝网，鲜血直流。
回校后，因为王世芬的宿舍就在章含之隔壁，一整夜都听见她在叫喊。一个文静优雅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变成了失去理智的疯子，章含之无论如何难以面对这个现实。
到这时，章含之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章含之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她毅然决定给毛泽东写信陈述自己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希望毛泽东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蹂躏人性和文明的行为。
章含之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力行为。章含之还以为毛泽东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比较详细地描述了种种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她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他们当做敌人？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起来？知识分子不怕吃苦，却不能遭受侮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章含之请求毛泽东能让她立即见他一次，面呈她的意见，希望他老人家及时地制止这种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运动。
章含之的信送到中南海之后，她焦急地等待毛泽东的召见。但大约一周后，毛泽东叫秘书给她未了个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章含之想她懂那第一句话的含意，但她弄不懂当国家处于如此混乱之际，她如何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这个电话是打到章含之家里的。她把内容告诉了她父亲。章士钊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国又要大乱”。他们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语言，只有到了此时此刻，她才感到其实离得很近。他们都真诚地希望国富民强，安定团结。他们都在忧虑这乱哄哄的失去理性的动乱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
那一夜，章含之想了很多很多。她的象牙塔终于彻底崩坍了！她突然觉得她这三十年都是生活在梦幻中，以前是那么的幼稚……
四
章含之一生中参加过不少会议，大到联合国大会，小到公社生产大队的会议，但没有哪一次会议像一九六六年六月的那次“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那样开得惊心动魄，惶恐不安。
章含之被学校通知去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担任英语翻译，大约是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这时，学校已经停课，外交部派未了以刘新权为首的工作组领导运动。校园里整天闹闹哄哄，生活的秩序全都被打乱了。
当章含之接到通知要去参加会议，她很高兴，以为至少可以暂时躲开这混乱的环境。她还天真地希望开完会时这场“革命”也许可以结束了。
当年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章含之刚报到的第一天还没有什么异样感觉，因为她自少女时代起就爱看文艺作品，所以看到云集了全国知名的老年、中年、青年作家的这张代表名单时，兴奋不已，平生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见到这么多的作家。
但是，几乎在开会的头一天就出现了麻烦。不知道是哪里的造反派冲进京西宾馆非要揪出某一个作家，说他是“黑帮黑线人物”。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后来的两天，这类事不断发生。大厅里在开国际会议，京西宾馆的门口聚集着要揪斗会议代表的红卫兵，真正是人心惶惶。
大家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西的大门，怕一出门就被抓走。主持会议人是廖承志同志，每天也有成群结队的造反派喊着口号，一定要揪他回去批斗。这样地揠过两天后，情况越来越险恶。有的造反派势力很大，冲进来揪走了代表。
就在这时，全体工作人员被紧急召集去开会，会上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明确讲这个会议一定要开好，不得干扰。特别提到廖承志同志要保护，有什么问题会后再说。
听了周恩来的指示，大家松了一口气，京西宾馆是军队的宾馆。那时候，军队还没有介入到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派性，所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宾馆加强了警卫力量。尽管大门口每天仍然是聚集了众多吵吵嚷嚷的造反派，但揪人的事没有再发生。
会议的计划是会后分成几路到各地去参观访问。章含之被分配在诗人、作家朱子奇同志带队的一组前往武汉、江西、上海。然而，就在出发前一天，章含之得知朱子奇不能去了。造反派的压力太大，会议的领导顶不住，只能保证与会的作家把会开完。北京的会结束后，朱子奇不得不回单位接受批判！使他们这一路临时改由刘白羽、杜宣同志带队。
他们从北京出发后的第一站是武汉，那是因为毛主席正在武汉，他要会见参加会议的全体外国代表。所以北京散会后，全体人员都去了武汉。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安排了一次游江活动。到了船上，他们才得知毛主席正在畅游长江。当地陪同的领导指着一个方向说毛泽东正在横渡长江。大家都很激动，不过他们在船上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想象而已。后来，毛泽东接见了会议代表。
章含之已有两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远远望去，他显得神采奕奕，精神很好，只是心里觉得离他那么遥远。她想，毛主席坐在那里安详地会见会议代表，真不知道他是否了解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这块土地上备受煎熬！
章含之的直接领导是杜宣，他们相处得很好。当时的外国代表中有一个土耳其画家，整天背着一个大画筒，说里面是他的作品。章含之曾替他翻译，谁知他想入非非，对章献起殷勤。一上火车就非要章坐在他身边，搞得章非常尴尬。
这个画家是个大胖子，却处处凑过来与章含之挤着坐在一起。开始时章含之还礼貌地避开他，可是最后还是不得已对他发了脾气，不再理他。章含之当时年少气盛，并没认识到这是外事活动，要有礼有节。谁知大胖子上了庐山就拒绝参加活动，还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此事闹到了领导那里。杜宣同志耐心地做章含之的工作，说服她不可意气用事。
最后杜宣出面邀请那胖子画家单独与他游山，由章含之任翻译。那胖子也就顺势下了台阶。他们三人在庐山上玩了整整一个上午，在一道瀑布前还照了合影。杜宣与胖子画家一路谈笑风生，论古说今，十分热闹，完全看不出他对今后的命运有什么担心。但是，同所有其他作家一样，会议散后，杜宣回到上海即遭批判。这年年底，章含之利用“大串联”去上海时还去过杜宣家里，与他一家人吃了午饭。当时他虽遭批判但还有人身自由，但是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杜宣终于难逃厄运，身陷囹国多年。
章含之他们那一路人马在上海送走外宾之后回到北京，在机场告别时诗人李季很动情地说：“不知何日我们大家再能相聚。”
这些同志在陪着外宾度过了十多天表面欢乐祥和的游览观光之后，此时已清醒地回到了残酷的现实中。他们相互紧紧地握手，神情黯然，互道珍重。
五
章含之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做临时翻译工作回学校后的第三天，就被“揪出来了”。对此，章含之有过比较详细的回忆，她说：
我无法忘记那天下午那可怕的经历。我在西院教学楼三层一间教室与教研组的其他教师一起学习文件。那时我已清楚地知道厄运即将降临到我的头上，因为我回到学校时看到了大字报栏中已有好几张点了我的名，说我是“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而且大部分往日朝夕相处的同事都不理睬我了。有些朋友也只敢在无人时和我打个招呼。那种滋味大概是永生难忘的。一颗心悬在半空中，不知什么时候，灭顶之灾即将来临。这天下午，灾难终于降临了。坐在教室里，我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咚咚地往楼上跑，听声音总有十多人。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我的心跳加速，不知道是谁又要被揪出来。没想到这个人恰恰就是我！那些我昔日的学生冲到开会的教室门口，吼叫着我的名字，要我站出去。当时，教师中的“革命派”早已有准备，立即配合喊起了口号。我双腿发软地站到了门口。一个现场的批斗会就开始了。那时，我真的是被吓懵了，脑袋里乱哄哄的，他们说些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开完批斗会，我就被逐出了开会的教室，因为我已被宣布是“黑帮黑线人物”，没有资格与革命群众一起开会。我被押回一号楼这间小小的宿舍。到了房门口我马上看到我的房间外两边墙上已贴满了用各种侮辱语言骂我的大字报。门的两边是一副对联，大意是说我为黑帮上蹿下跳，牵线搭桥。就在这宿舍门口，我又接受了一次批斗，才让我回屋里去反省，写“交代”。
记得我被“揪出来”之后，真是吓得惊慌万分，也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绝望。我那自1952年参加共青团，195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十分珍惜的崇高的理想，我那自1953年进入外国语学院以来筑起的我深爱的读书做学问的象牙塔，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了，眼前一片黑暗。“革命派”最后宣布的对我的管制条文中收缴了我的书籍，说这是我散布修正主义的温床，还收缴了我的自行车，说是我进行反革命串联的工具！当这些吵吵嚷嚷的人群从我的门口散去之后，我蜷缩在我的小床上，欲哭无泪！天色渐黑，我不敢去饭厅吃饭，怕又被批斗，怕见到熟人。我更没有勇气去看那些大字报，因为我实在弄不懂，一个刚刚年满三十、满腔热情的年轻知识分子党员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爪牙”，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人？！同房间的教师可能对我也有同情，但也不敢与我多讲话。那一夜，我翻来覆去，难以成眠，眼泪不停地流。第二天早晨，我还是不敢去饭厅，害怕与焦虑也使我忘却了饥饿。此时，就在我的同屋去饭厅吃早饭不久，我的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我隔壁的邻居，就是那第一个窗户的房间的主人，英语系的年轻教师张幼云和她的丈夫、语言学院的教师宋明江悄悄地进屋来。他们急匆匆地塞给我一罐酸牛奶、两个煮熟的鸡蛋，对我说：“我们一夜都听到你在哭（因为这两间房之间有一个墙壁书架，所以实际上只是一板之隔）。不要这样，你一定要保重身体。为什么不去吃饭？该怎么样就怎样。快把这些早饭吃下去。”他们说走廊的房间里的教师都吃饭去了，他们乘机偷偷给我送来这些吃的，但不能久留，怕被人看见。说罢就匆匆地回房间了。
可别小看了这一罐酸奶和两个鸡蛋，它们促使章含之在绝境中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自己面临的处境。它们使她相信并没有被孤立，并非所有人都视她为敌人，她的朋友依然在她四周。
但是，章含之被打成“黑帮爪牙”、修正主义苗子，被揪出来批斗之后的那几个月，确实是她一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最最绝望的一段时光。章含之在绝望中想到，“我还那么年轻，对生活充满那么多美好的期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夜之间我变成了‘敌人阵营’里的一份子。”
当时有一首红卫兵天天唱的歌，歌词是：“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群众齐动员，文化革命放光芒。”凡有重大集会，系里全体教师集合时，这些“黑帮黑线”人物开始时也要站在队伍里。人到齐后，就开始由教师中的革命派指挥，杀气腾腾地唱这首歌。唱完就齐声呼：“杀、杀、杀！”真叫人毛骨悚然。接下来又有节奏地反复唱：“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开，滚、滚、滚！”于是，这些被揪出者就要自觉地“滚开”，从队伍中站出来，等大队伍起步走之后，这一支“黑帮”小队伍默默地跟随其后进入会场。这虽非肉体的迫害，却是对精神极大的折磨以及人格上的极大屈辱。而正是这种日以继夜的侮辱使章含之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有一天晚上，外国语学院和隔壁民族学院的造反派联合召开大会批斗班禅大师。队伍进入大操场后，章含之拎着自己的小马扎远远地孤零零地坐在操场边上。台上进行着一幕幕野蛮的斗争，班禅大师的父母、家人也在陪斗，口号声此起彼伏……
章含之突然觉得浑身的热血往上冲，每根神经都极度紧张，坐不住也站不稳。当时，造反派严格限制行动自由，但是章含之觉得快崩溃了，她再也支撑不住了。
章含之心想，我必须去寻觅什么东西，也许是希望，也许是毁灭，总之，我不能再坐在这里，看着别人被宰割，也等待别人来宰割我。
于是，章含之不顾一切地跑出了校门，跑到了魏公村大马路上。在那个非常年代，公共汽车已没有正常行驶的班点了，她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大勇气和力量，走啊，走啊，居然从学校一直走到了天安门。其时她觉得我是去见毛主席，但到了天安门，她忽然清醒过来，这里没有毛泽东，只有疯狂的人群！
章含之异常地恐慌起来，没有力气再走回学校，也不知道造反派发现她“外逃”的话会如何处置她。她瘫坐在地上，真正地陷入了绝望的深渊。此时，她想起了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妞妞，还有那个家！自幼这个家没有给过她多少温暖，但此时此刻，这个家竟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亮点，唯一的安慰，唯一的避风港湾，使她朝着它走去而没有走向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