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四年早春过后，章含之暂停教毛泽东英语。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运动就开始了，但主要是在农村。章含之与同事们都到展览馆去听了“四清”运动的经验报告会。
后来，毛泽东让章含之直接参加“四清”运动。他对章含之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应当去经受锻炼。他要等她“四清”回来，听她汇报“四清”中的所见所闻。
不久之后，章含之与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工就出发到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参加“四清”了。那时候，他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是出了小学进中学，出了中学进大学的所谓“三门干部”。虽然经过了“反右”运动，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园的环境中过着与书本和学生打交道的平静生活。他们一点不懂得中国农村的情况，更不懂得为什么农村出了那么大问题，要他们去搞这场清查。章含之下乡之前听的那些经验报告很是吓人，似乎农村干部中“烂掉了”一大片。所以对于下乡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惴惴不安。
章含之一行下放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队，就被分配到最穷的农民家去住宿，并且被叮嘱不得接受干部的邀请去干部家做客。他们开始了“明察暗访”“访贫问苦”，神神秘秘地搜集着干部们的材料。接下去就是查账，据说是农村干部有严重贪污现象，所以要查账。章含之后来曾回忆当时的情形：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个村干部家取账本。那个干部非常紧张，再三要我主持公正，不要冤枉他。我很惶恐，第一次感觉到我的所作所为和我的判断竟可能影响到另一个人的生活、前途、家庭甚至生命！我真不想参加这个‘四清’运动，但这意味着逃避斗争，几乎是一种背叛！
“后来，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一个村里的受审查的干部跳井自杀了！当时，虽然我已经入党六七年，但我还不到三十岁，也没有经历过什么风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吓坏了。晚上不敢出门，因为那口井就在离我住的地方不远。连大白天，我都不敢走近它。我眼前总是时隐时现地看见那个跳井干部的身影。我心里开始第一次出现了怀疑，怀疑我们这样背后搜集干部材料以证实我们假设的这个干部存在问题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也怀疑那种唯有最穷最脏才是最革命的理论。到了村子后，我被分配先后住过两户农民的家里去和他们‘扎根串联’。头一家是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他们似乎都有病，都不能参加农田劳动，因而也特别穷。他们那所谓的家不过是一间黑洞洞的破屋。入夜，他们几乎不点灯，也几乎不做任何饭菜。每顿饭都是窝头加咸菜。
“他们那黑屋子的肮脏一直到现在，每每想起都会觉得胃里难受。这一对‘革命的依靠对象’还多少有点痴呆，我问他们任何问题，他们都呆呆地望着我说不知道。他们也奇怪我这个‘城里的学生’为什么一定要挤到他们这破屋里去和他们住在一起，打乱他们的生活。”
过了不久，章含之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也觉得和这一对“革命的依靠对象”去“扎根串联”实在是极为荒唐。领导上决定为她另找一个“串联对象”。这一次是一对年轻夫妇，住得比较宽敞，有一堆孩子，每两个之间最多只差两岁！那个妻子和章含之年龄相仿，倒是伶牙俐齿，说起村干部的“严重问题”，她可以诉说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事情。
章含之听其他农民说这对夫妇有过小偷小摸的不良行为，受过村干部批评，他们多少有点乘机泄私愤、落井下石的味道。他们也不大爱劳动，所以工分少，日子过得比较穷。大概一是他们穷，二是他们十分热衷于攻击村干部，于是他们成了“四清”的依靠对象。章含之实在弄不清楚他们家的脏是否也算是革命的象征。她“记得有一次午饭刚摆上炕桌，那妇女怀里抱着的婴儿就拉稀了，弄得桌边、炕沿全是稀屎。这女人竟顺手拉过一块尿布，稀里糊涂地胡乱抹了几把，就叫她丈夫和我上炕吃饭。那一次我无论怎样告诫自己要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和贫下中农同甘苦，却都无法压住胃里的翻腾，我推说胃疼没有吃午饭。我真的难以说服自己肮脏和革命是画等号的”。
二
“四清”结束回到城里，章含之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因为她虽然仍做一位教师，但她那平静的校园生活似乎再也不能恢复了。她不再幻想，因为不知道“四清”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事。社会上已经开始不断地讲“阶级斗争”，上演的戏剧也开始讲阶级斗争。他们精心排演的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的全本《奥赛罗》也不能正式公演，因为学校领导担心莎翁的巨作是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货色。
“四清”回来后，章含之又去见过几次毛泽东。
毛泽东问章含之在乡下做了些什么。她没有敢对他说出自己的疑问，所以只能简单地讲点趣闻。后来大约到了五六月份，毛泽东对她说：“党内出了点问题，我要忙了，恐怕没有时间读英语了，只好暂停，以后再说。”这时她已隐约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但究竟是什么事，它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却是远非她这个小知识分子党员所能想象的。从那时起，章含之整整六年没有见到毛泽东。不过，在毛泽东心里还是惦念着她，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致章士钊的信中，特地附笔问候自己的老师：“章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很显然，毛泽东在关切之余，也对章含之寄予厚望。
这年，全国的政治气氛更为浓厚了。这时章含之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发生了一件造成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吴璞以及包括章含之在内的其他十几位英语系党员教师遭受打击迫害的事件，那就是外交部派了工作组到北外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
这场运动的背景是一九六四年高等院校进行的一次体制改革。北外从原来北京市高教委和外交部的双重领导，划归外交部单独领导。原来，在双重领导期间，教学质量是归北京市高教委管的，只是学生分配等人事问题归外交部管理。
当时的北京市委由彭真同志领导，一班领导人多数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因此无论在对外语教学的指导上，还是对学校管理方面都是有条有理的。但是，学校归外交部全面接管后，部里派了一些干部到北外接替原来的几位主要领导，从此，学校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北外被闹成了上演一幕幕“肥皂剧”的舞台。
新上任的这位党委书记来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院校当领导也是很难为他的，因为他早年参加革命，文化程度不高。
于是，新书记就决心要抓当时已沸沸扬扬宣传得非常火热的政治思想教育了。北京市委当时下达了一个文件，禁止高校学生谈恋爱，更不准结婚。于是新书记就大抓这件事。不仅大会小会反反复复开，而且讲了许多引人发笑的意见，例如说当有人在会上传条子故意问他教师可不可以生孩子时，新书记情急之下，怒气冲冲地说教师也不准生孩子，违者停职。新书记还亲自在每天晚上晚自习之后拿着手电棒突击抽查教室中有无谈恋爱的男女学生。结果闹得鸡飞狗跳，学生忍无可忍贴大字报抗议，因为新书记把一位女团支部书记找一位男同学谈入团问题也错当做谈恋爱处理。又因为那位团支部书记刚洗过澡，头发散开，因而被新书记严厉批评为“行为不端”。
更热闹的是新书记在学校里大抓灭臭虫。本来这是件为集体宿舍做的好事，但新书记却把它安排成了全校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星期天全体人员不许回家，他自己高高坐在礼堂外的平台上督战。学生、教师排队端着脸盆到开水房打了开水要从他面前走过由他抽查这水够不够烫，然后再去浇自己的床板。当然，这么一折腾原来滚烫的水也变冷了，整个校园抓臭虫大军一片笑闹，甚是滑稽。教师们纷纷提意见说学校要抓臭虫，但不必如此大张旗鼓。与此同时，自从外交部这批新领导到校后教学却没有人抓了。后来，中央开始抓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于是，学校领导又集中力量去搜集外语教学中的阶级斗争动向。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之后，新书记终于向全体教师、学生做了一个批判外语教学中的资产阶级“只专不红”的报告。但由于书记本人缺乏外国文学的起码常识，这个报告变成了一个大笑话。例如新书记在批评外语教学中选用的文学作品毒害学生和青年教师时，在举例中把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和《安娜·卡列尼娜》混为一本书，他说有些学生看了“安娜圣母院”受害很深。他又批评北外英语系教师排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但显然他并没有读过甚至听过《奥赛罗》的剧情，甚至也不知道奥赛罗是剧中的男主人公，是个摩尔人。于是他说“有女教师演奥赛罗之后，自己就天天照镜子，想象自己长得和奥赛罗一样漂亮”。结果自然引起哗然。除此之外，与新书记同时来校的一位主任，中年尚未婚娶，于是在找年轻女教师谈思想时就流露出爱慕之意。此事传出也引起教师们的极大反感。一个高等学府变成了层出不穷的滑稽戏的舞台。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在外交部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社教运动”后，教师们纷纷批评学校党委。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是曾任驻老挝大使的刘春。他在动员报告中明确说这场运动主要是为学校领导整风，他要求全体党员要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敞开思想给领导提意见，并且说不论意见多么尖锐，领导今后都不得打击报复，否则“党纪国法”不容。
于是，英语系教师党支部首先向院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尤其是章含之所在的党小组的十多位年轻党员，每天在会上都慷慨激昂，希望院领导改掉那些浮夸的作风，认真地深入到外语教学中去，提高教学质量才是高校任务所在。
他们谁也料想不到一年之后，他们所提的每一条意见都变成了“秉承黑帮旨意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万想不到他们当时的坦率竟断送了同事吴璞的性命，也影响了其他很多人后来的前途与事业。
三
“社教运动”结束不久，转眼就进入一九六六年。那年的春天风沙很多，空气中总有一种浮躁的因子在游荡，令人忐忑不安。
五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标志着“文革”的正式启动。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下同）。这个通知系统地表达了一九五七年以来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理论；确定了“左”的方针、政策；是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次比较完整全面的论证。因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许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这些都是从“左”的观点出发，错误判断形势，结果造成：自己打乱自己，自己否定自己，混淆是非，造成一场全国性的大内乱和大灾难，演绎了一幕幕人间悲剧。
五月下旬，党内终于传达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章含之作为基层的党员，虽然还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表面上仍是宁静的校园此刻在紧张地等待着这即将到来的风暴。这风暴没有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来到了。报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势头越来越猛。名义上是一场文化的争论，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是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斗争。
《五-一六通知》公布后，“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从城市到农村席卷祖国大地，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串连，所向披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一直延续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它是一场令全民族为之瞠目结舌、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革”一开始，是红卫兵的“扫四旧”。那时的口号是“摧枯拉朽”，那倒真正地是把一切传统的生活彻底地连根拔了。全社会陷入了混乱与恐怖。
章含之那时不放心家中的父母亲两位老人，每天从学校骑车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学校的半路上无端地被巡街的红卫兵叫住，指责她头发太长，裤脚太小，挥舞着手中的剪刀威胁要剪去她的头发和剪开她的裤脚。
不久就开始抓人，什么人都抓，干部都成了“黑帮”，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是“特务嫌疑”，爱抓谁就抓谁，爱打谁就打谁。不知道世界上哪一次革命可以与此相比拟，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都还记得当时成群结队的年轻学生，带着红袖章，挥舞着皮带，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之躯上；甚至有时候他们把一批所谓“黑帮分子”的脸涂成像舞台上的大花脸，头上戴着高帽子，写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挂着大牌子写着自己打×的名字，像一群正在被赶去屠宰场的家畜般地被游行示众……
身为名门闺秀的章含之，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这种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一切是多么地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小将造反有理”。这时，住在章含之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病。这件事对章含之的刺激很大，竟然促使她冒着危险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上诉书。
那是在当年六月中下旬，北外已开始贴出各种大字报。当时的外交部派了一个工作组在领导运动，学生们的大字报多半针对过去北京市委领导时期的干部以及一部分教师。
有一天中午，章含之去食堂吃饭，见到自己隔壁房间的王世芬从食堂打了饭菜端回宿舍。只见她神色异常木讷，手中的碗倾斜着，菜汤不住地往外流。章含之提醒她，她却似乎没有听见。章含之匆匆吃过饭，回到宿舍看王世芬时，只见她呆呆地坐在桌旁，用手把自己的许多照片撕成碎片。这时好几个住在附近的教师劝慰她，她却一点听不见似的。这天下午，章含之心里特别烦躁，实在不想待在校内，于是，骑车到动物园那里转了一圈。傍晚回校时又在半路上碰见了王世芬。她一个人直直地往动物园的方向走去。章含之跳下车问她去哪里。她只是笑笑，指指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