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读完英文，就出去散步。然后，毛泽东每次都留她、吴旭君一起吃晚饭。而晚饭总是有个火锅，因为毛泽东很爱吃肥肉，他把大块的肥肉放在火锅里，然后蘸着佐料大口地吃，胃口很好。
其时，毛泽东也叫章含之一起吃。上海长大的女孩子大多数是不吃肥肉的。只有在毛泽东那里，为了不扫他的兴，章含之每次都吞咽一两块切成大方块的真正大肥肉，那感觉在她看来，就像把半块黄油一口吞下去一般。三人晚餐时，章含之最是放松，那情景很像是个和睦的家庭——她和吴旭君陪着自己的长辈吃饭，边吃边闲谈，谈中南海外边的趣事，也听毛泽东对许多事的评讲。可惜的是，章含之事后作的一些简要笔录，“文化大革命”时，都被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勒令交出了，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她手中。
当然，给章含之触动很深的、与毛泽东的几次谈话是关于她父亲。虽然章含之父女俩到北京后生活在一起，可她在感情上同他之间的那座冰山始终未能消融。后来，她在入团、入党过程中，自然是毫不勉强、心甘情愿地就把他当成是旧官僚、旧政客的代表，彻底批判；入党后更时时都视他为敌对阶级的代表……在毛泽东的一番开导之下，章含之和她父亲的关系终于得到化解。
对此，章含之追述道：
后来，在又一次陪同毛主席散步时，主席又对我讲了父亲为他筹募资金的事。记得那是个很冷的天气，主席快步走着，突然停下来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现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又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着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竞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主席必定派徐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满累计两万元。1973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主席问我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主席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十年分期偿还，还足两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两万元还清了。”主席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会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十年。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主席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还有一次，章含之与毛泽东学完英语，向他讲起自己的身世。章含之告诉他，自己和章士钊感情淡漠可能因为父母亲守口如瓶不告诉真相，自己其实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而是父亲在自己出生八个月时收养的。
听了章含之的这番诉说，毛泽东以十分亲切的口气对她说：
“你不要把这种血缘关系看得太重！你的生身母亲虽然生了你，却没有抚养你。你们只不过是血缘关系。她只不过是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未了。而行老夫妇不仅抚养你，还培养你成人，使你今天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是比血缘重要得多的人和人的关系，你应当把他们真正当做自己的父母才对！”
章含之认为，“正是毛主席这些孜孜不倦的教导融化了压在我心头的冰山，使我对父亲有了重新的认识，我们父女之间的隔阂从那时起才逐渐冰释，有了父女晚年间温馨信赖的氛围。抚今追昔，我所以能够还不自愧，心底里还总有个曾经存在的家，也是全赖主席当年的一片苦心”。
她还说道，“同主席一起吃饭的餐桌谈话是那么丰富多彩，充满教益，今天回想起来仍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我记得毛主席的饭菜是极其简单的，每次总是由一位服务员用提盒送来。一般都没有酒或饮料。只有一次，毛主席说要请我喝一杯黄酒，因为那一天决定了中国同法国建交，第二天要公布。这是我们同西欧第一个国家建交，主席格外高兴。他对我说：‘戴高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有魄力作为第一个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我希望他有机会来中国访问。’可惜，戴高乐将军没有能实现他访华的愿望，毛主席也未能与这位被评价很高的法国元首会晤。后来，法国总统蓬皮杜一九七三年访华时，主席会见了他，当时还感慨地提到戴高乐将军未能访华的遗憾。”
到了第二年，即一九六四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在一次学英语之后吃晚餐时对章含之说，“过了春节，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在外面时间更自由，我可以多一点时间学英语。你向学校请个假，同我一道去。不过我不好剥削你，我们交换。你教我英语，我教你读《史记》。你到书店去买一套普通版的《史记》带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书都是好版本，可惜了。”
章含之感到兴奋异常，因为能有毛泽东教自己读历史，这是何等的幸运！她回去把此事告诉了父亲，章士钊也很高兴。
章含之立即去书店买了《史记》，等待着春节后毛泽东通知动身。
没想到，到了正月初三下午，章含之接到毛泽东的电话，要她去一趟。
那时候章含之去中南海见毛泽东时，他关照得极细致。他说：“我请你当我老师，不要搞特殊化，你一般骑自行车来，天气不好时，我派车接送。不要用行老的汽车，那是配给他用的。”因此，章含之每次都遵照毛泽东的嘱咐骑自行车去他那里。只有一次下大雪，章含之是坐公共汽车去的，毛泽东派汽车送她回家。
初三那天下午章含之到毛泽东那里，他说：“我暂时离不开北京了，旅行只好推迟。”她只觉得毛泽东神情不如过去轻松，也不知是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脱身。
章含之天真地以为那只是毛泽东工作繁忙，等忙过这一阵，自己还有机会陪同他出巡的。她哪里知道，后来给全中国带来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此时已悄悄地出现在中国高层领导的政治生活中了。
后来，章含之在与我聊天时曾透露，毛泽东跟她学英语，其实是一种工作方式，他可能正在酝酿一个大的惊世骇俗的动作，故而以貌似轻松的面目示人，以麻痹所谓的“政敌”。
出版人萧关鸿也问过章含之，“毛泽东是否真的想学英语。她说：当初以为是，现在想来，其实毛泽东是想借此休息。而且她发觉，她去中南海的这一年多，毛泽东很空闲，有闲心与她聊天。章含之有次还告诉我，毛泽东曾想带她去外地，住在他的专列上，她教毛泽东英语，毛泽东给她讲历史。这个计划如此诱人，使章含之非常激动地期盼着这一天。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成行，而且毛泽东也停止了英语学习。因为，毛泽东开始忙起来了。”
当年春节过后不久，章含之所在的“北外”师生要去参加北京郊区“小四清”。章含之请示毛泽东要不要向学校请假，因为周末她要去陪他学英语。
毛泽东说：“不要请假。你去参加四清吧，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阶级斗争中去锻炼！”
春末夏初，章含之参加“小四清”回来后又去过毛泽东那里几次，但感觉他越来越忙，情绪也大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
终于有一天，毛泽东对章含之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
章含之就说道：“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学了。”
毛泽东又道：“给你两句话：要你经风雨见世面，要你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
那时候，章含之与普通大众一样，丝毫不知道一场大风暴已开始在酝酿。
不过，就在这教英语的一九六四年，洪君彦因“四清”运动去湖北半年，章含之夫妻两人鸿雁传书感情依然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