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出发前的方案，章含之是代表团的主要英语翻译，她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然而她觉得“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我没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已萌发的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想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激起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显然，毛泽东的话，搅动了乔冠华的情思，在他的心头，激起了阵阵涟漪。
代表团在准备出席联大的发言稿时，乔冠华口授了一段关于美、苏关系的评论，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说两个超级大国的妥协协议都可以因矛盾激化而“一风吹”。当时外交部翻译室的同志按字面翻译了。乔冠华历来对文稿都是亲自认真审定的。这次，他建议把“一风吹”译成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世界名著《飘》的英文原著书名“Gonewith the wind”（随风飘去）。后来，当乔冠华在联合国讲坛上念到此处时，同声传译的耳机中传出“Gone with the wind”的译文，全场涌动起会心的笑声，并有代表鼓掌，可见这段讲话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章含之发现乔冠华常常若有所思，对她也很客气。终于有一天，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
那时，每年的联大会议是最好的国与国之间双边、多边会晤的机会。乔冠华除了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会外与各国外长的接触。这天上午，他有一个会见活动，地点约在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
乔冠华由章含之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一找，于是，整个宽敞的大过道就剩下了乔、章两人坐在长沙发上。
他们两人交换了几句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话后都沉默了。然后，乔冠华突然问章含之：“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吗？”
章含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说：“什么情况？”
他说：“就是主席讲的你个人生活情况。”
章含之这才明白他指的是临行前在主席那里的谈话，一时有些慌乱，最后她说：“其实我们早已分开三年了。没有办手续是有一些客观原因，那时他也处于政治压力下，我不愿增加他的困难。主席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回去就按主席指示办。”乔冠华显得很不自然，干咳了两声说：“那好！”就再不往下问了。章含之也很不自然。一种心灵的感应告诉她，乔冠华并非坐等客人无聊随口问问，以示领导的关怀。后来，乔冠华突然站起来说：“我想走走！”就在过道上来回散步直到礼宾司的同志把客人找来。
那次短暂对话后一切似乎恢复原样。章含之仍陪同乔冠华会见客人，他们也没有再提到个人生活的话题。然而，章含之深知一种微妙的感情正悄悄地滋生在两人之间。
过了些天的一个夜晚，乔冠华那层楼的服务员小朱下来叫章含之等四五个人上去，说：“乔团长今晚无事，想请大家到他房里听音乐。”他们上去时，乔冠华已在放贝多芬的交响乐。他酷爱西方古典音乐。他爱听贝多芬，更爱肖邦的钢琴曲。
那天晚上，谁都不说话，只是沉浸在一首首的乐曲所营造的醉人惬意的氛围之中。
乔冠华只是在换唱片时似乎从梦中醒来，说了一句：“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对此，章含之印象十分深刻，她记得，乔冠华后来在政治动乱的岁月，苦恼时唯一的寄托也是音乐。章含之曾经叹息地对他说：“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宣泄你的情感，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而这时他反唇相讥说：“你不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听到十点多钟，大家站起来说：“乔部长休息吧，我们回去了。”乔冠华点点头。可是当几个人走到房门口时，他突然叫章含之留一下。章含之以为是第二天开会的事，可他却说：“没什么事，只是想留你再陪我听一张肖邦的钢琴。”于是，章含之默默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里，她知道在悠扬舒展的钢琴旋律下，彼此的心都不平静。一种磁性在吸引着两人相互靠近，但又有一种社会的无形压力在排斥他们的接近。几个月之后，乔冠华告诉章含之，那天晚上她走了之后，他很久不能平静。半夜，他起来想写点什么，但心绪很乱，只写了两句话：“晚风孤夜深秋院，隔江人在雨声中”。他说这是写给章含之的……
四
这年九月，章含之正准备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时，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临行前的指示谈话时给了她一项特殊任务——要她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先生。
毛泽东说他很敬重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当时顾维钧已八旬高龄，退休后在美国当寓公。毛泽东嘱咐章含之说，不要用官方名义去看他，也不必提是毛泽东要她去的。因为顾老先生与她父亲章士钊也可称是世交，她可以用晚辈名义去看望他。顾老先生的女儿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局长，可以请她安排。
毛泽东说要章含之向顾维钧介绍大陆的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来看一看。毛泽东还要章含之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心愿。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章含之于这年十月五日，在纽约顾维钧女儿住所拜访了他并共进晚餐。顾维钧其时虽已高龄，但精神极好，并且步履矫健。他极有兴趣地问了大陆许多情况，但却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因为一年前祖国大陆刚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确时机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顾维钧先生逝世，他都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当年十月九日，章含之从纽约回到北京，马上接到通知，要她第二天晚上去毛泽东主席那里汇报与顾维钧会面的情况。
这是章含之到外交部工作后唯一一次与毛泽东单独在一起谈话。他对会见问得非常仔细，也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访问。他说要给这些国民党的元老们做工作，介绍大陆的发展。
那天在毛泽东那里，章含之又感到一种无须戒备的无拘无束。只是看到他明显的衰老，想起当年健壮的他，心头有一阵阵辛酸，祈祷着上苍保佑，让这位巨人在这世上停留得长久些，再长久些……
五
在章含之回国之前，大约是十月初，外交部的一位“通天人物”突然打长途电话到代表团点名要章含之立即回北京，说有重要任务。
章含之接到通知后去找乔冠华，她多希望能按原计划陪他去欧洲访问。她说，我没有那么重要，国内不可能有什么事非我不可。章含之问乔冠华是否可以和部里商量原计划不变。他说他已经打过电话，部里那位“通天人物”大发雷霆，说是中央有重要任务要章含之回去，不得更改。
那时中美之间没有直接通航，来回都要经巴黎乘一周一次的法航。为了按时赶回北京，章含之订了十月八日的机票。没想到这一天纽约下起了暴雨，本已是深秋，却雷电交加。不到半日，许多街道已积水很深，很难通行了。与章含之同行的有四位，飞机是晚上七点多的，但由于天气恶劣，代表团决定让他们下午四点就出发。三点多钟时，乔冠华要厨房做了面条，为章含之一行送行。在十层会议室里，乔冠华陪他们吃面。章含之他们其实刚吃过午餐不久，但还是都上楼了。
只见乔冠华满面愁容，非常担心他们在雷雨天起飞的安全保障。章含之开了句玩笑，说：“团长，你们今晚睡大觉的时候，说不定我们四个人已掉进大西洋里喂鲨鱼了。”听到此话，谁都没料到乔冠华顿时紧张起来，失态地对代表团陪去机场的同志大声地说：
“今天不走了！不能冒这种险！我的决定，我负责！”章含之很紧张，马上说是开玩笑，没有把握飞机是不会起飞的。再说，要按时赶到北京只能乘这一班飞机。乔冠华没有坚持，但显得异常焦躁。他把他们送到大门口，一再嘱咐要小心，还关照送行的同志说万一有雷鸣，还是考虑返回，切不可冒险。
汽车涉着深水艰难地往机场走，路上竟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机场已过了原定起飞时间，但因为所有航班全部延误，所以还在等候。晚上九点多钟，机场人员找到他们，说有电话。代表团陪同的同志接完电话后回来，为难地征求他们意见，说乔部长亲自来电话，要叫你们回去。这时章含之直觉地感到，乔冠华在对他们四个人的关怀中有着一份对自己的情意。但她知道此刻的他又处于极不理智的状态。因此，章含之说请报告团长，行李都已托进去了，不好撤出。如果安全系数不够，法航会取消这班飞机的，请他不必为我们担心。
事后，别人告诉章含之，那天在纽约代表团驻地，很多同志都不理解乔冠华为何如此激动烦躁。他每隔一小时就叫办公室打电话问机场，他们那次航班起飞没有。到了晚上九点雷雨还不停，他断然下令返回。后来，飞机大约于午夜起飞，一架巨型波音“747”，大多数旅客都退票了，整个机舱只不过十多名乘客。当飞机平稳地飞越大西洋时，章含之换到一个靠窗的位子，推开窗板，默默注视着外面黑漆漆的苍穹，心潮起伏，矛盾重重。她自言自语：“我已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但要下这决心是多么不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