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无比哀怨的爱情誓言不也是在月光下发出的吗？章含之努力想赶走那些不祥的联想。此时乔冠华突然又说：“我们不用什么誓言，只要信任就够了。将来有一天，若我眼睛瞎了，我相信你就是我的眼睛，我可以扶着你，你拉着我。假如那时我们一贫如洗，你就这样拉着我去要饭，我们还是在一起。”章含之顿时心头一惊，一阵寒流穿过全身。这婚礼之夜爱人之间怎么会说了这么多不吉利的话！她不敢再往下想，急匆匆地说：“天太冷了，快进屋吧！都是这月亮，我们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话！”
在后来的岁月中，不知怎么，这婚礼之夜的月下对话总是困扰着章含之，顽固地在她心里忽隐忽现，驱之不散。在乔冠华逝世之后，她就更为经常地想起那个夜晚，也更相信命运。
平心而论，乔冠华和章含之不论在性格上有什么缺陷，或者在现实政治生涯中有过什么错误，但他们两人都心地善良，光明磊落。他们又如此真诚地相爱，彼此肝胆相照，祸福与共，为什么他们的结局会这样悲怆？！
带着对幸福的梦幻和对未来忐忑不安的茫然，在那一九七三年寒冷的冬季，乔冠华和章含之开始了他们的共同生活！
三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乔冠华的子女尤其是儿子乔宗淮对其父再婚的看法。先来说一下乔宗淮的成长轨迹。
一九四九年，乔宗淮随父母北上。从此他结束了随父母四处漂泊的生涯，开始专心读书。一九六三年乔宗淮毕业于北京男四中，进入他父亲的母校——清华大学，就读于工程力学系工程热物理专业。
曾在北京男四中读书的人回忆说，四中的毕业生中，成绩好的纷纷报考清华、北大、人大等著名高校，而成绩差一些的，凭着自己家庭背景特殊的一些学生，毕业后则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这所学校在录取成绩上对高干子女是特殊优惠的。由此也证明乔宗淮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这当然也凝结着乔氏夫妇操劳的心血。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响遍全国，乔宗淮也受此影响，准备“科技报国”，在清华，他学习相当积极，并于一九六四年四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八年，乔宗淮毕业，起初分配在国防科委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三室工作，曾任研究实习员。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有几天，一九七零年乔宗淮同时遇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九月二十日，他敬爱的母亲龚澎因患脑溢血病逝；第二件就是因受批判“陈、姬、乔”运动的牵连，乔宗淮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在东北一个偏远的乡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达两年之久。虽然连遭不幸，但是乔冠华与乔宗淮到这时还是父子情深的。看到母亲刚刚去世，父亲丧魂落魄的样子，乔宗淮一度十分担心他会经受不住这一沉重的打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一年多后，自己的父亲乔冠华会突然决定与比自己小二十二岁的章含之结婚。
乔宗淮父子间的矛盾是在一九七二年总爆发的。这一年乔宗淮调回北京，在第七机械工业部搞技术方面的工作。
而此时乔冠华已经决意要续弦，而新娘就是仅比乔宗淮大八岁的章含之。对这点，乔宗淮实在不能接受。
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出版了《我与乔冠华》一书，讲述了她与乔冠华的故事，风靡全国，捻熟者甚众。而乔宗淮这边的亲友却不买账，乔宗淮的内弟查理-彭也写了《（我与乔冠华）并非故事的全部》一文，讲述了他们的版本。
查理-彭也承认：“章含之与乔冠华的婚姻当初就是北京从高层到民间广泛流传的闲谈话语，至今看来，乔章二人的结合称上是珠联璧合，章含之是个有才华的女人，尤其是她对乔冠华的感情，深沉真挚。”但是，他又认为：“俗语说‘金无足赤’，自古至今十全十美的故事从来就没有，虽然《我与乔冠华》一书给人的印象是主人公的纯真与追求，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它还有另外的一面，不乏庸俗而不为人知。”
该文披露，乔宗淮他回过头来看时，并不认为在这场事件中谁对谁错，只是认为这场悲剧的原因在于：“在七十年代的中国，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选择了一个有着两个成年子女的六十岁男人作为终身伴侣，这场婚姻的悲剧性质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乔章二人违反世俗常规的婚姻遭到了子女的反对。”
据查理-彭讲，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是一个沉着、聪敏并具备知识分子气质的青年，女儿乔松都也是父母的宠儿，单纯而任性，父亲要娶一个只比宗淮大八岁的后母，这令宗淮兄妹十分尴尬。很早就具备政治家气质的乔宗淮知道章含之不是出身于政治圈中，年纪既轻且个性突出，曾以“章政治上不够成熟，父亲应考虑全面，挑选一个能在政治上帮助并保护父亲的配偶”为由表示过反对，这对当时正值热恋的乔章二人无疑是火上再添一勺油，乔宗淮的做法其实有些愚蠢。女儿松都更是激越而单刀直入地对乔冠华说：“你对不起我妈妈！”
乔宗淮兄妹曾故意把其母龚澎的照片挂在父亲为自己和章含之布置的新房里，结果父子大吵一场。乔宗淮兄妹继而又给周恩来写信，大意是父亲年纪大了，续弦子女们没有意见，但是不能接受章含之，希望高层予以干预。周总理当然没有干预，也没有插手；相反，他老人家倒是愿意玉成其事。而小乔的这番举动当然不能改变老乔的主意。
长时间的拉锯战使双方都有点失去耐心，最惨的是乔冠华，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当乔宗淮最终对父亲表示只得接受父亲的决定，接纳章含之而试着与她相处时，章似乎已失去可能与乔的子女和平共处的信心。父亲给乔宗淮的回答是：乔章的结合只能是二人世界，子女必须搬出。”
据查理-彭的文章说，“紧跟着的一件事使乔宗淮兄妹不得不被迫仓促搬迁”。“一天，乔松都下班回家，掏出钥匙开门，插入锁孔却久久不能转动……她惊诧地发现门锁已被换过了！她不知所措地呆立门外，直到老保姆梅阿姨买菜回来，为她开了门，无奈地支吾：‘松都，是乔部长……唉……’事实十分清楚，乔冠华已破釜沉舟，新的家庭是一把利剑，要和已失去母亲的旧家庭斩断情缘，被隔离在换了新锁的大门以外的成员是：儿子乔宗淮、女儿乔松都、儿媳彭燕燕，还有她怀孕八个月还未出世的儿子乔小澎。
“迫在眉睫的情势使得子女们在最短时间内想出解决办法：乔松都必须搬入她当战士的北京262医院集体宿舍去，乔宗淮已有家庭，不可能去住集体宿舍。于是军人出身、生性爽直的我大姐提出搬到我家去。父亲的绝情伤透了子女的心，乔宗淮决定搬家而不必通知父亲。”
一九七三年九月底的一天，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党代会召开的前夕，忙碌的乔冠华不在家里。乔宗淮、彭燕燕、还有一位乔宗淮夫妇共同的朋友——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王立行，三人乘坐一辆卡车回到北京报房胡同的外交部宿舍准备搬家，车子的提供者也是乔宗淮的朋友，时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铮的儿子王苏民。
哐哐啷啷的搬家举动惹未了外交部宿舍一大群人驻足围观，两个男丁一个孕妇从屋子里吃力地搬动物品，人们只是看却不帮忙。后来当时驻日大使韩克华的儿子韩燕生走出人群帮了一把手，再后来驻捷克大使曹英的儿子曹吉东也帮了忙。大约一小时后，装得挺满的中型解放牌卡车呼啸着绝尘而去，车上装载着乔宗淮的小家当：一张木制双人床及被褥，一套桌椅，乔宗淮的一个箱子，乔松都的两个箱子和彭燕燕结婚时作为陪嫁的四个箱子，外加属于他们去世的母亲龚澎女士的两个箱子，还有一个红木双门玻璃柜，那是在乔宗淮结婚时外交部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作为礼物送给乔宗淮的。还有宗淮和彭燕燕赌气拿走父亲的一打唱片，“但顶多是二三十张之多，而并非像章含之书中所说的五百张。”
据说乔宗淮搬家的举动使乔冠华十分恼火，他打电话给当时的公安部部长李震，称党的“十大”期间，外交部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乔部长家中被盗，要他赶快带人破案，捉拿坏人！这时是乔宗淮的岳母站出来怒斥：“公安部又不是你家开的，我看他敢来抓人！”“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事也就作罢了。
有道是，时过境迁，但是对历历往事，章含之的继女乔松都却难以释怀，她在自己的父亲乔冠华去世二十多年、继母章含之去世几个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一书。有媒体报道说：“该书还首次披露了龚澎去世，乔冠华与章含之再婚后所谓的乔家‘家变’，作为乔冠华的子女第一次回应了其中的种种传闻。”读了上面的引述，不难发现，这一说法是言过其实的。
在《突如其来的变迁》及《重新走近父亲》两章中，乔松都写下了父亲再婚前后乔宗淮和自己的态度及他二人先后搬离乔家的经过，她说：“三十年后，有媒体煞有介事地说，乔冠华的儿子从家中擅自拿走了几百张唱片，并引申出‘乔的子女搬走了一切’。首先，我家从来没有数百张唱片，更不要说经历文革抄家浩劫之后了。其次，哥哥至今保留着封套有母亲签名的唱片。至于搬走一切的说法更属子虚乌有，完全违背了事实真相。”
乔冠华的子女在父亲再婚后就没跟父亲一起生活过，“爸爸搬出报房胡同后的数年里，我们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隔绝了，这是当时我心里最难过的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件事。”乔松都这样描述那段难熬的岁月。虽然行文间能明显感到乔冠华的再婚对于乔宗淮和乔松都兄妹来说并非愉快的经历，但是全书只字未提继母章含之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