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四年夏天到一九七五年夏天，是章含之、乔冠华夫妇十年婚姻里头最开心的一年。
这一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为4504亿元，比上年增快19．7％。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增长4．6％。同时，全面整顿也是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伟大斗争，唤起了全国人民空前觉醒，加速了“四人帮”走向灭亡的进程。
邓小平主持整顿，得到了毛泽东一定程度的支持，因为毛泽东希望恢复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他又不允许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实质上是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首位，这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的反正。而对经济、科技、文教等部门的全面整顿，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所实行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能不逐渐发展为对这些错误政策的全面系统的纠正。这一系列的重要整顿深得民心，还促使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更加深入地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不仅触怒了“四人帮”，而且也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够容忍的程度。
于是，从一九七五年八月开始，江青、姚文元等人利用毛泽东对《水浒》一书的评论，发动了一场所谓“评《水浒》”的运动，大批“投降派”，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九月，江青在山西昔阳县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大肆活动，造谣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十月，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七、八、九三个月，谣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同志。谣言来自北京。”这时，毛泽东病情加重，他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系仅仅通过毛远新来传递。
据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披露：对于“四人帮”发起这一场新的批判的目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心里非常明白。九、月十五日，周恩来在与人谈话时说：“他们那些人（指的是‘四人帮’）有些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九十月间，邓小平在部分省委书记座谈会上说：“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周恩来和邓小平都知道，他们面临的，又将是一场生死恶战。
从一九七五年的八月份起，周恩来忍受着与癌症作斗争的巨大痛苦，多次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乔冠华等谈话，还多次找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甚至找江青等人进行谈话。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是在分秒必争，他要用他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同“四人帮”作最后的斗争。
从九月底到十一月初，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攻击邓小平。他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很恶毒，对于不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上述看法，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十一月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吴德传达了毛泽东对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
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全国开始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十一月二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于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对他的批判逐步升级。
于是乔冠华和章含之所遇到的那一幕，便悄然而至。
乔冠华和章含之那种忙里偷闲苦中作乐的日子，到一九七五年结束了，接下去的则是始料未及的磨难。
这年十月，基辛格来访。十月十二日晚，毛泽东会见后，章含之参与整理记录直至凌晨。在场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对她说：“你别打瞌睡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就醒了。”
章含之问什么消息，她说：“要批判邓小平了！”章含之确实给吓醒了，问怎么可能？她告诉章说，毛主席批评了清华大学的刘冰信件，并说邓小平同志是后台，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事态果然急转直下。
在全国还未有动静之时，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倾”高潮。十月二十五日，部党核心组开会学习毛主席谈话，会上有人声色俱厉批判乔冠华月初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谈话都犯了右倾的错误。与基辛格的谈话错误是迟迟不指出美苏搞新慕尼黑阴谋，与日本外相会谈的错误是急于与日本签和平条约，在原定会谈之外又加了一次会晤。据说这都是毛主席批评的。与此同时，宣布要扩大范围，把使、领馆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来学习。
乔冠华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打懵了。谁也弄不清这批评究竟是不是来自毛泽东，却又不敢顶撞。于是，从十月二十七日开始，乔冠华做检查，违心地检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对美、对日的右倾错误。正在那时，章含之要陪同一个尼泊尔的皇室代表团去外地，她十分放心不下乔冠华。她记得，出发前的晚上与乔冠华相依相偎呆坐在沙发里很久很久。他们都为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命运感到迷茫。
章含之对乔冠华说，不管多大的风浪，我们都必须顶住。乔冠华叹气说，周总理病得那么重，谁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讲这些事。他打过几次电话请示小平同志，但他对这局势已无能为力，不好再去请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这一次只好听天由命了！
乔冠华接着说：“反正我早已有准备罢官。只要我们在一起，罢了官就‘回家卖红薯’！”章含之突然情绪激愤地说：“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
章含之认为，后来的一切错误都是这情绪的激愤引起的，也难怪，由于他们对当时真正的政治形势根本不了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经从乔冠华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的所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黄镇的所谓“在使馆执行错误路线，打击青年干部”。一大批老干部又面临危机。
章含之果真被自己的性格冲动所驱，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十二月十二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之后对矛盾的双方说：“老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轻视老家伙！”又说，“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叫滚蛋！”
从毛主席那里回家，他们精神振奋地认为形势并不那样紧张，只是打打招呼，做点检讨，小平同志也无事，外交部经过毛主席批评也无大事，只是今后关系复杂难处！
然而，告状的事终于使章含之陷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黑的“无底洞”。直到许多年过去，她也弄不明白这陷阱是从何时何人开始的。总之，他们被一些虚假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公道可以战胜邪恶，谁能料到最后却是他们自己被定罪为“借刀杀人”！
根据杜修贤的回忆，乔冠华其时也曾向毛泽东反映过心中的“不平”，当时他恰巧也在场。他说：“接触毛泽东的机会，乔冠华也不少，他经常陪外宾进出毛泽东书房，可他从未在主席面前谈什么，特别是外交部的事情。但是一个无防人之心的人，最终却被人害了！整乔冠华的浪潮几乎与批邓同时开始。那时，每次见到他，他情绪极坏，他说，‘老杜啊，这官当不了了。丢了乌纱帽和你喝酒！我和含之回家卖红薯！’我听说外交部在批判右倾，很为他担心。”“记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我去主席书房拍摄会见外宾的情况，乔冠华正好陪外宾也在场，他表情比较严肃，和以往不同，好像心思重重的，主席会见外宾以后，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当握到乔冠华手时，主席和以前一样总要开心地叫他一声‘乔老爷’。可这次乔冠华没有笑，而是将头深深低下，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轻声自责道；‘主席我犯错误了。’主席先是一怔，后来说：‘那不是什么错误嘛。’我私下问外交部的人，他们偷偷告诉我外交部有人告乔冠华的状，说是他右倾，在联大和日本人会谈，和基辛格会谈都犯了错误。主席这样一说，我觉得乔冠华心情顿时开朗许多，熟悉的笑容又浮现在他的脸上了，以为主席发话，那些整他的人要收敛些。可是后来，乔冠华的日子似乎反而更加充满危机。再以后江青也乘机插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奇妙！我有点担心，问老乔怎么江青过问外交部的事。老乔叹气说：‘没有办法，指定的，现在只有我同她有点内部矛盾，先解决内部的问题。’听他这么一说，我以为情况会好一些，可是没过多少日子，就听说‘乔冠华在外交部犯错误了’，传言说他是‘借刀杀人’，点名批评了他，开始我们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后来知道是指乔冠华在外交部不真正批邓，而是‘打内战’。在当时，这一传言就足以使乔冠华由辉煌的顶峰跌入黑暗的谷底。”
乔氏夫妇两人容易情绪激动而感情用事，而这性格几乎给他们招致杀身之祸。哲人有云：“性格即命运。”乔冠华和章含之性格太相近，脾气太相同，因而在一个人情绪冲动时，另一个不能用理智来抑制这种冲动可能造成的恶果，尤其是在政治游戏之中。
多年后，乔冠华的一位老朋友对他说：“你那时只要再忍一忍，几个月后就大不同了！”乔冠华说：“我忍了两年，实在忍不下去了！”章含之叹息着说：“也许都怪我闯的祸！”
乔冠华动情地说：“不要这样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头是针对我的！”
一九七五年刚刚结束，对中国人民来说，巨大的不幸降临了。元旦过后的一周，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周总理与乔冠华，多年来形成了一种十分亲切默契的上下级关系，非常含蓄沉稳。就连乔冠华的夫人也几乎没有见过他们之间有过任何私人来往，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乔冠华的许多处世原则似乎默默地受到周总理很深的影响。例如他从不爱在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串门聚餐。有一次，一位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打了多次电话请乔冠华夫妇吃狗肉，还要介绍几位领导干部的夫人与章含之认识。乔冠华那些天实在忙，另外他也不习惯这种社交活动，所以婉言推辞了。后来，因为这位领导再三邀请，而且直接打电话到章含之办公室，乔冠华对她说：“不好意思不去了，就我一个人去，你不要去了！”章含之说：“人家直接请了我，为什么你认为我不去为好？”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多串门，现在那么忙，你去了一次，碰见那么多人，下次第二、第三个人请你，你去不去？去Ⅱ巴，时间可惜，不去又得罪人。然后你还要回请。人家说我六亲不认，我看还是这样好。应酬多了没有什么好处。以后再互相送东西，事情越闹越多。你不要卷进去为好。”果然到后来，乔冠华处于逆境，他的一位老友来看他，埋怨他说：“当初你在台上，那么多领导都愿意同你来往，你总是除了工作，从不去走动走动。我过去劝你要多来往，你不听，现在你有困难了，平时不走动，也不好有事帮忙才找人啊！”乔冠华则说：“我不后悔。我现在也没有必要到处去找人。我求的是公正，相信党中央会清楚的。”
一九七四年春天，周总理手术之后，开始恢复得很好，但过了几个月病又复发了。第二年秋天，当乔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周总理的病情恶化了。乔冠华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国时，乔冠华同章含之商量想带点东西给总理。章含之说：“你不是从来不给总理送礼的吗？”乔冠华神色黯淡地说：“可是总理现在是病人啊！我想他会懂我的意思。”
于是，他们从自己当时的十美元零用钱中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大盒夏威夷果。乔冠华说总理生平最爱吃花生米，他一定会喜欢这夏威夷果。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准备点总理和邓小平最喜欢的法国新月形面包。
回到北京，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他们夫妇俩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
那时，除了见外宾，乔冠华等人都见不到总理了。
过了些时候，周总理在医院会见外宾，恰巧陪见是乔冠华，章含之是翻译。见完外宾后，周总理招呼两人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乔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周总理颇为动情地对他们说：“你们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收礼的。不过这一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这时，章含之看到乔冠华眼中闪动的泪光，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这一次，当他们离开医院时，周总理和乔冠华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到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乔冠华沉默了一路，章含之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元月八日上午，李先念突然取消了一次由外交部亚洲司负责的客人会见。章含之打电话问乔冠华出什么事了。乔冠华只说了一句：“可能总理情况不好。”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民大会堂开会。
乔冠华回到家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歇了好一阵，他才告诉夫人，中央通知他去开会，成立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他到达大会堂时，在台阶上碰上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谢富治夫人）。她告诉他，从7日开始，周总理病情恶化。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说他最后还要见见一些同志，有些话要讲讲。本来当天下午安排要见乔冠华，但中午总理已经很疲乏，医生劝他下午不要再会客，第二天早上再见。总理点头同意了。没想到八日清晨，病情急剧恶化，他未能如愿见到乔冠华和另几位数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
乔冠华哭了，刘湘屏也哭了。
章含之劝慰他说：“我知道你最后没见到总理难过。不过他最后挂念的几个人中有你，这是种安慰。”
在此之前，乔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一九七三年年底发生的对周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周总理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乔冠华觉得当时在总理需要帮助时，他未能做什么，心里一直十分内疚和自责。
周总理则安慰他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