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逝世之后，乔冠华唯有这件事感到安慰，他曾有机会向总理表示过自己的自责。
围绕着周总理的丧事，当时的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斗争。由于“四人帮”的淫威，国务院发了一道道禁令不许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全国人民激愤异常，置禁令于不顾，从白天到黑夜，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天安门。
乔冠华在那些日子里，一面忙着治丧委员会的事，一面为人民的奋起激动不已。周总理去世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当时在外交部美大司工作的赵稼来看乔冠华夫妇，说起天安门广场的情景，都很激动。乔冠华站起来说：“走，我们也去天安门。”
夫人章含之和赵稼都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他是高级干部，如果被人发现要惹麻烦。
“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乔冠华回答得很干脆。
于是司机老杨开车，章含之和赵稼陪同乔冠华到了天安门广场。那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冬日夜长，天安门广场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关部门故意把一部分灯光熄灭了。但广场内人声鼎沸，许多人打着手电在念悼词，场外络绎不绝地有人往场内送花圈。尽管是黑漆漆的夜，却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老杨把车子停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他们四人就进了广场。
乔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他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活动。老杨怕出事，坚持把他拉回车旁去了。章含之也怕招来政治上的祸事，劝他早点回家。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乔冠华就心情忧郁。十点多钟，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杨开车去天安门广场。他们到达时，聚集的人群几乎填满了宽阔的广场，纪念碑上上下下放满了花圈。乔冠华夫妇走上了纪念碑。
光天化日之下，乔冠华当然被一眼认出来了。人们欢迎他，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从纪念碑往下走时，碰上了几位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他们惊异地发现了乔冠华，抢先几步，倒退着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镜头。
章含之问他：“把你拍进去怕不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吧！”
可他却说：“拍吧，就拍我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如果“新影”还保留了当年的资料的话，人们真应该重温一次当年在重重阴霾下，乔冠华那勇敢无畏的气魄。可是，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后那些真正做过对不起周恩来总理事情的人竟摇身一变大讲如何忠于总理，继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反总理”的帽子扣在乔冠华头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黄镇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曾气愤地说：“老乔对总理的感情我知道。总理去世后他去天安门都告诉过我。”
然而，当有人决意要把乔冠华置于死地时，有谁会尊重历史事实呢？
乔冠华为周总理的后事投入了全部感情。一月十日那天，他护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车队到了八宝山公墓大门口，那里早已围着许多群众要求再看一眼总理，也有人提出保留周总理遗体不要火化。于是哭声、喊声又起，经一再做工作后，方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但一直到半夜十二点多钟，人群依然聚集在那里。
安放在玻璃棺内的周总理的遗体移送到公墓火化炉前暂停，邓颖超双手扶着棺盖，眼睛看着安详地躺在里边的周总理，她守候在旁欷献不止。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几位治丧委员会成员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人们大声哀号不止。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劝告大家：预定火化的时间到了，请大家让开。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烈火，他们不说则已，经他们这么一说，人们一下子拥到玻璃棺前将它团团围住，大声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啊……
乔冠华此时也异常悲恸，他实在太难过了，人们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动感情。他扶着总理的灵柩哭着说：“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这些话哭得更伤心了。您不能走啊！他们拼命地哭喊，把嗓子都哭哑了，眼泪哗哗地往下流，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痛彻心肺，大家用手使劲地抱着棺盖不准殡葬人员过来碰一下，唯恐把总理夺走。
按照邓颖超的嘱咐：总理的骨灰要纯、要干净。警卫、护士等都到火化炉后面的房间去等候。乔冠华等几位部长、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部分医疗组成员及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也都守候在炉旁。大家的眼泪早已哭干，嗓子哭哑，只是静静地等待着。他们通过火化炉铁门上的玻璃孔观看遗体火化时的情形，大约经过四十多分钟，一块块冒着青烟、滚烫的白骨放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上，工作人员洗干净双手，用酒精消毒后戴上医用手套，将炙手的遗骨捻成粉末，小心翼翼地装进白色绸布袋，再将袋子放进骨灰盒里。
随后乔冠华又护送总理骨灰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章含之一整天没有见到乔冠华。当晚，杜修贤打电话给她，电话中，老杜的声音听来似乎苍老了许多，他说：“你这些天要多照顾点乔老爷，我怕他挺不住了……”
当时，章含之确实怕自己的丈夫顶不住了。她后来回忆道，“我听着老杜的电话也落泪了。我深知冠华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忘情地为总理送行的。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半月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下旬，外交部‘率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在外交部的党组会上，有人指着冠华，声色俱厉地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乔部长。你在纽约同基辛格谈判时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苏在搞慕尼黑阴谋’。你在同日本外相谈中日和约时右倾妥协！你的错误是一九七三年总理右倾错误的重复和延续！’一个半月后，冠华顶着政治上的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果然，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外交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个月，当形势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慷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静下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
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灰告别。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员守灵。给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
当时，乔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
他还对章含之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一月中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度以下，乔冠华已劳累一周，坚持在灵堂替总理守了三天灵。
三天过后，乔冠华终于心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外交部要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要求乔冠华出来主持会议。乔冠华因病请假，其他两位副部长也生病。最后在动员大会上，有人讽刺说：“外交部不景气，部长们病了好几个。不过今天早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问乔部长病情，医院说他今天的体温是36.5℃。”言下之意自然是乔冠华假装生病，抵制运动。
章含之参加会议后到医院告诉他，他长叹一声说：“随他们去吧！总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样了。”这时章含之不知为什么联想到一九五七年，乔冠华几乎被打成“右派”，是周总理爱惜人才，把他保下来了。即使这样，到了一九五八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周总理处境困难时，乔冠华还是被定为犯有“右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乔冠华对她讲到那段时期时曾感慨地说：“那时候连鬼都不上门啊！带有亲戚关系的也怕沾边，不来了。”章含之有一种直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能像总理那样了解冠华的又有谁呢？
二
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外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
周总理离开人世，使乔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依靠的力量失去了。身为一部之长，乔冠华还想竭力保护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击。但是，他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更不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因而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设在面前时，他只有身不由己地陷进去。
前面我们引述过的章含之所说的：“但今天的我只对一九七三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的错误却处之泰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究竟如何“与虎谋皮，火中取栗”作“孤注一掷”，又如何被扣上“借刀杀人”的帽子却能“处之泰然”？这需要作点诠释。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张江姚专案组”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编印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其中在“‘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康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标题下，有章含之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给毛泽东的信及影印件，用钢笔书写在5页白纸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们曾听到一件诬告江青、春桥同志的事件。现在想来，这是邓小平在幕后策划的。现将事件经过向主席报告：
去年夏天，大约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约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
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们转报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同志是叛徒。海容、小唐说她们想问问乔冠华同志是否认识王、吴二人。乔说他只知有此二人，并不认识。她们又说，听说江青同志的历史叛徒材料在30年代香港、华南的报纸上有登载，问乔当年在华南工作是否见到过这类消息和文章。乔说他只见过生活上对江青同志的攻击，从未见过涉及政治叛变这一类的东西。关于春桥同志的情况乔说他完全不知道。当时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听说上海有一派贴过大字报说春桥同志是叛徒，后来被压下去了。当时我们都劝王、唐两位不要替康老传这些活。我们说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报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书写下来，而不应该叫两个不了解情况的年轻同志传这种话。我当时说尤其关于江青同志的这些话更不应该传，这样做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小唐说他们这些老同志不会把江青同志的事扩大的，不过她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将来叫她养老，去看看她还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问起此事。但是在她们谈此事后不久，有一次在人大会堂宴会散会时，我见到一个行动有点困难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过，我问她此人是谁。她说“这个人就是吴仲超。”不知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吴出席宴会的。
以上情况特报主席参阅。
含之
1976年4月25日
专案组还对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语：乔冠华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章含之出面，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名义上给毛主席，实际上送给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志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江青气急败坏，写了一大篇话，恶狠狠地污蔑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和坚持同“四人帮”斗争的同志是什么“大、小舰队”，疯狂叫嚣：“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江青所谓的“更大的胜仗”，就是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统统打下去，“四人帮”篡权复辟。
在这个按语下面，还有江青批语的节录文字及影印件：“此类事逐渐会揭发出来，我看他们是否会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吃的（得）饱饱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这本专案材料的编印时间，距“四人帮”被捕仅两个月。康生仍算正面人物，按语保持着“文革”式语言，皆不足怪。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真实目的，以及这两人在历史上是否算叛党，史家尽可继续考证。
据历史学者章立凡考证，毁灭章含之与乔冠华两人前途的，正是章含之呈递毛泽东与江青的这封密信。其时，在外交部人事斗争日益白热化，且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之际，章含之再次将命运寄托于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以“我们”（章、乔）之名，上书告发两名“敌人”——当时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唐闻生、王海容。
信件指出：一、觉察到康生通过唐闻生、王海容诬告江青、张春桥事件，是邓小平幕后策划，所以要向主席揭发；二、唐闻生、王海容曾向老乔调查江青、张春桥的历史，乔冠华表示完全不知道；三、我们（乔、章）坚持原则，劝唐闻生、王海容不要替康生传话，特别指出关于江青的话尤其不能传，因为客观上矛头是对着主席的：四、唐闻生对江青有议论（应当退出政治活动养老），王海容涉嫌有意安排证人吴仲超出席人民大会堂宴会。
意外的是，毛泽东批评此信意在“借刀杀人”，“借中央之刀杀王海容、唐闻生”。
提及这段往事，晚年的章含之感慨，“我一生中一系列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他在我生活的每一关键时刻都主宰了我的命运。”但是，从章含之写这封信的前因后果来看，表面上他们是给毛泽东写信，实际上是给江青送密信，在政治上跟风，用以增加自己的政治“砝码”，这是应该指出的。
据章含之介绍，当时“四人帮”正嚣张一时，大权在握。一九七六年五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指责乔冠华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乔冠华对这突然袭击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他们夫妇俩，说外交部的问题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虽然，这与当时“批邓”整老干部的全国大气候恰恰背道而驰，但他们以及部内的许多老同志却兴奋不已，天真地以为外交部这一方土地在那场铺天盖地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的运动中可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风压下去，保住老干部不受迫害。
此时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时，章含之夫妇意识到，这种奇迹正如海市蜃楼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部毕竟不是世外桃源。
六月七日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关外交部问题会议，会上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人严厉地批评乔冠华不抓外交部的“批邓”运动，而是“打内战”，责令他回去开会，做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