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回家后，百思不得其解，给时任毛主席联络员的毛远新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切都变了。毛远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气对他说：“你自己想想，现在中央要集中批邓，你在外交部干什么了？你从来没有联系外交实际批右、批邓，你自己跟着邓小平有没有错误？为什么不揭发，不作检讨？你组织外交部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来帮你打内战。”
此时，乔冠华已是元气大伤，他被免去了外交部党委书记的职务。
三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在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里，有人并非悲痛而是幸灾乐祸，双目低垂，心里却在虎视眈眈，盯着权力最高宝座由谁来坐7江青一伙的心思一刻也没有离开组阁的名单，满心盘算着如意的人选。也有人对能否继承党中央主席职位信心不足，显得忧心忡忡；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帅们见时机已到，也想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力量，打倒妄图篡党夺权的野心家。斗争最终的局面，大家有目共睹：“文革”终于结束了。乔冠华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成了权力筹码的牺牲品。他在“四人帮”倒台之前已经失意，遭受批判。“四人帮”倒台后仍然遭受批判，竟然被划为“四人帮”体系里的人，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联合国会议每年在九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开会。一九七六年九月上旬，毛主席的丧事还没有办完，乔冠华赶不上当年联大的开幕式了。自从乔冠华一九七一年第一次率团开赴联合国，已经代表中国出席了五次会议，这次是第六次。尽管乔冠华已经失意，但是参加联合国会议还非他莫属，他熟悉情况，有参加国际会议的丰富经验，别人一时无法取代。他只好等毛泽东追悼会结束后再去美国参加联大会议。
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炮制出来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全国大报小报上都是“按既定方针办”，平民百姓谁也不会注意“按既定”和“照过去”有什么本质区别，可是咬文嚼字的人就能咀嚼出这是大阴谋，反党的大信号。乔冠华的倒霉随同这个所谓的主席临终指示的沿用而变得更加深重，有人要把他装进了一个预谋好的“陷阱”里，而他还一无所知。
十月二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时，把原稿上“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删掉了。而据章含之说，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和很多群众认定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讲了“按既定方针办”，因此遭到指责。
其实，写进联大报告和在联大讲没讲，这是不同的两回事。混淆这两回事是违反常识和情理的，是不应该的。在九月二十八日讨论联大发言稿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说，主席逝世，全国都在学习主席遗言“按既定方针办”，联大报告中怎么没有写？根据某政治局委员的这种意见，而将“按既定方针办”写进了联大报告。乔冠华在九月三十日启程时，等不及中央批复，随身带走了这份修改稿。他给中央主要领导人留的便条中说：如中央没有修改意见，就以此定稿。如果中央还有修改意见，请在十月五日上午之前通知他，因为他的发言定于这天上午。——这表明，乔冠华把写进报告和讲不讲分得很清楚，他在等待中央的最后意见。
章含之说，修改稿送上去多日并无回音。十月四日上午她听到外交部有关人说——“当时的主要领导打电话指示说联大报告删去‘按既定方针办’一句”。我问给冠华发电报没有。说已经告诉值班室了。我也就没有再想这件事。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不几日，外交部的大字报就出现了，说‘乔冠华秉承‘四人帮’的旨意，把他们炮制的‘按既定方针办’写进联大报告，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当时我无法和冠华联系，也不相信国内电报去了而冠华竟没有删去这句话。十月十七日，冠华回到北京后，在回家路上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接到电报没有，‘按既定方针办’删去没有。冠华说是在他发言的头天晚上收到的，第二天他发言时已经删去。然而，却没有人愿意让冠华说清楚。上面的领导拒绝见他，党的核心小组会上群起攻之，根本不听冠华解释……没有任何调查就‘定罪’了，理由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全文中有这句话……这天大的冤枉就这样‘定性’了。到处都引用这个罪状，甚至口口声声是冠华老朋友的著名美籍女作家也在她的书里大讲特讲乔冠华‘秉承‘四人帮’的旨意把‘按既定方针办’塞进联大报告。”
然而，《人民日报》在报道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中真的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吗？无论如何，当时的人们应该去查看《人民日报》，去核实一下。仿佛当时没人去做这个最直接最简单而且最能解决问题的事情。
其实很简单的方法是，到图书馆去查阅一九七六年的《人民日报》。十月六日的头版全版刊登的就是“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电”。通栏大标题：“中国政府继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副标题：“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并且不是摘要，而是全文。对这篇全文，笔者认真地通读了几遍，没有发现其中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章含之始终没有查阅当时的《人民日报》，而在乔冠华逝世后，她却抱着为自己丈夫洗刷污点的强烈心愿，漂洋过海，不远万里，到纽约联合国总部的档案库中去查对。总算“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查对，章含之发现乔冠华的发言，不论中文记录，还是英文翻译，都没有“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她喜不自胜。她说：“我请联合国工作人员为我复印了这中英文发言全文，小心地放进我的文件夹，把它紧贴在我的胸口，走出了联合国大门。”
有人说得好：“章含之以为她胜利了，而实际上她做的这些通通是无效功——因为如上所说，《人民日报》在十月六日全文发表乔冠华在联大的发言中，根本没有这句话。”其实根本不用去联大查乔冠华讲话的底稿，何必舍近求远呢？
四
十月十七日，乔冠华回到北京，夫人章含之去机场接他。她告诉他，由于中央的表态，部内已形成打倒他的形势。她至今仍难以忘却他那忠贞不渝的天真态度。他说：“打倒‘四人帮’是大事。我个人受点审查不要紧。我们也有错误嘛！我们没有想到可以这么快打倒‘四人帮’。三四月份想利用他们内部矛盾保住外交部，这至少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表现。我应该向中央检查。其他的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有人可能要利用形势向中央诬告，我回来了就好了。该我检查的错误我会检查的，该说清楚的也会说清楚的。”
然而，现实情况与乔冠华的愿望完全背道而驰。没有人愿意提出让他解释，也没有人想真正了解真相。当他打电话、写报告要求过去几乎天天或经常见面的领导至少能听一次他的陈述时，竟都被拒绝了。任何调查还未开始，向乔冠华甩过来的一句话已是：“你已经陷到只剩下两只耳朵听一听群众的批判了！”乔冠华的绝望是深刻的，他意识到这一次没有人会像过去周总理那样关怀他，帮助他了。他困惑为什么他一生的虔诚换来了如此无情的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