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此，章含之的心平静下来，专心为乔冠华修东山的墓。乔冠华墓的每个细节都是章含之亲自设计的。那平放在地、呈三十度角倾斜的墓碑象征着回归大地与人民，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仰望长空和锦绣河山。对此，章含之认为：“那黑色的大理石墓碑是我一九七二年访问斯里兰卡时，参谒前总理班达拉奈克墓时受到的启发。那个墓身是一块巨大的不规则的黑色大理石，周围五根巍然屹立的柱子象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当时我很受震动，觉得有一种浩然正气在空中回荡。”
章含之在乔冠华的墓上用黑色大理石的用意是体现他一生的坚定和刚直。墓身周围的鹅卵石是在见到他在盐城上小学时的那条天天踩过的鹅卵石小巷后想到的，象征着他从这铺满鹅卵石的小巷走向世界。墓后的塔松是乔冠华生前告诉她，他两次陪同周总理、陈老总出席日内瓦会议时最最喜爱的是日内瓦的塔松，他说陈老总也很喜欢。墓前台阶旁的两棵桂花也是他生前钟爱的。他特别赞美桂花那不起眼的小花朵能散发出如此沁人心脾的幽香。他一直希望在院子里栽几枝桂花和一方清竹。可惜的是，那都是江南植物，耐不住北方的严寒。现在章含之在他墓前栽下了一棵金桂、一棵银桂。她想，每年入秋，乔冠华在塔松的婆娑声中可以闻到阵阵的桂花的芬芳！
一九八五年秋，乔冠华的墓修好了。十一月十五日，乔冠华墓园落成。章含之带着他的骨灰启程去苏州安葬。行前，她感到，自己已逐渐平静的心里仿佛又起了巨大的波澜。这遗骨陪伴了她两年，如今要离她而去，留在那清冷的东山之巅。她突然后悔不该修那墓，因为她觉得，“不该让冠华离我而去。”她突然意识到，“这两年的时间中，冠华无形的存在依然是我赖以生存的一个梦！如今，魂已去，难道梦就从此断了？我久久抚摸着黑色大理石的骨灰盒，难以割舍。最后我断然决定留下一小份骨灰伴我身边。如果我今后飘零到天涯海角，也有他在身边，这个梦将随我远行，给我祝福。”
十一月十七日，乔冠华骨灰安葬仪式举行。章含之在李颢夫妇的陪同下把乔冠华的骨灰安葬在东山墓地。吴县和东山的领导亲自照料一切，使她感激涕零。她把带去的一张放大的自己和丈夫的最后合影放入他的墓穴，紧靠着他的骨灰盒……
一切仪式结束后，章含之谢谢大家，请大家先下山，她想独自最后同冠华在一起呆一会儿。那是江南的深秋，中午时分，阳光和煦，章含之静静地坐在丈夫的墓石旁，她思潮澎湃，往事历历在目：“一切都已消逝，墓穴已被填平，多少昔日的荣耀，多少难平的冤屈都随着一锹锹的泥土埋入了地下。又是那种无边无际的空虚充满了我全部的身心。眼前似乎又出现了十四年前我们的初识，出现了拉瓦尔品第淡蓝色的夜晚和纽约深秋之夜的肖邦钢琴旋律。这本应是人间一段多么美好的爱情，但命运却使它以悲剧告终！”
后人吟诗凭吊：
外交才子乔冠华，风流文采惊联大。
何当乱世易寒暑，留得青冢东山下。
二
乔冠华的墓修成之后，每年的清明，章含之都去扫墓。为了能安安静静陪伴丈夫，她都避开清明的正日，避开蜂拥而至的扫墓人流。每年她去时，公墓的负责人都告诉她，清明节时，来扫墓的人中很多人都要打听“乔冠华的墓在哪里”，许多人上去默哀，还有一次，一位上海的文艺界人士在乔冠华的墓前落泪。章含之的朋友们每逢去苏州，就有不少专程去东山看望乔冠华的。
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是乔冠华数十年的挚友良医。一九八七年他在清明之后去苏州开会也抽空去了东山。回京后他给章含之寄去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吴蔚然在乔冠华墓前默哀，另一张是照的墓前三束已经枯萎的野花。蔚然同志贴了张条说：“哪位来探视冠华，留下野花三束？”
时光又过了几年。一九九一年春章含之照例去东山。公墓已换了新的负责人，他陪章含之上山，就如他的上一位负责人一样，还是告诉她那些动人的故事。
使章含之十分感动的是他还告诉她很多人为了对乔冠华表示怀念之情，决定也在东山为他们的亲人仿照章含之设计的乔冠华墓地修了墓。仅在那一面山坡就总共有二十八个一模一样的墓了。他领章含之去看了其中三个。同去的朋友开玩笑说你应当申请专利了。章含之却无限感慨，热泪盈眶，她说：“不，这不是我的专利。老乔的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感谢人民记得他。”
那天章含之实在非常激动，她请大家下去在公墓办公室等着。她一人长久长久地坐在乔冠华墓前的台阶上。上午刚下过雨，此时的午后阳光从云层后透出万道柔和的光束照耀在满山碧绿的桔树叶上，照耀在山脚下一望无际波光涟漪的太湖上。微风拂来，周围寂无一人，只有章含之陪伴着乔冠华。
此时此景，真的非常感人，章含之独自坐在那里，一切感觉似乎都已凝固。大自然似乎也停在了永恒点上。她望着开始西斜的太阳，想着那太阳几个小时后将从西方地平线上沉没，但再过几个小时，它却又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就这样，周而复始，人的生命有限，而大自然是永恒的。庸庸碌碌的人生也许会随着西沉的太阳从此了无踪迹，但壮丽的人生会化成耀眼的光束循环不止永存于宇宙之间。她慢慢地回头看丈夫的墓碑，她刚刚为之上过蜡的金字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她似乎有一种大彻大悟，乔冠华早已不在那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之下了。他的英魂已融化在这伟大的宇宙间，化作清风，化作细雨，化作阳光。他就这样永恒地存在，无所不在，永远与热爱他的人民在一起。
三
从此以后，章含之的心开始平静下来，也慢慢地适应了把哀思埋入心底的生活。此时想到了要在丈夫乔冠华逝世周年之际写点文字纪念他。于是在那年的中秋节前，章含之写完了《忆冠华》，发表在《家庭》杂志上。她打算每年在乔冠华逝世周年时都写一篇文章，因而一九八六年九月又写了《故乡行》，发表在《文汇》月刊上。作为乔冠华逝世四周年的纪念，她又写了《谁说草木不通情》。
上海的出版人萧关鸿在一九八五年经好友引荐，在史家胡同51号第一次见到章含之。面对这位初次认识的年轻人，五十岁的章含之提及两年前过世的丈夫，泪如雨下。萧关鸿在章含之去世后，撰文回顾了上述文章问世的经过：
二十三年前的一个晚上，我随一位老朋友推开这扇厚厚的大红门，认识了这座四合院的女主人。过去，我只是在电视新闻里看见过她，听说过她的种种传闻。在黑暗中，走过前面的小院，穿过长廊，望见大客厅高高的雕花窗里昏黄的灯光，还是有点神秘感。那年，她已有四十几岁，比记忆中的新闻片里看见的她更具成熟女人的美丽，言谈间处处透出大家闺秀的风韵。她又很亲切随意，让人马上摆脱拘束感。
那天，我们聊到半夜两点。话题自然是乔冠华“乔老爷”，她这样称呼丈夫和前外交部长，是因为毛泽东也这样称呼他。她当时正处在一生中最困难最低潮的时期，满腹冤屈无处诉说，讲到动情处热泪盈眶，最后，还是忍不住在我这个初识的朋友面前流下热泪。
半夜，我已无法回饭店，那时的饭店很早关门。我只得睡在朋友家的沙发上，辗转反侧，脑海里始终是章含之那对热泪盈眶的眼睛。我走进这座大红门前，是带着种种疑惑的，因为我曾经听到过种种传闻，但她的真情打动了我。我开始怀疑那些传闻。
我那时正在编一本有名的杂志，但那天晚上一句话也没提到组稿。我觉得在她生命如此痛苦的时刻提组稿简直是种亵渎。
半年后，我又去北京，又去看她。还是没谈组稿。我觉得她不会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她有话要说，不吐不快，我不需要组稿，她也会写。
又过了半年多，她寄来第一篇文章《故乡行》。她说不知道能不能发表，希望不要给我造成麻烦。信很短，写得很客气。当时我们还不熟悉，只见过几面，果然，在编辑部里有不同看法，有人不同意发表，理由也是社会上的种种传闻。我据理力争。后来折中，文章作了删节后才上版面。
这是我第一次做她的责任编辑。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二十余年的作者与编者的交往。
以后，她写的文章首先寄给我看，几乎她所有的文章都经我之手发表。每次发表，都会引起一点小小的波澜。有时会来一个电话，有时会来封信，领导也找过我。我说应当摆事实讲道理，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写文章，我们照样发表。但没有一个人或者一级组织堂堂正正地来过一份公函或一篇像样的文章。
以后，我们慢慢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对对她了解得更多更深，我才明白，她的生活不仅是一部传奇，而且是一部历史。不管是传奇还是历史，真实是它的生命。而构成传奇与历史的精彩细节，离开真实性便黯然失色。我自己也是作家，任何一点虚伪都无法欺骗我的感觉，任何虚假的细节都无法欺骗我的眼睛。对章含之了解越多，我对那些传闻越无兴趣。因为她本身的传奇包含的巨大的社会历史意义，已使这些所谓的传闻显得微不足道了。
临近乔冠华逝世十周年时，章含之告诉正在北京的萧关鸿：许多老朋友都劝她，说她活得太累，不为自己活着，永远生活在乔冠华的阴影里。她感叹地说，老乔去世快十年了，我大概是应当走出这个阴影了。她说，我想把埋在心底的对老乔的感情毫无保留地写出来，从相知、相恋、相爱，到生死相依。写出来可能会轻松点，以后再也不写了。
章含之一气呵成写了七万字，就是那篇著名的《十年风雨情》，那真挚而又细腻、浓烈而又悲凉的爱情催人泪下。
萧关鸿当时主编《文汇报》“笔会”副刊，他用超常的规格，用4个整版的篇幅连载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全国几十家报纸转载，每天接到读者来电来信，成为文汇报史上少有的几篇引起全国轰动的文章。
随后，章含之在萧关鸿的帮助下，出版了第一本书《风雨情》。有人误以为《我与乔冠华》是她第一本书。其实，《我与乔冠华》是她与其他几位乔冠华的朋友的合集。真正她个人的第一本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出版的《风雨情》，收录了章含之执笔以来写的所有文章。
新书出版时，章含之本来打算来上海为读者签名。报纸发了消息，读者提前四五个小时就到书店门口排队，排成长龙。但是她却无法来上海。
章含之病倒了。医生说，她如果执意来沪，会有生命危险。不得已，她请她的朋友专程从北京送来乔冠华和她自己的两枚印章，萧关鸿和责任编辑代她去为读者盖章，盖到两人手腕发酸手指发麻。
章含之在死亡边缘挣扎了半年，但一次次从死亡线上走回来。她顽强的生命力使她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因为她还有一些事没做完，她还有一些想说的话还没说。
一九九七年，萧关鸿主持的《文汇报》“笔会”副刊计划出版一套《笔会文丛》，他想到章含之的书已经在市面上脱销，便请她再写一篇新作，编一本新书。她写了《那随风飘去的岁月》，回忆她的大学时代。并以此篇作书名列入笔会文丛中。
章含之脍炙人口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也是在萧关鸿鼓动下问世的。据萧关鸿忆述：“进入新世纪后，我到文汇出版社工作，我首先想到的又是章老师，我请她再写一段在外交部的生活。这样她写的各篇文章在时间上就可以串联起来，故事就完整了，好像一部传记，这就是后来那本名扬海内外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他还说：“她的文章是我逼出来的。不是我‘逼’她，她一直不想动笔。我知道她的心情很矛盾，想写又怕写。往事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但伤痕依旧存在。她说：‘重新翻出旧事，犹如撕去那覆盖在伤口上的纱布，再撒上厚厚的一层盐。它又开始流血。’……我希望她开始新生活，不愿她再去触动心灵深处的隐痛，但我又知道她不把这一切写出来，心底的‘死结’就永远解不开。因此，她还是高兴我这样逼她的。”
四
二○○一年的春节，章含之带了她许多年轻的朋友，到上海来玩，她能把旅游团队的活跃气氛调节得非常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