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五年章含之从苏州回来，在忧伤之中夹带着对新的生活的期望。经过了两年痛苦的徘徊，她终于知道自己该怎样活下去了。那年她整五十，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很好的里程碑。她时刻提醒自己，“我不会忘记过去，但正因为这过去，我要再度证实我可以是生活的强者。我需要更换环境。”
那时章含之虽然有一个单位，但仍在原来的系统。那里的许多年轻人对她也不无同情，但在权势与偏见的压制下，她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这时她得到了另一位她永不忘记的长者的帮助，那就是杜润生同志。
被称为新时期“农村改革重大决策亲历者”杜润生，原名杜德。一九一三年生。山西太谷县阳邑村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于一九七九年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三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他为倡导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了大量工作。一九八四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杜润生是其成员。他多次受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农村政策文件，特别是中共中央连续五年的“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为深化农村经济改革，重建农业经营主体——家庭承包制，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经济学家周其仁这样评价自己的恩师杜润生——他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知识，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远见卓识，又一辈子从实际出发。由于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杜润生当然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代表性符号，不过他更是遵循实事求是路线研究农村问题的光荣传统和团队的灵魂。
和袁庚同志一样，章含之与杜润生素不相识。但他们这两位老共产党员同样地珍惜人的才华，同样地对党内发生的许多事情用历史的、唯物辩证的眼光看待，同样地宽厚待人。所以，在章含之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他们两位都曾慷慨地给予她宝贵的理解和真切的帮助。当杜润生的夫人马素芳大姐介绍章含之认识杜老时，章含之对他说她想换个单位做点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欢迎她到他领导的国务院农研中心去协助国际交往工作。
其时，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正在改革的初期，干部的流动还主要是组织分配和调动。因此，杜润生同志的帮助使章含之脱离困境，开始了并不轻易的新的探索。
二
“老人家就是想让自己不停地运转，让自己没时间思考，淡化她的悲伤。”章含之的好友叶荣臻回忆说，乔冠华的离世对她打击非常大，一夜间苍老许多。即便这样，章含之在公众，甚至亲友面前时刻保持着完美的优雅与名门闺秀的气质。
章含之生前的最后职务是中国城乡发展国际交流协会会长。这之前，她曾担任过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国际部主任。一九九○年，又调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当过国际部主任。几年间，组织过几次大型的国际交流会议。
章含之的人缘好，善于交际，她积极从事各项民间交流活动。许多驻华大使以及大使夫人经常到她家里做客。经常参加一些这样的应酬，已是章含之晚年生活的一部分。据说，最热闹的一天，她家里一下子未了十六位大使，还惊动了当地公安部门。
一九八三年和一九九三年，章含之曾两度面临做不做“洋买办”的选择，但她最终没有去做什么“洋买办”。
“我妹妹章眉现在在夏威夷过得不错，算是小康吧。我要去，是最没有障碍的，语言、生活习惯都没问题。老乔刚走时，我想着别再让自己的前半生历史延续下去，真要去也就去了。一九九三年底，国外的跨国公司找我做业务代表、做中国区的总裁时，我就觉得不值了，为什么？就为了钱？”
章含之很风趣地算起那个总裁级别来，什么海外部、亚洲区、东亚区，最后是中国区，“折算下来，这个总裁最多算个处级吧。我不是说做‘洋买办’不好，但对我不合适。七十年代开始，中国进入联合国、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建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交，好多建交谈判我都参与了，好几次做主要翻译，那么多辉煌的外交活动都参与了，突然间要我为一间老外的公司打工，简直不伦不类，转变太大，感觉不对。”
三
章含之曾说过，“当老师是我一生的梦想。”
章含之北外“毕业后，留校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那也是她的第一份工作，留给她的是一段单纯、平静的日子，供她毕生回味。十七年的北外岁月对章含之的影响并不仅仅停留在回忆层面。虽然后来做起了外交工作，但章含之一直念念不忘她的外语教学，退休多年，她也一直在琢磨着如何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做点什么。
章含之自称自己有浓厚的“教育情结”：“当老师是我一生的梦想。”
退休后的章含之，在教育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曾多次试图在北京、上海和青岛等地兴办教育。
“人生自教育始，一路过来，现在很想回到起点上。”在章含之眼里，现在的教育，尤其外语教育，存在好些问题，“想搞些教改实验”。于是，她花了两年时间，筹划与大学合作，实行高校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教学改革；也曾设想与外国教育投资公司合作，办小规模高等院校。“我还想过在几所大学引进新教育课程和管理模式。”
二○○一年五月，上海已是春暖花开季节，章含之每年的这个季节都要来上海小住。这次她刚刚在锦江饭店的北楼住下就有人来找她，来人是上海某外语培训中心的主任，知道章含之要来上海已经等候在这里好几天了。他非常诚恳地邀请章含之出山做他们外语培训中心的顾问，只需要章老师挂名不需要她讲课，每月给她若干工资。章含之听了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等好事呢？有人提醒她说：你不知道你“章含之”三个字的名气吗？尤其做外语教育你的名字可值钱了。于是章含之淡淡一笑回绝了来人，不过，她想要办学的心思更重了。倒不是认为自己的名字值钱才有这个想法，她反而觉得许多社会办学只图赚钱，根本不管教学质量，这非把教育培训办砸了不可。章含之毕业于上海教会中学，她的纯正英语来自教会学校的外籍老师，而且，那时候的上海外语人才大多来自教会学校。她觉得避开“教会”不谈，纯正的外语教学应该是外籍老师更好，所以，她开始有了中外合作办学这个最初的念头。
这年夏天，章含之的美国朋友推荐美国罗瑞特教育集团总裁道格拉斯·贝克与章含之在北京见面，道格拉斯·贝克本来就想考察中国的教育市场，章含之也很想借助国外的教育力量办一所自己向往的教育培训学校，双方谈得很投机，于是就有了后面拉锯式的三年多办学谈判。
其实，这个时候的章含之身体状况很差，她经历过一次大手术，外表看不出体质如何，她只告诉朋友说她每个月的药就得花好几千块钱。最初，章含之曾有个很大的野心，想自己与外方合作办学，后来她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实力，必须依靠一个有规模、有实力的中方机构来与外方合作。开始的想法只是做一个外语教育培训学校，没有考虑做专业培训机构，在与中方数十个国有高校和民办高校以及一些培训教育机构长时间的调查谈判过程中，章含之知道了国家鼓励办有专业特色的职业培训学校，于是，她又开始放弃已经接触的各类高校，转向条件好的行业机构。
二○○二年底，章含之认识了上海锦江集团分管教育培训工作的孙绣华女士，于是，开始了与锦江集团的谈判——办一所酒店管理与英语培训的学校，这时候罗瑞特教育集团正好收购了瑞士的一家酒店管理学院。到二○○三年初锦江集团改革重组，加强酒店管理教育培训工作也正是新锦江集团的重头改革项目，他们有一个理念：酒店管理必须走国际化管理的路。要走国际化管理的路，管理人才哪里来，引进外方合作资源办学校是最快捷的方法。这正是水到渠成的时候，双方一拍即合，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合作正式签约。
这时候还没有人知道章含之身体状况非常不好，跟随她的医生建议她应该回北京住院治疗，章含之硬是完成了这个签约仪式后才回北京休息。
北京的十一月已经是寒风刺骨，章含之十月份回到北京后身体一直不佳，治疗也没有很好的效果。但她一点也不紧张，还时刻在考虑着学校的事。二○○四年三月初，章含之的身体已经挺不住了，她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一边在医院治疗，还一边进行着许多工作。双方确定了二OO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锦江国际理诺士酒店管理学院，成立仪式在上海和平饭店举行，学院董事长问章含之能不能参加成立仪式，这时董事会已经决定聘任章含之为锦江国际理诺士酒店管理学院院长，章含之毫不犹豫地说：“这个仪式我怎么能不参加呢？”医院专门为章含之二十九日参加学院成立仪式召开了讨论会，最后派出了医生、护士陪同章含之参加了那天的学院成立仪式。那天她的颈动脉插着管子，用围巾把管子巧妙地遮住。学院成立仪式结束后本应该立即回医院，可章含之还留下时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用她的话说：“遇到开心的事，什么病痛全忘了。”
事后章含之说到当校长时，她笑得很开心，她说：“虽然我没有酒店管理的经验，可教学管理的经验我还没有丢，我感觉到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摸索和探讨。”
不过遗憾的是，后来章含之因没有办法得到在人员、配置上的自主权而主动退出。她还跟青岛海洋大学有合作办学的意向，介绍梅仁毅等几位北外的教授去做参谋，后来也不了了之。
对于有时“碰得头破血流”，其间一些挫败的来由，她至今没能明白。
“也许太理想主义，也许太幼稚，也许跟现在的时代脱节了，也许我在操作这方面真不行。”但是，尝试和努力，章含之从未放弃。
章含之琢磨着口译培训。“二○○八年北京奥运会，二○一○年上海世博会，都需要大量口译人才。”培训礼仪、介绍西方文化……她都想做。
四
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很寂寞地住在史家胡同，作家白桦经常去看她。“虽然没事可做，但她还是带了几个学生。那么落寞时，她还是要寻找一些生活的意义。心态好，才能经得起波折。”白桦说。他回忆章含之的家里摆满了乔冠华的照片，“她始终沉浸在爱情当中。但与我们聊天时她从不提悲伤往事，而是嘻嘻哈哈，乐观得很。”
一九八五年，日本演员中野良子来访时说她在中国发现了两个很高贵的女人，一个是白杨，另一个就是章含之。几年前，章含之曾于针对大学生的一次演讲中，袒露自己文化不足，不是“才女”。白桦则叹道：“越是见多识广的人，越是感到不足。比如，她经常能滔滔不绝地以既风趣又通俗的语言讲解国际事件，我认为现如今中国女性很少有能像她这样的。她所涉猎的人、事与历史，都是她的亲历，不用学就能娓娓道来。不久前，她跟我说，中国的文学、纪实性作品很好，但为什么不能在国际上普及，就是因为不能用英文写作。所以她正在用英文写自传，看来，现在也无法完成了，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无论乔冠华在世还是去世后，章含之常常为北外的老同学提供聚会场地。章含之很好客，只要大家来，她就管吃管喝。
“她是一个excellentsrotyteller（非凡的讲故事的人）。我们到她那儿玩，就听她讲故事。老乔在的时候，她不多讲。2000年以后，开始讲她跟毛泽东、外交部的事情。听她讲故事，那真是享受，津津有味。她一停，大家就说‘讲下去，讲下去’。”
“我有一次就跟她讲，你啊，一辈子是一个‘good story teller，not good organizer’（擅长讲故事的人，却不是擅长规划组织的人）。”
“她太忙了，连坐下来手机都响个不停，采访啊，谈合作啊。根本没办法持续做什么。没有得力的人帮她，她不是能具体管事的人。而且身体不好。”梅任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