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五三年夏天，已经是共青团团员的章含之，从高中毕业，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
高考前夕，当然要填写报考志愿。章含之原来报考大学的四个志愿中有两个是工科：清华大学的建筑系和水利系，另两个却是文科：北京大学的中文系和新闻系。
当时正值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那一代中学毕业生满怀激情，渴望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去。章含之少女时代编织的文学之梦虽然还萦绕在怀，但受形势所感，她反而将一窍不通的水利、建筑填为第一、第二志愿。其缘由是，在此之前，章含之曾经听过一次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关于建设三门峡水库的报告。这位年仅三十岁的女部长勾画的宏伟蓝图令章含之和其他一大批莘莘学子心驰神往，兴奋得几天几夜都没睡好觉。钱正英的催促使她的理想翅膀飞向了祖国的水利战线，特别是飞向热火朝天的三门峡。
章士钊毫不干涉章含之的选择。章含之想，那时他已认识到女儿的生活道路只能由女儿自己去走，他是不可能影响女儿的。不过后来临近高考时，学校党组织找章含之谈话，动员她到当时的北京外国语学校（一九五四年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外语。
此时章含之情绪很坏，抗美援朝运动之后，中学生里普遍有排外思潮，学外语并非她的愿望。但另一条却又是很坚定：服从组织需要。回到家里，章士钊却很耐心地劝说她，他说外语是一门很好的学科，天地很大。
“我看你学工程不见得一定合适。”章士钊道，“说不定将来学习外国文学对你倒是蛮好的呢！”
对此章含之回忆说：“一九五三年，我中学毕业。原来是要报考清华水利和建筑系的，但是在填写报考志愿前，学校领导找我去说，朝鲜战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还要制造战争，因此我们要时刻准备。战争需要外语干部，所以组织上希望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个学校虽然没有北大、清华的名声，也不叫‘大学’，但它是从延安老区迁来的，是一所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从这一年开始列入北京高等学校招生。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外语，但党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把第一志愿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知道，当时的外国语学院是属‘保密’招生范围。早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干部到全国几个大城市的一些中学去挑选学生了。所以我们后来参加入学考试其实不过是走一个形式。内部名单早已定了。当时，从我所在的女十二中大概一共挑选了五个学生。”
由于基本上已经内定了，因此虽然高考成绩很好，可以进入清华，却还是优先被“北外”录取了。学校远在西郊，章含之一般两周才回家一次，与她父亲章士钊交谈就更少了。但章士钊却始终关心章含之，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大约在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去家里看望章士钊，问起他家里有什么事需要总理照料。章士钊又提到了章含之，说小女在外国语学院读书，望总理有所关照，毕业的时候留在北京，留在二老身边。说着，奚夫人还拿出一张章含之的放大照片，送给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邓大姐。
章含之当时正好在学校，对这一切浑然不知。过了几天，学院的党委书记找她去说了这件事，并说总理办公室关照学校要对她这个“民主人士子女”适当照顾。
那时，章含之正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盼着早日摘掉“民主人士子女”的帽子，章士钊偏偏替她去向总理要求照顾，她可真正地气坏了！
就在那个周末，章含之跑回家，冲着两位老双亲嚷嚷着要他们不要管自己的事，他们去求总理，使她无地自容。
章含之还说，“我要靠自己！毕业以后我也不留北京！”她的这番话极大地伤害了两位倾心爱她的老人，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的悲伤呀！
但是章士钊不仅原谅了章含之，而且若干年后他对女儿自己所走的路感到欣慰和骄傲。
二
章含之被录取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简称“北外”）的前身，位于北京西郊魏公村附近。北外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院校之一，是我国外语院校中历史最悠久、层次齐全、语种最多的高等院校。
其实北外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一年在抗大三分校俄文大队基础上创办的延安外国语学校，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成立的，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所学校又合并了由中央外事组领导下的外事学校和华北联大二部外语系。这所当时设在北平西苑小镇袁世凯原先练兵的兵营里的学校是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外交部培养干部的主要教育单位。最初的时候，千余身穿军装的新生曾由京、津、沪、宁等大城市招来，一律享受供给制，抵京入学之前还在华北革命军事大学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北京外国语学校最初有不少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的子女，如吴甲选（农业部副部长吴觉农之子，前驻牙买加大使）、罗家灌（史学家罗尔纲之子，前驻塞拉利昂大使，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澳门研究所所长）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外一直是我国培养外语人才，特别是培养外交、外贸、对外文化交流及外事翻译人才的主要基地。一九八零年前学校归外交部领导，一九八。年后直属国家教育部领导，一九九四年，学校由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章含之高中毕业、参加高考那年，北京外国语学校首次被纳入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彼时，北京外校属军事干部学校性质，按机密专业要求招生，根据推荐，提前到中学选拔。当章含之应召面聆校领导谈话时，组织上早已看中了这位积极上进、品学兼优的革命青年。
所以，如前述，一九五三年九月服从组织分配的章含之，成为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经过严格挑选招收进来的九十四名新生中的一员。
据章含之忆述：
报到那天，学校派车子从东华门把北京录取的学生接到学校，我和其他新生被直接送到宿舍。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还历历在目。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所被称之为“高等院校”的简陋惊呆了。当时的学校设在靠近颐和园的华北革命大学旁边。那里没有北京大学湖光塔影、曲径通幽的校园，也没有清华大学各个系配套齐全的教室楼。北京外国语学院设在袁世凯当年的兵营里。那灰色陈旧的二层砖瓦楼里，没有像样的房间，看起来更像个大仓库。我们被带到我们的宿舍，那是一间足有一百平米大的空间，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墙，里面放了许多双层的十分粗糙的木制大架子，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床铺！我即使对革命的艰苦有思想准备，但是对这样一个被称之为高等学校的校舍实在难以接受。它粉碎了我对“上大学”这样一个向往已久的梦想，我难以想象，二十多个大学生怎么能睡在这大仓库里？盥洗室就在一进楼门的走廊的左边。在那长长的屋里，有好几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龙头。这一层楼面的学生不分男女都使用同一个盥洗室。最令人止步的是那两间厕所，就设在盥洗室里间，一间男一间女，要非常小心才不会开错那简易门。
我记得当我们被告知，那大仓库是我们的宿舍，那木头大架子是我们的床铺时，有的上海来的女学生当时就哭起来，哽咽地说上当了，她是来上大学的，怎么会跑到这种“蹩脚”地方来。学校可能预见到我们会有思想波动，所以采取了打篮球“人盯人”的办法，派了许多老同学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讲学校的革命传统。“木已成舟”，我们再不情愿也只好在那木架子里安身了。可是到开晚餐时又出了新的问题。我们等待着老同学带我们去学校的饭厅用餐。但结果是，我们被带到伙房外面的一块空地，每个人发给一套碗筷和一个粗麻绳穿的小马扎。老同学说，学校没有大饭厅，取了饭就在这露天的空地上坐在自己的小马扎上吃饭。我们这批学生来自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大城市，没有农村来的，而且大多数人的家庭条件比较优裕。我们难以想象一天三顿饭要坐在马扎上在“露天大食堂”吃。所以众人哗然，说这哪里是个大学，简直是劳改所。
大学也罢，劳改所也罢，这就是我们的大学。不论它开始时让我们多么失望，但后来它却使我们魂绕梦萦，难以忘怀，因为我们毕竟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这个校园。
开学不久，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以其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使我们这批新来的学生为之信服。生活上的艰苦已经习惯，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当时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系云集了一批全国第一流的教师，教授中有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李秉汉……这样一批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青年教师的力量恐怕是全国少见的强大阵营，一大批解放初期向往革命参加华北革命大学的原来上海、南京名牌大学的高才生在经过“革大”培训后都被分配到外国语学院任教，其中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几十年中，他们都是英语系的中坚力量。我们庆幸能在这样优秀的教师指导下进入西方语言文学的神圣殿堂。
我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们一个班的同学真是充满了团结、友爱、奋进的朝气蓬勃的良好气氛。生活也充满情趣。我始终觉得那是个无比光辉的年代，这主要是人们真正向往革命，因而都具有那种无私的献身精神。那时候的年轻一代人似乎心灵都很纯洁，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同班女同学中，陈佩冬是我的好友，我们睡上下铺，我在上面。我们二年级时，李秉汉教授给我们上精读课。其实我和陈佩冬并不相像，我的个子也比她高很多。但不知为何，李公总是把我们两人弄混。他点我名问问题时，总是叫我陈佩冬，而叫陈佩冬回答问题时又叫她章含之。开始，我们还纠正他，后来发现李公认定了我叫陈佩冬，而她叫章含之，我们也就将错就错，反正期终考试，考卷上有名字，弄不错就行了。所以我们全班十五个学生都习惯了在上李公的课时，每当他叫陈佩冬时，我站起来，而叫我时，陈佩冬站起来。我们两人都不计较李公对我们课堂表现的评价。有趣的是，那个学期结束时上最后一堂李公的课，当他叫到陈佩冬，我站起来时，李公突然仔细地看着我，然后说：“Oh，I arn sorry，you are章含之！”我们全体同学友好地都笑起来，李公问：“Have I always been wrong？”（我一直弄错了吗？）我们笑得更厉害了！这件事在相隔四十三年之后，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常常记起。
我们班上有一位调干学生，他叫顾阳光，很小的个子。他是从某个工作单位调来学英语的，已经是个干部，年龄起码比我们大十多岁。他后来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顾阳光身处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之中与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们大家都叫他“小Uncl”（小叔叔）。
小Uncle是带职学习的，所以有工资，对我们这些拿家里零用钱的学生来说，他实在是个大富翁。于是我们常常敲他竹杠。学校往颐和园去的路上有一个小镇，现在它已荡然无存。那个小镇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假日里，我们常常三五成群地散步到小镇去买一大包花生，或是葵花子解馋。有时，我们也去那里的一家饭馆，吃上一盘蛋炒饭。小Uncle就成了我们去小镇的理想伙伴，因为他总是慷慨地给我们这群嘻嘻哈哈的女孩子买足我们想吃的零食，然后我们就会一路吃回学校，小Uncle看着我们嗑着瓜子心满意足的样子，他也总是非常开心，他真是我们的一个好小Uncle！
不过，我们也做过一件很对不起小Uncle的事。记得有一年期末思想总结时，党小组召集我们去开会，叫我们给党员提意见。我们一群年轻孩子，提不出什么意见，但党支部一定叫我们好好想想。实在想不出别的，我们就说小Uncle这个党员什么都挺好的，就是不够艰苦朴素，他和我们去小镇散步，花钱太多。我至今记得小Uncle听了以后用目光注视我们的那种无奈又想笑的表情。我们说完了，觉得内疚，都不敢正视他。后来，小uncle开玩笑地对我们几个“馋虫”说：“你们好啊！敲了我竹杠，反过头来说我不艰苦朴素！以后不请客了！”我们缠住他说：“小Uncle，你可别当真，别生气。我们也是被你们党小组逼得没有办法，实在想不出别的。千万千万，以后小镇还是要逛的！”那些青春岁月是多么美好啊……
当然，生活在一个强调阶级与政治的制度下，即使是一群欢乐的年轻大学生，也避不开政治的干扰。记得我们大约在一年级下学期时，学校在新生中开展了一个“忠诚老实”运动。我们当时完全不懂得这个运动的严重性，因为我们才十八岁，我们十八年的历史除了幼儿园、小学、中学，什么都没有，因此又有什么可以向党组织“老实交代”的呢？后来，我们意识到，这个运动主要是查我们的家庭、社会关系。即使这样，我们也都坦然处之。其实我们入学前，学校人事干部早就看过我们的档案，这个运动无非是考验我们的忠诚程度。
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份详细的交代材料，要交代家庭中的每一个直系和旁系亲属的政治面目和解放前的活动。我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严重问题，父亲是知名的党外民主人士，他的历史其实共产党比我更了解。所以当党支部书记老何看了我写的材料后多次退回来叫我再好好考虑有何遗漏的海外关系时，我不知道他掌握了什么我所不知道的秘密材料。老何是新华社派来学习的调干，是个真正的老干部，和小uncle很不一样。当时新华社派出了一批干部来学外语，准备派出国，老何夫妇大概是其中资历最老的，地位也最高，他到了外国语学院就被指定为党支书。
